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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学界多年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
有一天，一位学富五车的经济学老教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助理教授一起外出吃午饭。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眼尖的年轻教授发现地上有张100美元的大面额钞票，便弯下腰准备把它捡起来。不料，那位老教授立刻出手拦住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年轻教授不服气，问道：“你如何断定这钞票是假的?”老教授随口回答：“如果这100元的钞票是真的，早该被人捡走了。”
老教授的答案虽然书呆得可笑，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市场的高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在老教授看来，年轻教授是经济学修养不够才会伸手去捡那掉在地上的钞票。
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没人捡，当然还有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等其他原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其实就和钞票掉地上没人捡一样。我们的无奈等待，其实还是和“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分不开。
奥尔森1996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发表了题为《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他认为，能够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释贫富差别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源的秉赋不同，二是公共政策和体制不同。奥尔森在文章中重点排除前一种可能性。
首先，生产技术和知识的缺乏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因为这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购买技术、知识的成本并不高。例如，韩国从1973年到1979年仅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购买专利和技术使用权。即使将所有外来直接投资所获得的利润也计算为技术、知识购买费，总数也不超过同期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量的1．5％。
其次，土地贫乏和人口过剩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如果是，那么从穷国向富国的大规模移民就会明显地缩小两国间的收入差别。可是，虽然爱尔兰在1821年与1986年之间大量向外移民，其人口密度由高于英国下降到仅是英国的1／5，爱尔兰的人均收入在1986年仍然只有英国的5／8。同样，从中南美洲向美国的大量移民并没有缩小这两个地区的收入差别。分析人口密度也可以使我们看到人口过剩、土地贫乏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富国里人口密度高的有不少(比利时每平方公里322人，日本325人，荷兰357人，都比印度的233人来得高)，穷国里人口密度低的也有不少(巴西16人，肯尼亚25人，扎伊尔13人)。阿根廷在上一世纪初人均收入名列世界前茅，但后来人均收入不断下降，现在处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这期间阿根廷的人口密度一直很低，每平方公里只有11个人。
第三，资金缺乏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我们知道，资本应该是从回报率低的国家向回报率高的国家流动。一般来说，富国的资金充裕，资本回报率比较低，而穷国资金贫乏，资本回报率比较高。因此，穷国可以在国际资金市场上向富国举债进行投资，借贷双方都因此受益。研究显示，如果一个印度工人具有和一个美国工人同样的生产力并且提供同样的劳动，那么印度的资本边际产出应该是美国的58倍。即使由5个印度工人来提供与1个美国工人相同数量和质量的劳动，印度的资金回报率仍然数倍于美国。当今世上有多少投资家、多少跨国公司无时不刻地关注着赚钱的机会。印度和美国之间如此巨大的资本收益差别必定会吸引许许多多的投资者把资金带到印度去。如此一来，印度就不愁资金缺乏了。问题是，投资者并没有从富国蜂拥到资金贫乏的穷国去，国际资本流动更多的是在资金充裕的发达国家间进行。由此可见，资本边际收益的落差是掉地上捡不起来的钞票，有其他原因使投资者在穷国中无法享受资本应得的高回报率。
最后，人力资源缺乏也不是国家贫穷的主要原因。奥尔森将人力资源分成两种类型：一是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它包括个人拥有的生产技术、勤奋的劳动态度、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以及创业、冒险的企业家精神。这一类型的人力资源在给定的社会体制和公共政策下能够提高个人的市场收入。二是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它包括公德心、诚信、对公共政策的贡献以及为了做贡献而学习的知识。有关公共政策的知识和为制定正确政策做出的努力是公共物品，是无法在市场上交易的。公共物品型的人力资源只能通过影响公共政策和体制间接地影响个人收入。奥尔森发现，从穷国向富国的移民能很好地说明问题，因为从移民身上我们能够分离两类人力资源的效果。新移民虽然带有两种类型的人力资源，但由于其人数少，一般不足以对接受移民国家的公共政策和体制产生影响，因此对其个人收入起影响的只是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研究发现，美国的新移民，无论移民前国家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1／5还是1／10，其收入是同等条件(同样年龄、性别、学历)美国人的55％。另外，根据美国1980年的人口普查报告，海地移民的平均工资是西德移民的一半。但是，海地的人均收入却只有西德的1／10。可见移民前的低收入并不完全是因为这些移民的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太低造成的。同样，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的差别不足以解释许多国家和地区之间个人收入和经济表现的差别。奥尔森应用排除法使我们看到，决定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包括技术、知识、土地、资金和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秉赋，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亿万元钞票掉在地上没人捡!要捡起这巨额钞票，必须靠千万人的分工、合作，必须有对私人产权的绝对保护以及对合同的公正实施。好的体制和政策能够保证对产权长期有效的保护，杜绝任何形式的掠夺，激励人们从事分工、合作的创新生产活动，特别是“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捡不来”、“不让捡”或者“捡了也白捡”，关键是体制不行、政策不好。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的事确实也不少见。莫斯科街道上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一方面，沿街的店铺大量空置；另一方面，街道旁涌现出许多金属做成的箱型销售摊。在高峰期的1993年，莫斯科街道上有1．7万只这样的金属箱子，一眼望去就像是置身于金属森林之中。为什么在莫斯科寒冬里沿街叫卖的商贩不搬到温暖的店铺里去?为什么沿街店铺的拥有者要放弃可观的租金收人?为什么掉在街边的钞票多年没人捡?密执根大学一位叫黑勒(Michael Heller)的年轻教授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于1998年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反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的概念。 大家也许对“公地悲剧”的概念较为熟悉。“悲剧”的产生是由“公地”的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而且没有人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结果是资源的过度使用和枯竭。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它们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黑勒的“反公地”正好有相反的产权特性。“反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也有许多拥有者，但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资源，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反公地”的产权特性是给资源的使用设置障碍，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就像在一间房子的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十几个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率非常低。黑勒发现，莫斯科的沿街店铺和这间房子十分相像，具有“反公地”的产权特性。
直到1995年，俄罗斯95％的商用房地产仍然由地方政府拥有。其中，莫斯科国有店铺的产权结构尤其复杂，存在下面四个问题。首先，每一种产权有多个拥有者。例如，6个政府机构共享出售权，5个机构有权得到售款；3个机构有权出租店铺，5个机构有权收取租金。第二，产权的非对称拥有。有权出售的不一定有权获得售款；有权出租的不一定有权收取租金；有权决定用途的不一定有占用权。第三，拥有产权的政府机构和机构中掌握决策权及实际控制权的官僚利益不一致，产生“委托一代理人”问题。第四，占用者一般无权将店铺转租。支离破碎的产权结构就像是一篓螃蟹，你夹住我的后脚、我钳住你的前腿，谁也动弹不得。莫斯科的沿街店铺有许多拥有者，他们都拥有阻止他人“开门”的“钥匙”，但谁都无法自己“开锁进门”，正好符合“反公地”的定义。
很明显，“反公地”的产权不是虚置、不明晰的产权，而是支离破碎的产权。“公地悲剧”可以靠明确产权来解决，而“反公地悲剧”则需要以整合产权来化解。那么，私人企业家有能力运用市场的力量对产权进行整合吗?从莫斯科沿街店铺的产权结构可以看出，做小买卖的生意人要在众多政府机构的“迷宫”中找出所有关键人物进行谈判，向他们购买产权，并且确保交易合同能得到顺利实施，的确是一件极其困难、交易成本极高的事情。对比之下，在莫斯科街边摆个金属箱销售摊子反而容易得多。先给消防局、供电局、城市建筑管理局等单位的主管送礼，得到他们的批准后再买通审批营业执照的工商管理官员，贿赂税务官员，向黑手党交保护费，事情就办得差不多了。当然，这些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一位叫卡拉莫夫的摊主这样说：“摊子设起来以后你还要继续行贿，不然他们会把它封了。黑手党是最容易对付的。他们不会要价太高，要多少拿多少，不会多拿。最难的是行贿。你送钱得送对人，不然白送。”卡拉莫夫的做法是在政府办公室外连续呆几天，见到官员就送些糖果和小礼物，最后总会有好心人指点迷津，帮他找到目标对象。摆摊子有章可循，租店铺却无门可人。结果必然是金属箱子越摆越多，店铺仍然闲置街边，掉在莫斯科街道上的钞票还是捡不起来。
中国“反公地悲剧”的一个例子是福建省前副省长张遗记述的关于闽江河沙的故事(见张遗著《觉悟：一个计划经济者的反思》，香港社会理论出版社1992年版)。话说日本东京的水泥厂每年需进口淡水沙300万吨，而福建闽江上游的洪水每年给闽江口带来700万吨河沙，阻塞航道。把闽江河沙卖给东京水泥厂既能疏通航道又可以赚取外汇，是捞起“掉进河里的钞票”的好事情。日本议会日中友好议员协会会长古井喜实1979年给邓小平写信，要求福建长期提供闽江口淡水河沙。邓小平批示支持，李先念也批示赞成。没想到闽江河沙是“反公地”，诸多的“产权拥有者”都想得到掉进河里的钞票。外贸局认为河沙出口属于外贸，应该归外贸局经营。交通航运部门则认为挖沙与清理航道分不开，应该由他们经营。建筑材料局又说河沙属于建筑材料，国家分工属他们经营。还有集体所有制的闽江河沙队，说是历史上他们以挖沙谋生，国家不应与民争利。这些单位相互间不断扯皮，一拖6年，日本方面只好作罢。掉进河里的钞票最终还是没有捞起来。
对“反公地悲剧”问题，政府部门近来有较明确的认识。据报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军扩认为，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同一企业的所有权由不同的政府机构行使。例如，人事权和监督权掌握在企业工委和国企监事会手中，收益由财政部负责，薪酬则由劳动部审定。其结果是，每个机构都可以从某个侧面向企业发号施令，但谁都不对企业经营的整体结果负责，也不可能负责(《联合早报》2002年11月17日)。意识到产权支离破碎的弊端，十六大提出了在中央和地方设立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以确保国企所有者责、权、利的统一。建立统一的所有权代表的确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步骤，它的目的是通过整合产权来解决“反公地悲剧”问题。
诚然，在交易费用很高的情况下由政府出面整合产权要比市场整合有效得多。应该注意的是，现有的产权拥有者不会轻易放弃既得利益，而产权有偿转让的方案则会使问题复杂化。另外，“委托一代理人”问题也将继续存在于独立、统一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之中。
来源：[经济学茶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