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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来个“反动之反动”，要不要回头。答案显然不应该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要找出解决问题和方向、思路，拿出有效的对策，需要先把问题研究清楚。在此，我提出一些问题，请大家思考。
——在中改院“经济转轨与社会公平”改革形势分析会上的发言
过去的二十几年中，中国GDP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但同时也变成了最不公平的国家——人群收入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我想关系肯定是有的。过去的20我年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是在以效率优先的同时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的，政府的政策也是更加地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
问题在于，执政党和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众所周知，...本来是“穷人党”，代表穷人，为什么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里边会偏向于资本，会越来越多地代表先进生产力，而不是弱势群体。在国际上，“反动”是一个中性词，意味着改变。从中性的角度来说，改革开放后的做法跟过去的做法相比，是一种反动。但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我从社会学家那里听到两个词汇，一个叫“社会排斥”一个叫“社会剥夺”。过去这些年政策更多地偏向资本，而不是劳动，更多地偏向于先进生产力而不是弱势群体，就好好像是社会在排斥劳动、剥夺弱势群体。但是，历史地看，在此之前，中国首先经历过一轮非常激烈社会排斥资本，社会排斥资本家，排斥市场经济所引发的先进生产力的过程。在这个历史的过程里，执政党和政府基本上是偏向穷人的。我们刚才说到，穷人组织起来在市场上才有谈判力量。其实，最大的组织是整个国家。我们完全可以把过去的国家组织设想成一个大的垄断组织，甚至一个大的农会。这个组织要保护穷人，并且不受国际资本欺负，因此就要独立自主。但是，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是大家在低水平上的公平，导致的结果是几十年来中国的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这样的组织构造，共社会偏向和排斥是失败的。
正是基于历史失败的事实，政党和政府才开始猛省，并开始经济与社会的转型，转而从过去对资本和资本家的歧视、对市场的歧视，开始变成开门欢迎资本，引入市场。但是，你如何才能吸引资本呢，劳动力的低廉是王牌，土地的低廉是另一张王牌。其结果，劳动力及其资产—土地都被被压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只有自由流动的资本不断扩张，再加上垄断权力变成资本的因素，于是，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出现了我们现在所谈论的一些问题，总的来说，就是可能更多的忽视了劳工，更多的忽视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
所以我们就发现，过去我们歧视了劳工和弱势。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要不要来个“反动之反动”，要不要回头。答案显然不应该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要找出解决问题和方向、思路，拿出有效的对策，需要先把问题研究清楚。在此，我提出一些问题，请大家思考。
社会学家李强提到，目前专家们普遍估计中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可能高达0.5，比正式统计的高。这一点我同意，但是，我以为我们首先要设想一下，这个0.5的系数里面，哪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哪些问题不可以解决，或者说很难解决的。比如说劳工的问题，刚才孙立平上来就讲了成立劳工组织，工人就可以拿到更好的工资。但是我们看到他这个主张和提法，基本上跟美国工人的提法是一样的。现在谁最关心中国的劳工的工资问题，是美国的工人，是发达国家的工人，他们最关心中国工人涨工资了。这种不谋而合里面到底是什么含义呢？恐怕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吧。事实上，我们看美国的情况。美国不仅成立了单个的工会组织，还成立了劳联产联这样全国性的工会。但是在过去几年，劳联产联事实上的权利和作用越来越小。美国的资本家不需要把它的工厂从美国搬出去，只要威胁说“要把工厂搬到中国”，所有工会就都会闭上嘴。美国独立候选人佩罗看到这一点，就提出一个口号，让全球化停下来，我要下车。这其中反映的问题就是，在全球化里面，能够充分流动的资本，相对于不能流动的劳工更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全球化首先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走在劳工的全球化前头，这就带来资本在全球的更有利的位置。不管你是中国的工人，美国的工人还是东南亚的工人都是一样，所以有人说全球化后，出现了一个强者恒强，弱者恒弱，赢家通吃的时代。中国有没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呢？我看没有。中国只要参加全球化，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暂时没有成为现实之前，就很难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设想一下中国现在成立了很多的劳工组织，而且我们成立了全国性的工会，最后极端的结果无非是来个反动之反动，全中国变成一个大工会，那又怎么样？并不能解决全球化中的一些根本矛盾问题。
另外我们还必须思考，对于0.5的系数中所表明的问题，哪些是我们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哪些不是。资源总是有限的，解决社会公平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要建立一个乌托邦，而是要解决最迫切的问题。我们提出社会政策也罢经济政策也罢，主要看是否有效。所以我们必须问哪些是最迫切解决的，哪些不是。
对于0.5的基尼系数，还有一个问题：其中哪些问题应该由政府解决，哪些应该由社会解决。我们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政府来解决，但有一些是需要社会和民间解决的。我们的问题是，历来只有强大的政府和原则性的个人，中间没有毛茸茸的非常丰富、非常发达的社会组织。表面上我们现在有全国人大，西方有议会，我们的人大就相当于议会，但是西方的民主和我们不同。我们的人大都是政府给它发工资的。西方议会的这一群人，却是产生于第三等级，产生于社会，这群人自己有工资，不需要任何人给他们发工资，恰恰相反是国王需要从他们的工资里面拿一部分钱来补收入不足。因此，议会就来了，并且议员们说：既然你要我的钱，你就给我说话的权利。这就有了产权和政权的制衡。中国的许多人想关心弱势群体，想成立互济会之类的东西，但是，有利于收入平均的社会构造还有许多问题。
比如我们都喜欢富人发善心做好事，却没有这方面的激励制度。美国的捐赠制度可以免所得税等等，而中国没有，富人想捐钱的激励就不如美国。再一个例子，美国人到中国来帮助中国人，收养那些弃儿婴儿，那是很困难的，中间要交很多钱，要报很多表，要签很多手续。由此可见，富人要发善心在中国做好事不是那么容易的。
其实，富人帮穷人有许多好处，特别是降低不公平感。我们不仅是不公平的问题，而是不公平感的问题。不公平不一定会导致我们这个社会崩溃，不公平传递的不公平感才会导致我们社会的崩溃。而我们现在的社会显然是大大的忽视了这个问题。
还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0.5中，说哪些问题是市场造成的，哪些不是，恰恰是因为市场改革不到位造成的，哪些问题其实是要用非市场的手段来解决，或者可能下一步的市场化改革就将问题解决了，而另外一些问题可能正好相反。刚才有人提到，清洁工的收入只有他单位人的三分之一，是不公平。但是我首先说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于几十年前，农民工根本不可能到城市来，你来就是盲流，就可以抓你。当然我这样说，不等于我认为市场带来的公平已经很到位了。因此，下一步劳动力的市场化和改革就非常重要，让大家平等地来竞争这把扫帚，就会更好的解决公平问题。但这本身就是市场化的解决之道。
结合上述两点，我强调的是，我们不仅不要把呼吁公平的专利让给左派，也不要把解决公平的专利让给政府。
最后，我们还应当考虑，哪些公平的问题有合理性，哪些问题并不具有合理性。也就是，收入并不是越平均越好，0.5也不是降得越低越好。在一个部门里面由于能力的差距也会造成基尼系数，但由此而带来的一定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
我以为我们必须思考清楚上述问题，才能找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把所有的问题笼统的放在一起，就不容易搞清楚，并且不容易得出清晰的政策结论。
我特别想回应一下前面提到的土地城市化的问题。这个问题产生于城乡结合部，我想可能是目前最大最迫切的问题。我看到的数据，过去几年里面，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那儿拿来土地，再高价卖掉，以此获利9300亿人民币之多。乡镇企业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是以农民的土地来搞工业化，过了几年以后再搞二次创业时，这些工厂就卖给那几个人了，农民照样没有从中得到土地转化的好处。所以，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它的进步的源泉在于它的国际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制度体系中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农民没有得到土地产权，并且政府忽视了弱势群体的利益。现在中国社会最贫穷最弱势的群体是农民，他们从来没有获得他们应当获得的土地的收入，这个矛盾会演变成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矛盾。所以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最需要拿出方案来解决的可能就是这个问题。从长远来看，根本的解决办法，还是应该把农民对土地的所谓的长期使用转变成长期所有，即明晰农民对于土地的所有权。
（完）
来源：[商业博客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