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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以新的形式提出了烟尘妨害问题。在此案例中，原告和被告的房屋紧挨着，且高度相同。
在1876年之前，原告可以在其房子内任何一间里生火而室内都没有烟，两幢房子保持这一状况达三四十年。在1876年，被告拆掉了旧房并盖起新房。他们在原告烟囱旁造了一堵墙，超过了原先的高度，并且在房顶堆放木材，因此，原告生火时，烟囱的烟就会进入室内。
当然，烟囱冒烟是造墙和堆放木材影响了空气流通所致。在陪审团的审理中，原告得到4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然而被告不服，提出上诉，初审判决被否决。布拉姆韦尔法官指出：
……据说，而且陪审团已发现，被告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对原告房屋的侵害。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一点。无疑，侵害是存在的，但这不是被告引起的，他们没有做出任何引起侵害的事，他们的房子和木材并没有什么害处。恰恰是原告自己引起了侵害，因为他在离被告的墙过近的地方的烟囱里生火，烟无法消散而进了室内。 一旦原告不生火，一旦他将烟囱挪个地方，一旦他将烟囱造得再高些， 侵害就不复存在了。那么，是谁引起了侵害呢？如果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后建房，毫无疑问这是原告引起的；而原告在被告堆放木材之前建房，实际上亦如此。但是（同样的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如果被告引起侵害，他们将有权这样做。如果原告除了毗邻被告的房屋建房和在房上堆木材的权利之外，没有任何通气的权利，那么他的权利就隶属于被告的了，而且虽然被告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造成了对原告的侵害，但他们对此并没有责任。
科顿法官还说：
据说，被告房墙的竖立确实干扰了原告屋内居住者的舒适感，而且据说，被告对于侵害需负责任，通常情况下确实如此，但被告的所作所为并不是将任何烟尘和有害气体送进原告屋内，而是以某种方式阻断了原告房子烟尘的出路，对此……原告并无法律权利。原告引起了烟尘，影响了自己的舒适。除了他有……权以特定的方式摆脱这种来自被告的干扰之外， 他不能起诉被告，因为是他自己引起了烟尘，而对此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防范措施，从而造成了烦恼。这好比某人试图通过下水道将自己土地上的污水排放到邻居土地上一样，在使用者取得权利之前，邻居可以堵塞下水道而不对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无疑，对产生污水的土地的所有者来说，这会引起很大不便。但是，他的邻居的行为是合法的，且他对可能引起的结果不负任何责任，因为造成污水的人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手段清除污水。
我并不想表明，作为双方当事人讨价还价的结果（以在其他地方堆放木材的成本和提高烟囱高度的成本等为前提条件），不论法院作出什么判决，该情况的任何改变都会有同样结果，因为在牛的例子和对前两个案例的讨论中己详细分析了这一点。我所要讨论的是上诉法院法官的论点，即烟尘妨害不是由造墙者引起，而是由生火者引起的。该情况的新奇之处在于蒙受烟尘妨害的是生火者而不是其他第三者。此问题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是所讨论问题的核心。究竟谁引起了烟尘妨害？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是由造墙者和生火者共同引起的。在生火的前提下，若没有墙壁，就不会有烟尘妨害，在造墙的前提下，若不生火，就不会有烟尘妨害。不造墙或不生火，烟尘妨害就消失了。按照边际原理，显然，双方都有责任，则双方在决定是否继续会产生烟尘的行为时，都将面临由烟尘带来的损失，这是一种成本。而且在有进行市场交易的可能时，这正是实际上会发生的。尽管造墙者对妨害不负法律责任，但因为可以推定烟囱所有者愿支付给他一笔钱以消除烟尘，这笔钱就成了继续拥有高墙和在房顶堆放木材的成本。
法官认为是生火者自己引起烟尘的观点，只有在我们假定墙壁是既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法官的判决意味着建造高墙的人有权这样做。如果烟囱里冒出的烟对木材造成损害，那么此案就更有趣了。那时，造墙者蒙受了损失，此案就与“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案相似，且毫无疑问，生火者要对木柱的损失负责，尽管在木材所有者建高墙前不存在任何损失。
法官们己判定了法律责任，但这不应使经济学家混淆其中包含的经济问题的性质。在牛群与谷物的例子中，的确是没有牛群就不会有谷物损失，同样，没有谷物也就没有谷物损失。如果糖果制造商不开动他的机器，医生的工作就不会受到影响，但如果医生不在该地设立诊所，那么机器并没有影响任何人的工作。生产硫酸氨产生的气体使草席变黑，但如果草席制造商不在该地晾草席或使用另一种漂白剂，那么也不会有任何损害。如果我们用因果关系讨论问题，那么当事人都引起了损害。 如果我们想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 那么在判定双方当事人的行动时需考虑他们所带来的损害影响（即妨害）。如前所述，对双方当事人而言，因有害影响而造成的产值下降都是一种成本，这是定价制度无摩擦运行的长处之一。
“巴斯诉格雷戈里”案是最后一个说明问题的很好的例子。原告是乔利·安格勒斯公寓的所有者和出租者。被告是毗邻乔利·安格勒斯公寓的一些小型别墅和一个庭院的所有者。在公寓下面有个岩洞式地下室。地下室有个洞或斜井与被告庭院的旧井相联，这座井就此成为地下室的通气管道。地下室“在酿酒过程中一直被用于特殊目的，那里若不通风，就无法酿酒”。诉讼的原因是被告将栅栏从井口移走，“以便阻止或防止空气从地下室自动升到井口”。从案例报告中看不出被告为何采取这一步骤。也许，“酿酒过程含有一种空气”，这种空气“升到井里并扩散开来”，对他来说是难闻的，无论如何，他倾向于关闭庭院里的井。法院首先决定公寓所有者能否有空气流通权。若他们享有此权利，此案将有别于“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已分析过）。然而，分析此案并没有任何困难。在此案中，空气流通局限于“严格规定的通道”，而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所涉及的是“对所有人都通用的一般空气流通”。法官因此认为公寓所有者享有空气流通权，相反，在“布赖恩特诉勒菲弗”案中，私房所有者却没有此权利。经济学家可能要说，“空气流通都是一样的。”然而，在论证中所要决定的是斜井存在的合法权利，而不是公寓所有者拥有的合法权利。但有证据表明，从地下室到水井的通风管道已存在40余年，斜井作为通风管道必然为庭院主人所知，困为当空气排出时，空气中有酿酒的气味。法官因此认为，公寓主人因“失去授权的理论”而获得这样的权利。该理论认为“如果合法权利的存在被证实，并已行使了多年，法律就可以假定该权利有合法的起源。”因此，别墅和庭院的主人不得停止使用水井，并得忍受酿酒的气味。
对经济学家来说，法院在决定合法权利时陈述的理由常常似乎很陌生，因为判决中许多因素对经济学家而言是毫不相干的。正因为如此，从经济学家的角度看，与此相同的情况可由法院以完全不向时方式解决。在所有涉及有害影响的案例中，经济问题是如何使产值最大化。在“巴斯诉格雷戈里”案中，通过斜井得到的新鲜空气有利于啤洒生产，但排出的浑浊空气影响了邻居的舒适。经济问题是要决定在二者之间选择哪一个：是啤酒的低成本和毗邻居屋的主人的不适感， 还是啤酒的高成本和增加舒适感。 在决定该问题时，“失去授权的理论”与法官的看法有关。但应该记住，法院面临的迫切问题不是由谁做什么，而是谁有权做什么。通过市场交易修改权利最初的合法限定通常是有可能的。当然，如果这种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那么通常会出现这种权利的重新安排，假如这种安排会导致产值的增加的话。
对市场交易成本的考察
迄今所阐述的观点都假定（这在第三、四节很明显，第五节也暗含了这一观点），在市场交易中是不存在成本的。当然，这是很不现实的假定。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成本很高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在无需成本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
前几节中，在研究通过市场调整合法权利的问题时，已经强调了这种调整只有通过市场进行，才会导致产值的增加。但这一论点假定市场交易的成本为零。一旦考虑到进行市场交易的成本，那么显然只有这种调整后的产值增长多于它所带来的成本时，权利的调整才能进行。反之，禁令的颁布和支付损害赔偿金的责任可能导致发生在无成本市场交易条件下的活动终止（或阻止其开始）。在这种情况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的运行效率产生影响。一种权利的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但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的调整，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致于最佳的权利配置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下一节将讨论界定合法权利过程种的若干经济问题，在本节中我将研究权利的初始界定和进行某种既定的市场交易的成本。
显而易见，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能以低于利用市场内的成本而达到同样的结果，这将使产值增加。正如我多年前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 在企业内部， 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格取消了，行政指令替代了市场交易。那时，毋需通过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可以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考虑到各种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将对土地的纯收益产生影响，一个拥有大片土地的地主可以将他的土地投入各种用途，因此省去了发生在不同活动之间的不必要的讨价还价。大建筑物或同一地区内许多毗邻居地产的所有者都会以同样方式行动。事实上，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企业要获得所有各方面的合法权利，活动的重新安排不是用契约对权利进行调整的结果，而是作为如何使用权利的行政决定的结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者通过企业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必定低于被取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但是，在很难缔结契约和很难了解当事人同意做什么和不同意做什么（例如当事人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起种类不同和数量不等的气味和噪声）的情况下，必然要花费很多精力，长期的契约就有可能被采用。如果企业的出现或现有企业活动的扩展在许多解决有害影响问题时未作为一种方式被采用，这也不足为奇，因为只要企业的行政成本低于其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成本，企业活动的调整所获的收益多于企业的组织成本，人们就会采用这种方式。我并不想详细分析这一方式的特性，因为我在早先的文章中已对此作了说明。
但是，企业并不是解决该问题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之下时更是如此。以可能影响许多从事各种活动的人的烟尘妨害问题为例，其行政成本可能如此之高，以致于在单个企业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的任何企图都是不可能的。一种替代的办法是政府的直接管制，政府不是建立一套有关各种可通过市场交易进行调整的权利的法律制度，而是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或不得做什么，并要求人们必须服从之。因此，政府（依靠成文法或更可能通过行政机关）在解决烟尘妨害时，可能颁布可以采用或不许采用的生产方法（例如：应安置防烟尘设备或不得燃烧某种煤或油），或者明确规定特定区域的特定经营范围（如区域管制）。
实际上，政府是一个超级企业（但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企业），因为它能通过行政决定影响生产要素的使用。但通常企业的经营会受到种种制约，因为在它与其他企业竞争时，其他企业可能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同样的活动；还因为，如果行政成本过高，市场交易通常就会代替企业内部的组织。政府如果需要的话，就能完全避开市场，而企业却做不到。企业不得不同它使用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达成市场协定。正如政府可以征兵或征用财产一样，它可以强制规定各种生产要素应如何使用。这种权威性方法可以省去许多麻烦（就组织中的行为而言）。进而言之，政府可以依靠警察和其他法律执行机构以确保其管制的实施。
显然，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或以没有特别的政府力量存在的任何一定比例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非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政府在政治压力影响下产生而不受任何竞争机制调节的，有缺陷的限制性和区域性管制，必然会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而且这种适用于许多情况的一般管制会在一些显然不适用的情况中实施。基于这些考虑，直接的政府管制未必会带来比由市场和企业更好的解决问题的结果。也同样也不能认为这种政府行政管制不会导致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在像烟尘妨害这类案例中，由于涉及许多人，因而通过市场和企业解决问题的成本可能很高。当然，一种进一步的选择是，对问题根本不做任何事情。假定由政府通过行政机制进行管制来群决问题所包含的成本很高（尤其是假定该成本包括政府进行这种干预所带来的所有结果），无疑，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假定，来自管制的带有害效应的行为的收益将少于政府管制所包含的成本。
本节对有害效应问题的讨论（考虑了市场交易的成本）是很不够的。但这至少可使人们明白，问题在于如何选择合适的社会安排来解决有害的效应。所有解决的办法都需要一定成本，而且没有理由认为由于市场和企业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因此政府管制就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对政策问题要得出满意的观点，就得进行耐心的研究，以确定市场、企业和政府是如何解决有害效应问题的。经济学家需要研究中间人在联络当事人方面的作用，限制性契约的效力，大规模不动产开发公司的问题以及政府的区域规划及其他管制行为的实施。我确信，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一般都有过高估计政府管制的优点的倾向。但这种观点即使成立，也只不过是建议应减少政府管制，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分界线应定在哪里。在我看来，似乎必须通过对以不同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际结算进行深入的研究才能得出结论。但如果以有缺陷的经济学分析工具进行这种研究是不理想的。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应该用什么样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问题。
权利的法律界定以及有关的经济问题
第五节的讨论不仅阐述了观点，而且提供了对有害效应问题进行法律分析的概要。 所举的案例虽说都发生在英国，但要选择美国的案例也很容易，并且论证的特征也完全相同。当然，如果市场交易是无成本的，则所有问题（衡平法问题除外）就是各当事人的权利的充分界定和对法律行为的后果的预测。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市场交易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致于难以改变法律已确定的权利安排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此时，法院直接影响着经济行为。因此，看来法院应该了解其判决的经济后果， 并在判决时考虑这些后果，只要这不会给法律本身带来过多的不确定性就行。甚至当有可能通过市场交易改变权利的法律界定时，显然也需要尽量减少这种交易，从而减少进行这种交易的资源耗费。
尽管详细研究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的前提条件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我一直没能这样做。然而，粗略的研究中也显而易见，法院常常承认他们的判决具有经济含义，并意识到问题的相互性（而许多经济学家却没有意识到）。而且，他们一贯在判决中将这些经济含义与其他因素一起考虑。在这方面，美国的学者以比英国的同行更明确的方式阐述了该问题。于是，引用普罗瑟论侵权问题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人可能
以对邻人的损害为代价来使用自己的财产，或……做自己的事。只要在合理的限度内，他所开的工厂产生的噪声和烟尘可以造成他人的不舒适。只有在他的行为不合理时——就其效用和所 ······ 导致的有害结果而言（着重号是引者加的），它·········才构成妨害。……正如一个在小镇上制造蜡烛的古老案例中所说的，“事情的效用决定了争端的解决”。
世界上总得有工厂、冶炼厂、炼油厂、有噪声的机器和爆破声，甚至在它们给毗邻的人们带来不便时，也要求原告为了大众利益而忍受出现的并非不合理的不舒适。
典型的英国学者并没有如此明确地指出效用与所导致的损害之间的比较，在决定是否将有害结果视为妨害时是一个基本因素。但类似的观点（只是没有用很明确的话来表述），还是可以发现的。法院认定有害结果必须是严重的这一理论，无疑部分地反映了总有一些收益会抵销有害后果这一事实、从个人案件的报告中看，显然法官们清楚地意识到了授予禁令或判定赔偿金给当事人带来的得失。于是，在拒绝阻止妨碍视线的新建筑时，法官指出：
据我所知，没有一条普通法的一股规则……说过，某建筑挡住他人的视线是一种妨害。如果真是妨害，就不存在大城镇了，从而我就得对该城镇的所有新建筑下禁令。……
在“韦伯诉伯德”一案中，法官认定，校舍建在紧靠风车的地方，阻挡了空气流通，从而妨碍其工作，并不构成妨害。而一个早期案例的判决似乎与此相反。盖尔评论道：
在伦敦的旧地图上，一排风车出现在伦敦北部高地，也许在詹姆斯国王时期，建房过分靠近风车而影响其转动是危险的，因为这会影响对城市的食物供应。
在第五节讨论过的“斯特奇斯诉布里奇曼”一案中，显然法官考虑了不同判决的经济后果。如果他们根据这一原则处理问题，
其结果将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某人可以进入诸如伯曼德塞制革厂，或者进人其他用于特定行业的或有噪声和有难闻气味的厂区，并在那里的某空地上建一幢住宅以阻止这种商业和制造业。
法官回答说：
决定某事是否构成妨害，并不仅仅依靠对事物本身抽象的考虑，还要考虑其环境。在贝尔格雷夫广场构成妨害的事，在伯曼德塞就不一定。在某地区由某商人或工厂主以特定和已有方式从事某特定商业和制造业，这并不构成公共妨害。法官和陪审团将有充分理由发现，并确信会发现，在该地区从事商业和制造业并不是一种私人的和可诉讼的错误。
在决定某事是否构成妨害时，与邻居有关的特性是肯定要确认的。
讨厌车辆噪声的人不应将其住所设在大城市的中心地区。喜欢宁静生活的人不应生活在制造锅炉或蒸汽船的工厂区。
所出现的情况一直被称为“法定的计划和分区制”。当然，在确定适用标准时往往困难重重。
在“亚当斯诉厄赛尔”一案中可发现一件饶有趣味的事。此案涉及一家煎鱼店，它设在工人区，但靠近“一个身份较高的人”的住所。 英格兰没有土豆鱼片是问题的前提条件，这一点显然相当重要。法官指出：
一项禁令对于被告和在他店里获得食物的穷人来说，无疑是一大打击。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并不是说被告不能在附近另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开店营业，这决不意味着，煎鱼店在一个地方是妨害，在另一个地方也是妨害。
事实上，限制厄赛尔先生经营煎鱼店的禁令甚至不能扩展到整条街。他可以将店移到“身份较低者”的住所旁。毫无疑问，当地居民将认为油煎土豆鱼片要比原告描绘的弥漫的油煎味和“雾气”更重要。假如“附近更合适的地方”不存在，那么此案就难以解决，判决就会有所不同。“穷人”将吃什么东西呢？没有一个英国法官会说：“让他们吃蛋糕吧。”
许多法院并非总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许多案件中所提出的经济学问题。但似乎在解释诸如“合理性”或“普通的和经常的使用方法”此类名词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案件中的经济学问题，也许这多半是无意识的和不太明确的。在这方面，上诉法院对“安德烈亚诉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一案的判决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此案中，（在威格莫尔街上的）一家旅店座落在某一飞地上，该地区的其余部分由塞尔弗里奇有限公司占据，该公司准备拆毁当地现存的建筑物进行再建。由于拆房的噪声和灰尘使该旅店顾客锐减，店主起诉要求塞尔弗里奇公司赔偿损失。初审法院判决旅店应得到4500英镑的损害赔偿费。后来，此案告到上诉法院。
在初审法院判决旅店主人有合法权利的法官说道：
我并不认为被告在原先经营的地点所做的事是以通常的利用和占据土地或房屋的方式进行的。在我国，挖掘60英尺深的地基然后建上用铆钉固定的钢结构的建筑，这是非同寻常的。……我想，在我国像被告那样在进行第二次经营时——即拆除他们不得不拆除的所有房屋时，也不是通常的使用土地的方法，我认为，其中有五至六所房屋可用气锤拆除。
威尔弗雷德·格林爵土在上诉法院辩护时，首先提醒说：
当一个人在进行拆除和重建这类工作时，任何人都不得不忍受某种不适，因为这种工作不可能不带来一定的噪声和灰尘。因此，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并以此来看待干预的规则。……
然后他谈到先前的判决：
我很尊重这位阅历丰富的法官，但我觉得他并没有从正确的角度研究这一问题，对我来说，似乎不可能说……被告公司在其工作中所进行的拆除、挖掘、重建具有不寻常的性质，以致于使我所提到的限制条件不能在该工作中起作用。我似乎感到。当规则说到对土地的一般和通常的使用时，并不意味着通过一些途径使用土地和建房的方法是具有永久性的。随着时光流逝，新的发明或新的方法使土地的使用更有效益，或向地下要地，或向空中要地。从其他观点看，这是否是人们所企求的事与本案无关；但在使用你自己的土地时，造房时选择什么样式、地基多深、高度如何才为合理，就当时情况和发展而言，这构成了对土地正常使用的一部分。……旅店里的客人很容易发怒。人们到该旅店已习惯于宁静，结果发现附近在拆除旧房，建造新房，自然会以为这座旅店的优点已经消失，这对原告来说是很不幸的，但假定被告所做的并没有什么错，假定被告公司在拆旧建新时尽管产生了噪声，但采用了合理的技术，采纳了合理的预防措施，对邻居并没有产生妨害，这样，即便原告失去了所有的主顾，他也没有理由抱怨，……（但那些）人说他们对邻居的干预是正当的，因为他们的工作是正常的，他们在特殊责任的引导下……采取了合理而适当的谨慎和技术，这样说是不对的：“没人抱怨，我们就继续做我们所喜欢做的！”……他们的责任是采取适当的谨慎指他并将妨害减至最低点，他们这样说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这意味着我们将放慢工作，不像我们所喜欢做的那样，或者说这将使我们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所有这些都是常识意义上和程度上的问题，而且很清楚，就防止妨害而言，要求人们工作进度如此之慢，或代价如此之高，而且其成本和带来的麻烦令人望而却步，这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公司的态度似乎只能是继续干，直到有人抱怨。进而言之，如果公司的工作与邻居的舒适确有冲突，而公司按其想法和便利来加紧工作的愿望占了上风。这……就没有履行使用合理的谨慎和技术的义务。……结果将是……原告蒙受了一种可诉讼的妨害。……她有权基于这些原则得到一笔可观的而不是数目很小的钱。……但在计算这笔钱时，……我不考虑顾客的任何减少，……虽然这可能归因于旅店后面工程的进行而失去的舒适……
结果，损害赔偿费从4500英镑减到1000英镑：
迄今为止，本节所讨论的是法院对有关普通法中的妨害问题的判决。由于成文法的制定，该领域的权利界定也随之而来。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都假定，在这一顿域，政府活动的目的是把普通法不认为是妨害的活动认定为妨害，以此来扩大妨害法的范围。而且毫无疑问，有些法规（如公共健康法）便有此效果。但并不是所有的政府立法都是如此。在这一领域，许多立法的效果是保护工商企业不受那些因受损害而提出各种要求的人的影响。因此，还存在着许多合法的妨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