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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13日，伦敦金属交易所（LME）期铜价格在刚刚创下16年以来新高的两天之后，受到一些无法证实的利空消息影响，出现了单日逆转走势，当天的最大跌幅达到11%，不但创下伦敦期铜有史以来的纪录，在商品期货交易中也十分罕见。伦敦铜的暴跌将作为“影子市场”的上海期货交易所所有金属期货合约带到了跌停板上。受此事件影响，一些征战LME的中国期铜反套利炒家遭受重创。
伦敦铜的国内炒家向《证券市场周刊》道出其中原委：在铜品种上长期运作的国际基金有计划地展开了对国内反套利资金的“绞杀”。在伦敦铜惨败的背后，中国期货炒家屡战屡败的悲剧命运，以及国内原材料进口商永远高位进口的宿命结局被暴露出来。
不堪回首10.13
“2004年10月13日的夜晚可以写进期货史。”提起这次暴跌，神华期货研发部主管鲁少晗至今心有余悸，声音中也有一些疲惫。当天，伦敦铜3月合约以3085美元/吨开盘，并发力拉升，很快冲过了3100美元的阻力位，但却未能突破10月11日创下的3177美元历史高点。之后，随着空单的不断涌出，便出现了几十年未见的暴跌场面。“作为伦敦铜的操盘手，我在场子里面目睹了伦敦铜崩盘的全过程。” 鲁少晗说道。而国内期铜的大炒家们也经历了一场生死洗礼。
金牛期货分析师毕胜把这次暴跌看做国际基金与国内反套利资金长期以来在期铜市场博弈较量的一次“大决战”。毕胜认为，在宏观调控的背景下，国内机构对铜价的中期趋势发生误判，坚定地抛空期铜，使得沪铜走势沉重；但国际基金从供需失衡的角度出发，认定铜价仍有上升潜力，于是大举买进，造成伦敦铜一路上涨的强劲走势。观点上的差异使得沪铜价格相比伦敦铜明显偏低，两者最大差距竟达10%，这给国内炒家提供了“卖伦敦、买上海”的反套利交易机会。这样，无论伦敦铜和沪铜价格如何变化，只要两者价格差距缩小，炒家就可以通过两边同时平仓来获利。于是，中国炒家便成了伦敦铜市场上与国际基金反向操作的最大空头，被国际基金视为当然对手。
据鲁少晗透露，国内的反套利资金在LME年会期间，将在伦敦铜合约上的反套利空单进行了平仓，了结的数量大约有15万吨。国内炒家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将空单了结来推高伦敦期铜价格，作为影子价格的沪铜必然跟着上涨，这时便可以将沪铜上的多单平仓获利，同时在更高价位上做空伦敦铜，重新调整两个市场的头寸。毕竟，在国内炒家看来，3000美元以上的价位，越往上走，做空期铜的风险越小。
而国际基金对这套手法洞若观火，当然不会让国内炒家这么舒服。何况，作为主要空头的国内炒家一旦平仓离场，国际基金顿时失去了做多的对手盘，于是迅速向下打压，加上国内资金回补空单和生产商、贸易商这些套期保值空头的顺势操作，三股力量合而为一，造成了此次大暴跌。
几天之后，一些国内期货大户破产的消息开始流传，例如有一家公司本来在期铜上边操作得很成功，已经将3000万元的资金做到了2亿多，但10月13日崩盘一下子就把这家公司打爆了仓，总负债高达20多亿，老板也逃跑了。
而鲁少晗凭借敏捷的反应在这场暴跌中得以幸免，“10月14日我们果断进场，同时作空伦敦与上海。”随着期价持续下跌，鲁少晗不但在国内炒家的大败局中逃过一劫，甚至获利300%。“我们掌握了准确消息，此次伦敦铜的崩盘并非如外界传言，是国际大基金在获利了结。其实国外基金的持仓并未大幅减少，他们还没有出局。所以我们很快就要调整战略，反手做多。”鲁少晗说话的时候很有信心。
谁是暴跌的罪魁祸首？
“本次伦敦铜的崩盘可能是国际大炒家在赌人民币升值。”国内的一些期货界人士把国际炒家豪赌人民币升值看做暴跌行情的导火索，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了心理恐慌。有分析师认为，期铜在3000美元以上价位很难长时间维持，这时只要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恐慌性抛盘。
而北京大学教授宋国青认为，伦敦铜的崩盘与热炒人民币升值没有多大关系。“其实国内炒家一直与国外炒家对着干的，他们一直是博弈的双方。”宋国青认为，国际上的大基金寻机挤压国内炒家是常事，只是这一次打击面大了一些。
鲁少晗表示，“人民币升值导致暴跌”的说法是阴谋论：“从公布的持仓可以看到，在铜价下跌的同时，并没有看到实质性的多方止损，也没见到规模性的抛空，反过来，在501合约上的资金介入积极，现在国外的基金还增持了1200手多单。”“如果跟人民币升值有关，那么其他和铜相关的市场，如汇率、指数、贵金属市场为何没有太大反应？”
事实上，征战LME的国内资金历次受挫与金属供需基本面并无太大关系，而多是国际基金一手导演。
投机巨鳄在LME铜品种上对峙豪赌的历史由来已久，住友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对铜等基本金属的需求殷切，是当时最大的铜消费国和进口国。从事铜贸易的住友商社在LME期铜交易上也有很大影响力，其首席交易员滨中泰男控制着全球铜交易量的5%之多，被圈内称为“百分之五先生”。
9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逐渐走向衰退，对基本金属的需求明显放缓，而此时滨中泰男手中却持有大量多头头寸，欲罢不能。于是他利用手中仓单拉高现货价格，从而带动期价，对空头形成挤压，希望逼迫空头止损离场来达到令自己全身而退的目的。索罗斯在深刻洞察了供需的基本面之后，联合了一家欧洲的大型基金及加拿大的矿业大王猛烈抛空，与住友集团展开了一场多空大战。自1996年5月31日起，短短34个交易日LME铜的价格由2712美元跌到1740美元，住友商社被打得体无完肤，巨亏26亿美元，受该事件影响倒闭的公司不计其数。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头号铜消费国，占全球贸易份额的1/5，并且还在逐步扩大。但与贸易地位不相称的，是中国在金融市场上没有价格影响力，这一方面表现在中国金融机构力量的弱小，另一方面，国际大型基金所掌握的信息远远比国内机构多，他们对中国需求状况的分析也很深入。这样，资金、信息、研究的优势都掌握在国际基金手中，国内机构在LME市场上成了任人宰割的悲剧性角色。2003年11月中国炒家的正套利（买伦敦、卖上海）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最终以失败告终，这次反套利再次铩羽而归。
“这是中国期货的悲剧。”毕胜感叹着历史的不断重演。“国际铜价的大趋势是由基金等主流投资机构来主导的，中国铜市更多表现的是一个影子市场。”毕胜认为，国内资金在LME必然成为国际基金的对手，但技不如人，只得一次次吞下苦果。
“这次实际上就是国际基金对国内反套利盘的清理。长期看他们做多是因为中国的库存只有3万多吨，如果扣除2万多吨显性库存被银行质押，上海期货交易所实际上只有1.9万多吨现铜可以进行交割。”鲁少晗认为，中国2/3的铜靠进口来补充，现在国内现货紧张的情况下，进口已经再所难免了。
对实体经济伤害更大
中国期货炒家在国际基金的打击下伤痕累累，然而与实体经济受到的伤害相比，炒家们的损失只是九牛一毛。
正是由于中国金融机构在国际市场上对大宗商品价格没有影响力，因此，无法按照本国的需要来合理安排进口，总是高买低卖。“趁国际铜价处于低位时进口，是很正常的事情，但现在这种价格下的进口却完全是不合乎情理的倒行逆施。”毕胜说，“还不仅仅是铜，别的品种也一样老是在国际价格高位的时候进口。年初许多大豆交易商就买了个历史天价，后来不堪承受巨大亏损，一些进口商干脆耍赖拒不履约。”毕胜觉得这样的进口实在有些荒唐，明明被国外机构耍了，醒悟过来之后却没有什么办法，不过是嚷嚷几声而已。
当然，很多进口企业都是垄断行业的国有企业，高价进口到国内，反正只有他一家卖，价格自然就由他定，可以买高卖更高，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损失，但下游企业和消费者可就倒霉了。对整体经济的伤害也不可小视，例如原油价格暴涨就对物价形成了很大压力。
也有人认为，中国在高位进口与企业变相从银行融资有关。在政府启动宏观调控以遏制经济过热后，一些企业由于不能从银行取得现金贷款，很多银行要求进口企业提高信用证的保证金，一旦提交信用证换来货物的物权凭证后，进口商将转手向原供货商回售这些铜，或以低价向国内终端用户进行出售，从而融得资金。
更有一种极端的说法，国内很多进口企业以套期保值为名建立老鼠仓与国际炒家对着干，如果方向做对，就在期货市场上兑现赢利；一旦亏损，就以进口的名义将现货接过来。外边的人只知道进口价格高而不知道炒期货亏损的真相。
“其实国家可以用计划的调控手段控制企业的进口。”毕胜表示，在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金融发展状况还不能左右国际商品价格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如何避免历史悲剧重复产生已经迫在眉睫。“中国企业也可以联合起来与供应商进行讲价。”毕胜认为，现在中国的原材料进口，完全可以学习铜原料联合采购谈判组的做法。去年11月，占中国铜产量70%以上的国内最大7家铜生产商在上海成立中国铜原料联合采购谈判组，与当时在南京港囤货两吨的瑞士供货商展开谈判，最终得到的加工/精炼费达每吨50美元，较6月初高出40%。
据预测，2004年中国铜进口量将达150万吨，另外大豆进口量达到1500万吨以上，石油的进口也达到1亿吨以上，毕胜认为：“铜的进口商还需要不断学会自我保护，另外中国的大豆、石油等都可以学习铜的做法，进行联合谈判，这样就可以有效避免没有定价权下吃哑巴亏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