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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九条”，有关部门陆续出台了多项重要政策。其中，证监会“重处违规券商”和央行“关于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的相关举措，尤其受到市场关注，因为它们将会给市场带来本质的变化。
事实上，积重难返的券商还从来没有引起过如此广泛的关注。在个别券商出现问题或者被接管、托管的同时，不知道还有多少券商正在低迷的市道中继续等待。
中国有多少陷入困境的券商，事实上并不重要，因为从各方面分析，我们可以确认，中国只有一家大型的“联合证券”，一般的券商，只是这家“联合证券”的一个“部门”而已。券商表面上的“国有属性”、“特殊行业属性”，最终形成了中国的“行业”布局。这些券商，总注册资产大约120亿美元，但它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流通市值大约2500亿美元的证券交易市场、价值近3800亿美元的“不能流通”的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以及具有相当规模且不断发展的债券、期货以及货币产品的多家“交易所市场”。
所以，每当中国的股市、期市、债市，稍有风吹草动，券商都可能陷于“技术上破产”的境地。船小浪大，这很正常。客观地说，在中国股市历经三年大熊市以后，特别是“新疆德隆”崩溃以后，决策层早已经意识到，券商如果不能进行彻底的大变革，资本市场也难以健康生存与发展。此外，由于近期国际金属市场重挫以及国际原油价格飙升，出现新的“交易变量”，所以变革的主要进程，也被大大地提前。在我们国家，问题出得最多的地方，一定是改革“最滞后”或“最激进”的那些地方，当前的“券商改革”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中国券商制度和股市制度都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拯救证券行业需要大政策、大抉择，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真正需要拯救的，是面对“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资本市场。
因此，多家部委正在重新整合券商的历史负债，打通券商的融资渠道。当然了，如果我们从宏观层面看问题，没有国家信用的潜在的“担保”和支持，券商难免产生“地震”，进而成为潜在的金融危机的诱发因素。
事实上，我们只有长期坚持采用市场化的改革，才能解决券商的资金需求。现在，通过引入部分“货币市场产品”，引导券商可以在“场外货币市场”融资，对于券商合理的短期融资需求，是一定的缓解作用。但这可能还不够，从未来分析，我们应通过《证券法》的进一步完善，扩大“证券”的品种，最好把“银行票据”、“理财合同”一并归入“证券”的“范畴”(这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规范)，才有可能完成“国九条”的最后落实。
在十多年里，在中国经济转轨的特定历史时期，我们曾经成立了比较多的券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券商都可以发展壮大，但其中必然有较为规范者，可以代表券商中的强势企业。坚持其专业化，坚持做细分工，可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是更加适合中国券商的发展道路。要知道，一切历史上已经有过的、现在还在运行中的、或者未来将出现的“券商体制”，都不是“完善”的，也不可能是“完善”的。所以，中国券商还应当以中国的市场体制为主，争取做大做强。
我们知道，海外存在不少大券商，它们有企业制度的优势、市场制度的优势、法制社会的优势，确实表现了很高的活力。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海外“资本市场”的“活力”，与海外券商的“活力”，完全不是一回事。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必须舍去其中之一，这多多少少是一个风险：今后，我们要么是一个有活力的证券市场、但比较脆弱的“券商体制”；要么是一个失去活力的证券市场、但可以存在许多依靠银行业与国家信用支持的、“誓不低头”的“强势券商”。
任何一个经济体制都必然有其局限性和缺陷，尤其在面对急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更是如此。改革并不是万能的，发展的追求却没有止境，在“新鞋子”与“旧鞋子”之间，存在彼此消长的“竞合”关系。
所以说，一个好的市场机制，其判断标准实际上主要在于它是否具备在面对风险时的自我调整能力。一个“欠好”的市场机制，只是不准备进行、甚至拒绝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的“僵化体”。
改革，在正常的情况下只是改革“相互制约”的利益关系。市场经济不是哪一个个人或哪一届政府、哪一位天才学者所能“设计”的，而是在社会公众的参与之中，经过长期的、基于自主交易原则的演变，而逐渐形成的规范。
对此，与国内券商相比较，正在加速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证券经营机构，具有多方面的竞争优势。在未来，中国券商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的市场前景，但我们必须面对、必须追求“阳光市场”的“热效应”，因为阳光下的市场，更适宜改革与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