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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福林：政府转型：百姓能获大实惠
人物简介
迟福林，1951年生。现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兼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等。
见到迟福林院长时，他刚刚参加完国务院的一次特别会议。就是在这个会上，迟福林提出在宏观调控中加快改革的建议，其核心是政府转型。
迟福林开门见山，向记者亮出了自己的观点：“改革攻坚阶段，就是要力推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政府转型就是要实现从政府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向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运行模式转变；就是要实现由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转变。”
“经济建设为中心”不等于“经济建设型政府”
记者：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提出政府要转型。政府转型了，怎样体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迟福林：“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等同于建立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经济建设型政府”会使政府既成为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游戏的参与者。而且，政府把工作重点放在追求GDP增长上，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举例说，经济连续25年快速增长，而财政投资公共医疗的幅度却没有相应增加；1978年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面是85％左右，目前还不到20％，使一些低收入者买不起药，看不起病。上述现象就是片面追求GDP的明显例证。
我国经济社会目前的失衡现状，也同政府转型直接相关。
第一，政府投资冲动太大。这一轮投资过热和盲目的低成本扩张，在相当程度上，是各级政府的直接或间接投资拉动的。不解决政府转型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投资体制、投资过热问题，恐怕很难。
第二，现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特别是微观市场主体初步形成，如果政府继续成为经济建设主体力量，对企业发展相当不利，尤其对国企不利，对下一步改革不利，比如打破垄断、政企分开等，就无法解决。
第三，政府主导的最大问题在资源配置上，行政性作用过大，对市场化进程不利，对建立良好的市场环境不利。
只有强化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才能保持经济的平衡健康运行和稳定发展。
提供公共服务政府可做的事很多
记者：那么，政府不去直接抓经济了，主要去干什么呢？
迟福林：这是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即在现阶段是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来实现政府的转型？
有人也曾向我提出过，“政府不抓经济建设，干什么？”有人还很坦率地说，如果政府不抓经济建设，我们怎么样养活政府？请注意一条最新的消息，在刚刚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排在前10名的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有5个来自北欧，为什么？因为北欧国家的政府公共服务做得好。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占中央财政支出的50％以上，甚至达到60％和70％。政府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致力于提供公共服务，这套体制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竞争力保持在很高的状态。这样，政府不仅有很多的事要做，而且会“活”得很好。
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已不仅是一般性的职能确立问题，它涉及到了许多原来所没有的复杂背景。为什么审批制度改革讲这么长时间，中央政府下决心要改革，而实际做起来那么困难呢？拿土地审批来说，“批租土地”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很明显，最近五年批租的土地，平均每年的收入数千亿元，相当于全国各级地方政府的总收入的1／4左右。不实现政府转型，政府自身行为扭曲，所有问题都难以根本解决。
实现“政府转型”要走五条“路”
记者：您认为政府怎样才能完成由“经济建设”向“公共服务”的转变呢？
迟福林：要真正完成“政府转型”必须做好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要确立社会目标优先于经济目标的原则，加快完善政府的社会公共管理职能。我国正处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前提。当前迫切需要解决好失业、收入差距、城乡差距、社会弱势群体保障、腐败等问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另外，要加大对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及基础设施投入。
其次，要改革投资型财政体制，加快公共型财政体制建设。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现行财政体制还是一个经济投资型财政体制。社会发展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没有明显增加，有的还有所减少；公益性投资项目中，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事业、教育文化等所占比例过小。为此，应当加快建立公共型财政体制，构建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制度基础。
第三，要适应开放社会和履行公共职能的要求，从封闭型的行政体制向公开、透明的行政体制转变。必须建立信息公开制度，让全社会及时了解公共信息，包括公共信息在内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面对全社会的，应当向全社会公开。公开政务、公开政情是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目前，重要的是要尽快出台信息公开的相关立法，加强政务公开的制度化、法制化建设。
第四，要从行政控制型体制向依法行政型体制转变，真正实现法治政府。我国社会关系的日益深刻变化，已对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提出了迫切要求。加快公共服务的相关立法，不仅是政府职能转换的需要，更是社会生活对国家、对政府提出的现实要求。推进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上至下加强政府官员的法律意识教育。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严格的法律问责制。依法行政的核心是依法治吏、依法治权，尤其是涉及到关系社会事务的公共权力。
最后，要从条、块分割的行政体制向统一、协调的行政体制转变，真正建立高效政府。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下，不仅某些经济事务存在条、块分割的问题，在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诸多社会事务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依法明确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建立中央与地方的合理分权体制，是我国政府改革的重大任务。在这方面，我们还面临着一系列的改革课题。例如，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问题，地方的立法权问题，干部的管理权限问题，公众对政府的监督问题等。
政府转型的难点是利益问题
记者：您觉得在推进政府转型的进程中，阻力会来自哪里？
迟福林：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主要是观念和利益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政府转型的难点。如何为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务，政府不熟悉，需要重新学习，需要转变观念。经济建设的确是全国的大事情，肯定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与它们并不矛盾，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考的应该是，怎么样为经济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
政府转型另一个难点是利益问题，转型说到底是利益格局的调整，涉及到审批权的下放问题，一般性表面性的审批权都可以放，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就会有人不愿放。
说到底，政府转型是一场深刻的政府革命。
政府转型百姓能获大实惠
记者：有些企业和百姓对政府有点抱怨，认为某些地方政府管得太多，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却管。那么，政府转型后会给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呢？
迟福林：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能不断满足老百姓所需要的经济型公共服务，如水电、交通道路等。这些也为企业平等竞争奠定了一个好的环境。此外，政府转型后，才能加大公共服务提供的比重，比如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救济、社会保障等。那么，最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问题、就业问题、农村的义务教育、合作医疗建立等，都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记者：常听到有大政府和小政府的说法，您觉得与政府转型有什么内在联系？
迟福林：大政府和小政府是一个历史提法，是针对过去政府无所不包而提的。现在看，就是要实现向有效率的政府转变，就是说政府定位要准。不管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只要是廉洁高效的政府，就是一个好政府，就是一个受老百姓欢迎的政府。
政府转型对政府权力过大和腐败将会起到根本性影响和明显的作用。审批权限逐渐放开，政府更加透明了，老百姓知道政府在干什么，就会有利于社会对政府的监督。
（内容来自深圳商报记者采访 2004年10月23日 深圳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