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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季度的统计数据，9月份CPI（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5.2%，实际利率连续10个月为负数。
但值得欣慰的是，投资过热的势头已经初步得到遏止。前三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5102亿元，同比增长27.7%，分别比一季度和上半年回落15.3和0.9个百分点。
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关键阶段，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未来的经济走势如何？是否应该动用利率工具？以及未来宏观调控政策的取向,就此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季度有适度放松银根的空间
“9月份的统计数据出来以后，2004年的经济，基本上应该已成大致定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现在应该关注的是，4季度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取向，为明年的经济走势奠定一个好的基础。就金融政策方面，应当是适度提高利率，同时放松贷款管制。
实际上，就3个季度的金融情况，银行信贷紧缩是非常明显的。前3个季度，新增贷款1.79万亿元，央行全年的控制是2.6万亿元。前9个月，银根明显偏紧，如果持续这个力度，全年的货币投放应该在2.2-2.4万亿，考虑到货币政策效果的时间滞后，这将给明年留下一个比较紧的资金状况。
“在4季度，货币政策操作的取向上，存在适度放松贷款供应的可能。”巴曙松认为，应该放松贷款的审批，以便为明年的经济增长奠定一个相对较好的基础，不然，要防止明年出现通缩再现的局面。目前，与利率调整相对应的是，应当逐步放松对于信贷的管制，避免过于严厉的信贷管制对于经济运行的冲击，特别是短期流动资金下滑过快，影响更为显著。
应该适度提高利率
“长期负利率不利于金融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银行应该考虑适度提高利率。”看到3季度的统计数据，巴曙松告诉记者，现在，应当是降低对于行政管制措施的依赖，逐步引入市场化的调控手段，如适度提高利率，以巩固前一阶段主要通过行政管制措施取得的调控成果。
“对于这次宏观调控，地方政府也有对策，一般叫做‘就地趴下，匍匐前进’，中央不让建钢铁，地方就建码头、交通，建配套项目，等行政管制一放松，项目就可以立即上马。”对于这种现象，巴曙松认为，行政调节，一般见效快但基础脆弱。如果仅仅依赖行政管制措施，不采取市场化的调控手段，不进行价格信号的配合、改革的配合，就可能使得初期依靠行政管制取得的调控效果出现反弹，同时也可能使得宏观调控的持续时间延长。
“早就应该加息了，如果利息提高2个百分点，根本就用不着采取行政手段了。”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发展室主任易宪容，同样主张应该尽早采用利率杠杆。他认为，从实际的经济数据来看，利息调整从经济过热一开始时就应该进行。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加息应该是中国经济宏观调调控的必然。
“值得关注的是，钢材和房地产的价格，在紧缩初期出现了明显下滑，而近期却出现了明显的上扬。这种现象，是否意味着宏观调控的效果出现了一些反复？这种市场迹象与利率的调整有没有直接的关系？”巴曙松认为，由此看来，仅仅依赖行政手段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而没有市场化的手段与市场化的价格信号调整的配合的话，宏观调控的难度会加大，并使其效果难以巩固和持续。
然而，加息与否的讨论实在难以调和。学者之间的意见相左，并不是因为分析方法的不同，而在于权衡利弊的出发点的差异。
对于目前是否应该加息，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综合处处长施发启认为现在提高利率是弊大于利。其一，目前物价上涨水平尚在可承受范围内。其二，物价上涨主要是由于粮食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引起的，加息对抑制物价上升作用有限。此外，调高利率将增大本外币利差，套利空间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导致国外热钱大量流入，不仅增加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投放量，而且还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对于热钱流入的担心，巴曙松认为，美元在近期两次加息之后，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利差有所缩小，这对于减少投机性资本的流入有积极作用。但是，在一定状况下，人民币和美元利率水平不能形成过大差距。美元连续几次加息则表明美元正式进入加息周期，正式结束了利率的下降通道，进入利率上升周期。从人民币与美元的互动关系看来，人民币利率进入一个加息周期也是必然的趋势。
负利率扭曲资源配置
“现在的负利率，使得资金异常便宜，一旦放松了行政管制，投资就可能出现明显反弹。”巴曙松认为，房地产投资的迅速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目前的通胀水平造成负利率的实际状况，从而使得资金异常便宜，投资活动具有天然的扩张冲动。一旦行政控制放松，就可能很快出现以房地产为代表的投资的上涨。
“为什么国内许多行业投资增长都在50%以上？”易宪容解释说，就在于资金的价格低、投资的收益高。如果利率不能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不能反映正常的资金供求，宏观调控即使暂时取得明显效果，但这种成果也可能因为缺乏价格信号的支持而难以巩固。
“而且，利率并不是央行定在什么水平，就可以维持在什么水平的，如果名义利率和实际经济中利率的均衡水平相差很大，就会出现和正规金融渠道并行的民间金融”，巴曙松认为，必须重视这种资金的体外循环，这种循环有降低经济冲击的积极作用，同时它会对宏观调控产生抵消作用。本来需要控制的项目，可是通过资金的体外循环，它可以从民间渠道得到资金支持。
“居民储蓄下降明显和资金的体外循环，是2004年以来宏观调控中出现的新情况，这从根本上说与通货膨胀预期增强和事实上的负利率水平有关。”巴曙松表示，资金的正规市场和非正规市场同时存在，是否会发生替代、在多大范围内出现替代，其重要的参照指标是实际利率的水平，如果管制的利率出现明显的负利率水平，资金就可能进入非正规市场，影响调控的效果。
巴曙松认为，从宏观政策的走向看，在初期以行政为主的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效果之后，调控方式向市场化的调节方式转变是一个必然的方向。在目前阶段，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通过利率的调整来巩固前期宏观调控的效果。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利率水平的调整，另一是利率的市场化及利率管制的放松。
应更关注实体经济
对于未来货币政策的走势，巴曙松认为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货币政策应该更加关注实体经济目标，宏观调控应该着重控制物价走势、就业状况；其二，目前的经济过热是，对外部门热，外资热、外贸热，对内部门紧，对这两个部门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必要性明显提高。
“从通常的货币政策操作来说，宏观政策关注的是就业、物价走势、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四个调控指标，像美联储重点关注的，往往就是定期公布的核心物价指数。就业人数。”巴曙松认为，现在国内的宏观调控，过于看重投资目标，过于看重信贷规模及其增长的控制，而对于物价、就业这些真实的经济目标关注不够，这是这轮宏观调控暴露出的一个问题。
但是，要更好地关注物价、就业这些目标，并不是中央银行可以一力承担的。首先，由于，导致物价增长的，诸如粮食、能源、石油等价格，不是货币政策所能直接影响，所以，对于货币政策操作来说，一般关注的是扣除粮食、能源之外的核心物价指数。但是，目前中央银行很难掌握这个核心物价指标。此外，中央银行也很难掌握就业变化的具体数据。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不仅需要区分消费者物价指数与核心物价指数，核心物价指数还进一步区分为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核心生产者价格指数；对于不同的收入阶层，还应当区分不同的物价指数，以评估物价上涨对于不同收入收入阶层的不同影响。目前，这些数据都明显不充分、不及时。
区别对待外热内冷
“关注今年的经济，还有一个现象必须值得注意。目前，国内经济过热，是对外部门热，对内部门紧。前3季度，进出口总额8285亿美元，增长36.7%；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金额1074亿美元，增长35.6%；实际使用金额487亿美元，增长21%。”巴曙松认为，针对内、外两个部门，经济增长的不同情况，应该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
“现在，紧缩的政策主要只是对内部门，信贷紧、土地紧，对外部门却热得很。既然，对外部门过热了，就应该用解决对外部门的方法――汇率工具、以及资本管制政策的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调整。”巴曙松说，无论汇率、利率都有利益分配的因素，如果汇率不适度升值，照顾的是外向部门，外向经济占主导的地区，实际上是使用内部部门的资源，支持外向部门和外向型经济地区。对待汇率问题的态度，还涉及到中国未来发展战略的选择。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从出口和FDI驱动型，转向内外均衡的发展战略。
而且，现在调整汇率形成机制，还有利于国内的宏观调控。目前的汇率制度，只要有外汇盈余，中央银行就要被动购买外汇。到9月末，国家外汇储备5145亿美元，比年初增加1112亿美元，这意味中央银行要投入9000多亿的基础货币，进一步加大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此外，55美元的石油价格，对欧洲人来说，并不是过分的冲击，因为在过去两年中，美元对欧元贬值了30%。如果在调整汇率形成机制的同时适当提升人民币汇率，同样有利于国内消化高油价带来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