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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很可能是全球化中最大的赢家。”美国海军学院（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的政治学副教授邓勇（Yong Deng）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中国的外资接收量大，现在几乎超过美国；中国的出口量大，并能用自己巨大的市场换取技术转让。环顾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得到如此多的优势。”
然而，中国的全球化收益却招来了一些人的恐惧和憎恨。2004年9月16日，因不满中国华侨开办的制鞋工厂抢走了当地西班牙同行的生意，西班牙埃尔切（Elche）的暴民放火焚烧了中国侨民的鞋厂和仓库。10月13日，美国纺织业主们再次联名向布什政府施压，要求其延长即将于2004年底到期的进口配额限制，保护美国的纺织工业。
对此，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高级研究员马库斯·诺兰德（Marcus Noland）义正严辞地说：“纵火是犯罪。用合法方式要求贸易保护虽然很可叹，但是总没有用暴力手段那样令人生厌。”
茅于轼；“反倾销条款毫无道理”
在西班牙焚鞋的熊熊烈火中，中国人不免有点悲愤，有点委屈。当初中国刚开放国门时，像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由于技术落后，必须接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大批量产品倾销和国内经济受到的冲击，效率不高的国企纷纷倒闭，“下岗”一时间成为谈到中国经济问题使用最频繁的字眼。中国人，尤其中国工人，咬咬牙，只好自谋生路，因为接受这是中国加入“自由贸易”的代价。但如今，当中国有优势向西方出口加工业制品时，发达国家却高高竖起了贸易壁垒。
邓勇将之总结为“平坦游戏场（level playing field）”讨论的核心问题。他说；“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是否有同样的竞争环境？在这种联系中，工业化的过程符合这一定律。 后发展的工业化国家面临着先进经济体的强大竞争，需要更多额外的市场帮助其腾飞。”
但问题在于，西方国家不但没有给予发展中国家这样的帮助，反而设置了如“反倾销法案”的重重阻碍，尽量排挤后者的市场份额。国际贸易中跳动着畸形的音符。
“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反倾销”条款是最没有道理的。”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接受《华盛顿周刊》采访时说，“交易之所以能实现，一定是价格高于成本。而世界贸易组织却认为中国存在压低成品扩大出口的现象。他们解决问题的办法居然是用新加坡的产品价格审查中国产品的真实成本，简直滑天下之大稽。”
茅于轼说，新加坡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富国，而中国却是没有完全实现市场经济的穷国，二者的商品价格并没有可比之处，更不能作为标准来衡量了。而且也没有必要，要知道，没有国家会赔钱出口的。
站在经济理论的高度，茅于轼认为，“国际贸易的道理就在于，商品总会在各国之间选择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生产，这些成本低的国家在此类商品中的出口就会占优势。贸易总是要让各方都受益，否则受损失的一方一定不干。因此，国际贸易中的‘反倾销’从理论上讲，根本不是问题。即使是问题，也没有解决方法。这是国际经济体系自身调整的必然过程。”
“虽然一个完全由自由贸易主导的世界可能是最理想的，”曾在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的诺兰德说，“但现实是所有的民族国家政府都会因为国内政治原因，插手保护本国一些团体的利益。”
“拿美国来说，我们保护纺织、服装、农业产品（如糖）之类的轻工产业。服装和纺织品贸易壁垒是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诺兰德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反过来，中国也在保护自己的生产商，比如农产品和金融行业。美国农民和银行家都在抱怨中国在这些领域的政策。”
虽然茅于轼从理论高度出发，诺兰德更多现实考虑，他们在对国际不平衡问题下最后结论时却走到了一起：贸易不平衡问题发生在许多国家之间。因此，我们需要WTO，它作为双方谈判、协调的重要机制，逐步达成减少贸易壁垒的共识。
诺兰德：“他们害怕在和中国的竞争中自己会丢掉饭碗”
邓勇对于西班牙的“焚鞋”事件和美国纺织业主对中国产品的抵制并不吃惊，他说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自然”反应。
“国际社会中不乏其例。1999年针对WTO的‘西雅图战役’（Battle of Seattle）就闹得声名狼藉。西班牙和美国对于中国进口逆差的反应也属此列,”邓勇说。
1999年12月，当WTO的代表们在美国西雅图的高峰会上讨论贸易协议时，来自世界各地五万多示威者捣毁商店，墙壁被涂鸦、公共设施被纵火、城市交通被取消、会议开幕式被推迟、防暴警察束手无策。西雅图城市被迫实行自二战以来的首次连续两夜宵禁。这一事件被称为“西雅图战役”。
“全球化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邓勇分析说，“一方面，自由贸易的力量能创造更高额的效率和财富，另一方面，在消除各国间的贸易保护壁垒的同时，也让这些国家变得更脆弱，激起他们的抗拒反应，甚至有时是暴力行为。”
然而，对过激反应的理解并不说明它的正当性。诺兰德指出，“我们可以将它解释为某些组织对中国进入世界经济体系的恐惧反应,他们害怕在和中国的竞争中自己会丢掉饭碗。”
“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发展最终会让自身和世界各国都受益，但是我们也要承认，作为一个低廉商品出口的经济巨人，进入世界贸易圈的中国会影响到某些国家的某些人。”诺兰德对《华盛顿观察》周刊说：“但恰当的反应不应该是纵火焚烧，或是阻断进口，而是完善本国的薪金保险制度，对工人进行再培训，将他们调整到新的、薪水更高的工作职位上。”
茅于轼再次从理论的角度解释道，“国家间的贸易有两个角度。静态看，国际贸易符合双方利益。但从动态角度看就比较复杂。中国向美国出口纺织品，对中国纺织业当然有好处，但是美国国内企业要做调整，在短期内就会有损失。但是这种调整是必须的，不可避免。因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化是大趋势。”
“其实与中国相比，美国的自己调整能力要好得多。”茅于轼退一步说道，“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倾销商品的抱怨，只能说是西方国家由于自己的困难，有实行自由贸易‘双重标准’的倾向。”
邓勇：中国是经济崛起中的特例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是在实行“市场导向型政策”，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崛起的。但邓勇却指出，在国际经济学研究中，中国往往被作为特例来看。
“中国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不同，除了它巨大的市场外，在于它不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有优势，还在某些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中领先。”邓勇在采访中举例说明，“中国的冰箱、冰柜占到美国市场份额的30%左右。中国的航天工业已经能将载人飞船送上太空，并能为其它国家发射卫星。因此它的经济行为对国际市场的冲击不是其它发展中国家可比的。”
邓勇说，“当初，亚洲四小龙腾飞时，美国几乎是放任的态度，让它们对美国自由进口。而对于今天的中国，就会有更多政治和战略角度的考量，市场准入的门槛就比较高，中国加入WTO时作出的让步也比别的国家多。”
熟谙中国国内经济现状的茅于轼反而觉得，加入WTO虽说是挑战，但是中国的一些产业还是从中受益了。“中国在金融开放、汽车进口等领域也面临减少配额的问题。”他说，“加入WTO后，中国的汽车进口配额就在不断减少，关税降低，同时对国内汽车制造业做了大量调整。让它们逐渐实现从‘被保护’状态到‘没有保护’当中。这是中国入世的一大好处。”
能搭上全球化这列经济快车是中国的幸运。但邓勇也提醒说，“中国应该心平气和地看待在全球化中的经济崛起，学会玩“给予和拿来”（give-and-take）和讨价还击（rough-and-tumble）的贸易游戏。在将全球化的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中国应该为维护自由贸易之路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的稳定作用。在减小不稳定因素的同时调整人民币汇率也是负责任的中国应该做的。”
邓勇同时指出，从西班牙“焚鞋”事件中，中国企业应当看到自己的不足。“‘酒香不怕巷子深’的理念应该为积极的公关战略代替了。”他说，“中国公司必须学会做好生意的一部分是逐渐融入外国的地方社区，作那里的好市民。换言之，他们要重视公共关系，学学麦当劳如何投资当地的教育项目，微软如何为当地社区捐款。而这一点往往是中国商业中容易被忽视的。”
中国应推动地区相互依存
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势不可挡，而各国政府或多或少都面临着这样的尴尬：如果处理“自由贸易政策”和“本国国内产业保护”的两难处境？
“经济全球化并不是否定竞争。民族国家由于国内的社会福利保证或是控制工业竞争的制高点（Commanding Heights）会或多或少抵制全球化。这总是经济民族主义、新重商主义、权力政治，与全球化、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邓勇说。
“看看欧盟经济一体化，看看北美自由贸易区，就知道各国政府应该向哪方面发展。”主张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茅于轼说，“中国和可以和东盟、日本可作。看看欧盟，已经实现的统一货币了。”
然而，由于地缘政治和安全的顾虑，欧盟会不会惧怕中国的崛起而不敢与之走近呢？茅于轼的答案是否定的。“如果说东盟各国害怕中国在身边的崛起，还不如害怕日本。虽然日本人口只是中国的四分之一，但是国民总产值却比中国还大。 国际经济的圈子崇尚的是公平贸易，任何国家都能自由选择合作伙伴。有这样一条恒定的规律在，就无所谓‘害怕’了。”
精通政治学的邓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稍有不同。“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中国经济治国之道（statecraft）的重要部分。中国要依靠经济优势提高在东亚的地区地位，实现与他国的双赢。”他说，“由于中国比周边的邻国都大很多，像欧盟那样实现经济一体化不太现实，但是促进地区相互依存还是可能的。”
从安全战略的角度出发，邓勇认为，“中国能做到的是：首先，加强周边经济合作，换取经济筹码。比如，中国敢于与新加坡、泰国和柬埔寨签署农产品（如白菜）的‘早期收购’计划，10年后，实行地区内农产品进出口免税。而注重农业保护主义的日本和韩国，就不敢这么做。因此，中国可以从中得分。”
“其次，利用手中的经济筹码，发展周边和平，减少邻国对中国威胁论的恐惧，争取更多的安全收益。”他说，“比如，在中、日、韩、俄东北亚四国经济高度依存的局面下，美国也要在朝鲜核危机问题上采取由中国协调的六方多边会谈机制。”
而实现这一切的前提当然还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开放的国际环境。正如诺兰德通过其研究而总结出来的：“民族国家强制保护主义的政策通常是偏狭的国内政治在作用，并不是一个考虑周全而有远见的政策。”
诺兰德说，“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往往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们挂在嘴边的‘民族大义’，没有竞争力的公司和企业总是将自己包裹在这种‘民族主义’当中，好像纺织品能从爱国主义中得到保护一样。其实从纯经济学角度讲，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最后，他举出18世纪英国文坛大师塞谬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名言作为结论：“爱国主义是无赖们最后的避难所。”
来源：[《华盛顿观察》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