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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你有经历或听说过，看到在街边衣服破烂向你乞讨的乞丐，会引起你的同情心而给他一元或几块，但如果知道他们的贫穷是装出来的，原来他们比自己还有钱后，你肯定感觉到自己的同情心被欺骗了。然而，装穷的何止是这样流浪的乞讨者，还有装穷的富人，装穷的企业、装穷的政府。
社会上流浪的乞讨者装穷欺骗的对象只不过是个人，富人装穷也可能是担心自己的财富会遭受损失（也有为富不仁的），企业装穷可能是为了本身避免出现众多的伸向企业之手（也有偷税漏税的），而在某些地方的政装穷却是打着为当地人民谋利益的旗号来欺骗国家和人民，甚至是为了满足少数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
神木、蒲城、户县、靖边、城固是陕西省经济最强的5个县。然而，在陕西省目前50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中（以前称为国定贫困县），靖边、蒲城名列其中；在陕西省27个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以前称为省定贫困县）中，神木、城固榜上有名。（《人民日报》2004-6-30）
这就是有关媒体所说的：经济强县头顶“贫困帽”的怪现象了，其根本目的就是每年可享受到 “不劳而获”的扶贫资金和一些优惠政策，也可以使当地政府和官员多一笔可以动用的财源，这些资金和优惠政策就是通过装穷讨回来的。
属于贫穷落后的地方是应该给予扶持，而有些并非贫穷的地方却要通过和其它地方“竞争”来争取自己能戴上贫困县的帽子。经济强县能戴上“贫困帽”，那么在竞争过程中会发生什么“猫腻”呢？ 又要支出多少的“成本”呢？哪些个人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
据国家审计署审计结果，1997年至1999年上半年，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共向全国592个国定贫困县投入扶贫资金488亿元。经审计，查出扶贫资金被挤占挪用、虚列支出、转移资金和私设“小金库”达43.43亿元，占被审计扶贫资金总额的20.43%。
挪用的资金有的用于建房、买车、弥补经费，有的用于平衡财政预算，有的擅自借给其他部门有偿使用，还有的转移资金、改变资金投向、公款私存、私设小金库等。挤占、挪用资金之多，性质之严重，令人触目惊心。这不仅反映财经秩序混乱的状况，也反映出财政支出管理的松弛，更反映出我们的体制中暴露出的严重问题。
如此装穷者令人“可怜”和诅咒，但更有冒富者值得讨厌和愤慨。
而这里的所谓冒富，是指政府超出当地自身的财力，花费本来不充裕的资金，去浪费纳税人的钱，去建那些“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甚至为自身享受而建高档办公大楼，购置高档小轿车等。
豫西灵宝县豫灵镇从1994年开始借款开发，不顾自身实际，盲目地上大项目、建大公司、建高档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架子越扎越大，债台越筑越高，几年下来债务高达1亿多元。据该镇政府测算，目前，镇里每年只能挤出100万元还债，还清债务至少要100年。
原安徽省阜阳地区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王怀忠，动员全市人均举债几百元，耗资三亿多，将原本只能停靠小飞机的阜阳机场扩建为“国际化机场”，结果勉强运营一年后被迫关闭，现在杂草丛生。国家级的扶贫县河南淮阳县新任主官，竟然公开扬言：“淮阳要一年建设，十年还债。”结果都是招致一片民怨。
5月28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地处黄河南岸的青海省尖扎县2002年被纳入国定贫困县，2003年财政收入为3262万元，而支出却高达9687万元。就是这个捉襟见肘的贫困县，自2003年至今不到两年时间，竟动用巨款购买各种小轿车20多辆，每辆车的价格为20万至40多万元。
陕西合阳县是国家级贫国县，全县45万人，农业人口占40万。全县财政收入5100万元，支出却需要1.3亿多元，国家每年财政贴补8000——9000万元。 该县县委书记张兴邦，1998年任合阳县政府县长，2000年10月任书记。自到合阳县任职以来，卖官鬻爵，玩弄权术，非法敛财累计已达1000多万元。（人民网强国论坛https://www.qglt.com/.../ReadFile?whichfile=7440&typeid=91 ）
就是一些地方政府不切合实际的冒富，以超越当地的经济实力，互相攀比，举债大搞开发区、豪华广场、高档办公楼等“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使地方已经紧张财政状况更加雪上加霜，严重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今后发展的后劲，而且这些所谓“工程”中伴随着官员的寻租腐败，出现“穷庙富方丈”这种现象，使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地方政府装穷与冒富的根源——还是“利益”两个字，装穷可以获取利益，冒富同样可以获取利益，但又有多少普通老百姓能在政府的装穷和冒富之中利益呢？而地方政府的装穷与冒富却屡屡得逞，就算是发现处理后仍然后继有人，正如腐败现象让人议论、批评到心冷的程度还是前“腐”后继，已经直接暴露出我们的体制性弊端，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反思吗。
来源：[凯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