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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纲：解决“处置权”是国企改革关键问题
人物简介
樊纲，1953年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经济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1年获孙冶方经济学奖，1992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产权改革是国企改革的核心。然而，在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实践中，产权如何评估？如何防止产权改革过程中的国有资产流失？今年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的“郎顾之争”，更是使这个问题被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关注高度。
针对目前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中的种种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了目前有关法规建设的研究过程中正在进行的一项有关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框架研究的初步成果，从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进一步改革的角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设想和模式——即建立一套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这个体制必须充分体现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处置权，从而使今后的经济体制改革能够发生有序的变化，使国有资产形态的转换、国有企业的有进有退可以在一个法制的框架下进行。
他表示，今后二三十年可能是体制转轨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型的一个重要时期，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转型也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条件。
解决好“为什么管”的问题
记者：前一段时间，社会上对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存在很大争议，有人认为产权改革会造成严重的国有资产流失，您对于这些争议怎么看？您所提出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其基本框架、理论基础在什么地方？
樊纲：国有企业改革中要防止或最大程度地减少国有资产的流失，就必须重新思考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进一步改革问题。
为什么要管国有企业？管国有资产又是为了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首先应考虑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
第一是管什么的问题。现在我们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还是在管国有企业。而且管的思路，说是管资本，其实还是通过管企业来管资本；不是在调控资本，而是在调控企业。
第二是覆盖面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认识上有偏差，一提国有资产，往往就只想到国有企业。其实国有资产的存在形式有多种，一种是经营性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种是非经营性资产如公共基础设施，此外还有国有资源。非经营性资产是国有资产的重要的存在形态。
第三是管理目标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国有资产管理目标是保值增值，应该说，从企业管理的层面上，从国家所有权的层面上，这个目标并没有错。但是，保值增值完了怎么办？在什么意义上保值增值？从长远角度看，国有资产特别是国有经营性资产并不是永远地越多越好。
国资形态转变是首要问题
记者：听起来，您所说的这个国有资产的概念与我们过去所理解的概念有所不同，应是一个“大国有资产”概念。那么，怎样更好地理解在国有资产内部实现不同形态的资产转化，而不是资本退出呢？
樊纲：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国有资产既包括经营性资产，也包括非经营性资产，同时国有土地、森林、矿产等各类资源也是国有资产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广义的“国有资产”概念。中国现在面临的第一个大问题，其实是国有资产怎么从企业形态上退出一批，退到公共基础设施的形态，退到某些现金支出的形态。但值得注意的是退出后它仍然是国有资产。如果卖了企业，没有把钱再投到企业里头去，搞了基础设施，那仍然叫国有资产，而不叫国有资产流失。我们过去政府搞了太多的这种企业形态资产，现在的一个任务是怎么把那些资产从企业形态撤出来，转移到其他的形态上去，逐步减少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比重，增大国有非经营性资产的比重，用于支付社保和搞基础设施建设等，这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
所谓有进有退，最重要的还不是企业的有进有退，而是国有资产的有进有退，国有资产的“退”不是国有资产退没了，而是实现资本形态的转化。从经营性形态向非经营性形态的转换，从而实现经济体制的转轨，也实现政府职能的转轨，从管企业到管社会，从管生产经营到管公共服务。
处置权问题的解决将成点睛之笔
记者：要更好地实现国有资产形态的转换，您认为关键问题是什么？
樊纲：对国有资产管理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实现国有资产在不同形态上的转化，即我们所说的所有权的处置权。这是目前一个非常重要且关键的问题。
处置权应该是所有权的最高形态。现在没有人能行使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处置权，就耽误了很多事情，包括落实国九条，国有资产全流通的问题等等。这是现在面临的最后一个问题。处置权还包括利润处置权，利润是所有者收益，但现在的利润在交完所得税以后都由国有企业使用，由企业本身使用，这件事就变成一件很怪的事情。我们搞那么多国有资产，除了跟其他所有资产一样共同交所得税以外，国家作为所有者却常常没有所有者权益，更多的是亏损时候填窟窿的义务。别人都有所有者权益，国家没有。搞那么多国有企业，国家收不上来多少利润，利益大多是企业的。这就是处置权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
我觉得现在非常关键的一点是我们要新建一个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这个新体制要保障过去几十年我们全民社会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尽可能不流失，尽可能让之有效利用。
观点链接
樊纲构想:三层次构建国有资产管理模式
樊纲认为，国有资产管理机制要充分体现国有资产所有权的处置权。过去那种通过国有企业来积累社会资本的历史不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要进行体制转轨，而体制转轨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实现大量国有经营性资产向非经营性资产的转换。资本转型的问题，大概贯穿到三个层面上：一、决定资本转型的决策权；二、监督国资转型有序进行；三、具体实现国有资产的转型。
首先，需要有一个行使国有资产处置权的最高权利机构。这个机构是代表全民利益的，超越部门、集团利益，也超越政府行政部门利益的。这个机构我认为应该设置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应包括：一、责成下面具体管理监督部门，每年提出一个国有资产平衡表和资产预算表，就像财政部要向全国人大预算委员会提供一个预算评估表一样，要对整个国有资产的现状大大小小提供一揽子的概况，包括资本，增多少，利润是多少，亏损是多少。二、决定今后一个阶段如何处置资本，目标是全民利益最大化。现在全民利益最大化是什么？就是多搞基础设施。这个决策是最高决策。三、任命一个总经理，就是国有资产管理监督委员会的总经理。
其次，就是具体管理部门。这个部门的职责就是要落实所有者的决策，监督管理国有资产转型的有序进行，管理和监督现有各种形态国有资产的使用，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维护以及经营性资产的增值。这里面的关键问题是国有资产的概念要涵盖所有类型国有资产，而不能仅仅是经营性资产，要涵盖国有经营性资产（包括金融性资产），还要涵盖所有非经营性资产。
第三，就是具体实现国有资产的转型，就是买卖。
（内容来自深圳商报记者采访 2004年10月23日 深圳商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