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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行情之后，股市再度陷入低迷。近来高层不断催促监管部门积极落实“国九条”，然而，市场无动于衷。其间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传言，四季度股市将面临着1500亿元左右的融资压力。试图从国内Ａ股市场上融资者，都是大型国有企业，包括中行、交行和建行三大国有银行，还可能包括中石油，宝钢股份(600019)(相关,行情,个股论坛)和华夏银行(600015)(相关,行情,个股论坛)也有再融资计划。在如此沉重的融资压力下，没有哪个投资者敢于冒险入场。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可以清晰看到中国股票市场一个公开的秘密：股市的主要职能就是为国有企业融资，尤其是近几年来，为大型国有企业的改制服务。而在这样的股市中，政府一身兼有多种角色，并追求着大相径庭的目标：
第一，政府是股票市场的监管者。政府追求的是市场本身的稳定和繁荣，尤其要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第二，政府是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和将上市公司的超级大股东。作为这一角色，政府要追求上市公司利益最大化，让上市公司融到更多资金，减少对上市公司的约束，将更多利润留给公司而不是派发给外部投资者。
第三，政府是大多数资金的最后拥有人。可以说，市场中的主力资金，可能来自证券公司、上市公司，也可能间接来自银行，而这些均属于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政府对其具有最终的话语权。就这一角色而言，政府追求的是投资收益最大化。
当然，在政府内部，不同的角色是由不同的部门来扮演的。不过，在目前的框架中，这些机构都是政府的组成部分，他们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经由行政系统内部的协调或命令机制，也很容易达成政策上的共识，也许可以叫做“共谋”。
看起来，政府本身可以在几种角色之间自如地闪转腾挪，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市场的节奏。比如，政府可以很轻易地出台救市措施，它可以以资产之最终拥有人的身份，下令保险业资金或国有企业资金入市，向市场注入资金，通过这一措施，政府也很好地履行作为监管者维持市场繁荣的职责。而一旦市场繁荣，政府就可以让更多国有企业上市，从而增加自己作为国有企业最终拥有人的收益。
然而，政府要在上述三个角色的跷跷板上，始终保持平衡，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股市中所出现的问题，未必可以有两全其美的结果，更不要说三全其美了。在几种利益、几个可能的结果之间，政府有时不得不进行抉择。
问题恰恰出在这些时刻。根据常识，政府容易倒向组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的利益，具体地说，就是看重上市公司的利益和主力资金的利益。因为这些群体具有强大的利益凝聚力，在中央政府中拥有代表机构，因而，具有体制化的游说能力。并且，他们是国有资本，他们可以宣称，自己的利益就是国家的利益。政府对于这一点也不能否认。
反过来，比较抽象的、无形的利益，也即股票市场的秩序本身，尽管很重要，但却通常会在政府进行政策抉择时被忽视。同样，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也经常容易被忽视。他们尽管人数众多，但却没有组织化的能量，缺乏必要的游说力量，同时，在政府内部也没有一个机构来代表其利益。这样，在政府内部就股市政策界限进行辩论的时候，没有人替他们说话。
人们通常将我们的股市形容为“政策市”。其实，尽管都冠以“政策”之名，但不同的政策却来自扮演不同角色的政府之手。关于股市的公共政策，往往是政府内部各种力量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市场监管者的角色则在几种角色的冲突中经常落败。
这样的趋势恰恰可能有悖于政府应当具有的首要美德：公共性。就股票市场而言，政府的主要职能其实是维持公平合理的股票交易市场秩序本身，而不是维护其中某一方的个别利益。当然，在中国，政府同时承担几个角色，本身是由股市的特殊结构决定的。而这样的结构，短期内恐怕无法改变。
那么，在基本结构改变之前，解决的对策是，在几种角色之间建起隔离墙。从制度上设想，可以尽可能地增强政府内部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机构的独立性，并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比如，国资委可以改隶全国人大；证监会和银监会逐渐成为与行政系统有别的“独立机构”。这样一来，各个机构在决策的时候，主要追求自己法定的目标，可以增强政府内部的张力，提高达成共谋的难度。与股市有利害关系的几个机构之间互相制衡，或许可以维持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