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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说的话不一定都是真理；但经济学家应该敢于为真理(至少他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说话。在基金话题上，吴敬琏做到了。”
在中国经济学界，吴敬琏德高望重。他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有人将中国 的经济学家做了分类，他被归类为善”，就是古语里的仁者。这使他几乎成了同行们不得不绕过去的对手，因为所有经济学术上的论争在道德评判前总是微不足道的。
成为一个道德符号，这似乎是吴敬琏并不愿看到的。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他不希望只凭良心和正义感说话。
他现在要做的事很多：政协会议刚开完，要写总结报告；他正主持的学术项目都是事关亿万人生存状态的大问题：经济转型用什么方式？转型中怎么避免滑入权贵私有化的深渊……他所做的调查与研究，将会对国家的政策制定者产生影响，这一切工作，并不是只有良心就能承担的。
2004年的国庆节假期，吴敬琏几乎一天都没得休息，日程已经满当当排到了12月。
引火烧身的论战
吴敬琏当选2000年央视年度经济人物是因为他说了一句话：股市黑不得。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监察部职员赵瑜纲的两份报告为蓝本，发表了《基金黑幕》一文，引起公众极大的关切和愤怒。实际上，这两份报告在监管层和业内早已公开传看，《基金黑幕》把一些人所共知的黑幕摆到了台前，要继续沉默还是着手解决？资本市场的虚假繁荣，就像一件皇帝的新衣，需要一个敢于直言的孩子。
那个孩子居然是位70岁的老人。
“在揭开还是捂住黑幕的交锋还处于对峙之中，人们期待着经济学家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我在10月29日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敬琏说。
吴的发言被媒体总结为三点：中国股市是个大赌场。全民炒股不正常。市盈率过高。
发表这些言论并不需要高深的经济学识，需要的是一种超然物外的客观身份和敢于说话的勇气。“经济学家说的话不一定都是真理；但经济学家应该敢于为真理(至少他自己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说话。在基金话题上，吴敬琏做到了。”国务院体改办综合规划与试点司司长范恒山这样评价。
自此论战不断。
首先发难的是经济学家。厉以宁、董辅、吴晓求、韩志国、萧灼基五位经济学家，全面反击吴敬琏关于资本市场的种种言论。这场学术之争，最后被媒体和民众的情绪渲染成了忠奸之辩。
皇帝的新衣戳破后，监管层对资本市场的监管力度加强。2001年1月9日和10日，宣布查处涉嫌操纵亿安科技和中科创业股价的案件。到1月14～15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开幕前，政府领导人关于必须对触犯刑律者绳之以法的讲话的消息也在首都传开。股价从1月15日起大跌四天。
有中小投资者开始咒骂“吴敬琏一言毁市”。2001年“两会”期间，吴敬琏在京丰宾馆召开个人记者招待会。当有记者问到如何对待中小投资者的指责时，吴敬琏引用了捷克作家伏契克的名言：“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但你们可要警惕呀！”
2002年1月3日，吴敬琏再次当选CCTV“2001中国经济年度十大人物”，在这项以“影响力”、“前瞻性”和“独创性”三个条件为标准的评选活动中，以最高票数捧走了最高奖——年度人物大奖。
为平民直言
有媒体曾将吴敬琏定位为“贵族”经济学家——因他出身于家道兴旺的三代民族资本家之家。但吴敬琏为大众所熟知却是因为他的平民意识。
虽然他公开宣称，自己从不炒股，但在多次论战中，却一直充当中小投资者的代表。甚至“股东”而不是“股民”的称谓，他都要争取。“这是一个观念和机制问题。这样一种任人宰割的小民，你是不可能真赚钱的。”
顾准是吴敬琏心中一座人格和学术的高山。顾准对百姓苦难的悲悯情怀给吴敬琏印象极深。他曾谈到，顾准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狄更斯的《双城记》时，会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首先想到的是农村里冬天无鞋的孩子们。这种情怀也贯穿在吴敬琏的言行中。
2000年，在被问到为什么会站出来为中小投资者说话时，他答道：“我们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时，不应忘了还有很多平民百姓，他们甚至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机会去谋求体面的生活，当看到一些生活无着的下岗职工拿着自己的微薄积蓄，无奈地投身于极不规范的股市而没有别的出路的时候，我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为他们做些什么吗？”
在吴敬琏的精神体系里，揭示事物真相的专业精神和为民立言的平民意识，本来就是经济学家的职业道德。基于这样的理念，吴敬琏判断事情对错的标准是：“一、是否是真理；二、是否有利于民族”。他所指出的问题，比如股市中的官商勾结操纵市场，比如国企改革中的国资流失，比如我们是走向权贵的市场经济，还是一个立足于公正规则上的市场经济？——看到这些问题，需要专业精神；而说出这些问题，需要道德支撑。
经济学家的道德意识，最后引发的是社会道德的重建。2001年关于股市的辩论，使得那一年成为股市监管年。
“温良外表下的赤子之心”
2004年4月，吴敬琏再赴浙江，考察当地民营经济如何“二次创业”的问题。早在1998年夏天，吴敬琏受朱基之托，行走浙江考察“温州模式”。正是那次浙江之行，他对民营经济的肯定改变了中央政府对浙江民营企业的看法。
学术思想能为当政者采纳，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变革产生影响，同时学术人格为民间所颂扬，吴敬琏几乎到达中国经济学家的崇高境界。人们对他的印象和描述是：简朴，忘我的工作，生活中健忘，但工作起来记忆力惊人。74岁的老人出门考察，20岁的随行年轻人回来头疼了一周，老先生却毫发无伤。
除了国运民瘼这种厚重的话题，吴敬琏的生命里还有什么呢？文学，集邮，集古钱币，做木工，组装电器……当然还有音乐。这是每一个随时保持战斗意识的人必不可少的。在复旦大学，他是音乐欣赏社团的“铁杆”成员。“文革”后期，卡式磁带刚面世，吴敬琏便不惜“巨资”买了一个现在看来像个砖头的录音机。当收音机有了调频广播、播放古典音乐时，他就认真地听和录，积攒了大量的音乐磁带和CD。
辜鸿铭曾经这样描绘中国人的精神：在温良的外表下，隐藏着成人的智慧和赤子之心。这张画像也是吴敬琏的写照。
这些成人的智慧，这些赤子之心，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隐藏在这温良的外表下呢？是和顾准在干校共同劳动，共同争论希腊城邦制度的时候？是在看到母亲以一个企业家的精神，追求妇女解放和民主法治的时候？或者更早，是在60年前的重庆，南开中学的开学典礼上，听到曾经服役北洋水师的张伯苓校长讲，龙旗飘扬的舰队如何在一场海战中全军覆灭的时候……
一切都还在路上。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举步维艰。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时代，也是怀疑的时代……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这是吴敬琏在《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中引用的英国作家狄更斯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