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从原初的意义上来讲，所谓封建社会是指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成员依固定的标准分为许多等级，每一等级有自己相应的政治权利。国君或国王居于最高的等级。以下为大小不同的贵族，再以下则为平民。虽然国王的身份最为高贵，但他并不拥有对贵族的完全控制权。贵族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很高的自主权。可以这样说，国王和贵族共同组成统治阶层。国王和贵族之间虽有高低之分，但并不是隶属关系，权利和义务是双向的。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形态只存在于春秋以前。经过战国时代的演变，封建社会在中国彻底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皇帝一人高高在上的君主专制社会。官僚体系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但官僚即使职位再高，政治地位也是不能和过去的贵族相比的。他们不拥有法定的政治权利，身家性命完全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可以任意处置他们。至明朝时，皇权专制发展至顶峰，堂堂士大夫甚至随时会被当众扒裤子打屁股，尊严荡然无存。这种状况在春秋时的封建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封建社会的做法是“刑不上大夫”、“士可杀不可辱”。贵族是不能随便处置的。
线性思维的人会以为既然如此，那时的贵族岂不是一群寄生虫？好吃懒做，剥削人民，又享有不受法律约束的特权。可实际情况基本相反。因为拥有了高级的身份和充分的政治权利，封建时代的贵族的荣誉感极强，舍生取义是标准的行为规范。“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可能会被后世的聪明人讥讽，但不得不承认的是，那时的贵族是把荣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
由于享有充分的政治权利，封建时代的贵族的主人翁意识极强。他们把自己看作国家的主人。这种意识最为重要的表现就是贵族垄断了当兵的权利。
春秋时期的军队是以贵族为主体的，虽然有少量平民的成分，但不重要。封建时代的贵族的观念，是以当兵为职业，为荣誉，为乐趣的。不能当兵是莫大的耻辱。
这种观念其实并不难理解。假设现在有一个家族，与旁的家族发生冲突，族里的男丁要去械斗。显然，凡是家族的正式男性成员，只要不傻不残，都是要积极参加，不甘落后的。相反，倒是家族里雇来的帮工、不被承认的私生子什么的没有参加的权利。因为他们不被认为是家族的主人。只有家族的主人才有权利参加到保卫家族的战斗中去。这种战士的地位不是谁想要谁就能得到的。
因此，春秋及以前时代人们心目中的军人不是如后世那样是下贱的职业，而是社会上层的荣誉职务。春秋各国上至国君首相，下至一般士族子弟，都踊跃入伍。相应的，贵族子弟从小所受到的教育也是兼顾文武两方面，并不偏废一方。
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社会精英，都是文武兼备的全才。上阵可以杀敌，平时可以治国。那时公认的上等阶层必备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正是文武均衡的结构（想想后来的琴棋书画）。所以，孔子他老人家才会谆谆教导：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这反证那时的士人都是能斗的。要是那时的读书人都像后世的白面书生那样手无缚鸡之力，戒之在斗还用嘱咐吗？
这种情况在近代的欧洲社会还能见到。普希金、莱蒙托夫、塞万提斯这样的大文豪都是贵族兼军官。在德国，军事荣誉一直享有崇高的地位，吸引着最优秀的贵族子弟。军官是社会上最受尊重的阶层。贵族子弟进入军事学校被认为是最好的发展道路。
在中国，到了战国时代，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经过几次政治革命，主要的国家都逐渐确立了君主专制。贵族失去了他们的政治权利。贵族社会也趋于消亡。取而代之的是国君一人之下的平等社会。原有的文武兼备的教育制度也无从维系，商人平民等社会底层因为等级制被打破有了发展的机会，人们纷纷开始在变动的社会中用努力和运气去争取自己的地位，“专业化”成为迫切的需要。从此，文武开始分家。文人出现了如张仪那样的职业说客，武人则出现了如荆轲那样的刺客。他们并无国家主人的意识，只是为各自的主子游说或卖命罢了。
更重要的变化出现在国际关系上。
春秋及春秋以前的国际关系，由于是贵族社会，并不以互相兼并为目的，而是以维持国际均势为目的。所谓春秋五霸都不追求领土的扩张，而是寻求其他国家的尊重和崇高的领袖地位。
在这一时期的战争，由贵族包办，参战人数有限，规模一般也不大，可说具有一定的游戏性质。开战之前，有各种繁复的礼节，开战以后，杀戮也并不很多。战争中，交战双方也保持足够的互相尊重。整个战斗过程有种种公认的规则。敌对双方并不一定要你死我活。宋襄公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当时的人并不以宋襄公的行为为怪。认为宋襄公的做法愚蠢呆板的，是后世那些认为打仗就是要全歼对方的人。
战国时代，随着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出现了两种新情况：一、各国之间的战争日益残酷，且以消灭吞并对方为目的；二、各国开始了普遍的全民征兵制度。这两种情况都使得宋襄公式的战争规则难以为继。
春秋时期的吴国，原本可以灭掉越国的，但吴国放过了越国。吴子胥被气得要死要活。可是后来越国就没有那么客气了。一旦实力达到，就毫不犹豫地灭掉了吴国。这场战争成为春秋和战国的分界，从此以后，灭掉敌国就成为各国力求达到的目标。
既然以灭掉敌国为目的，自然就要尽量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而且，不仅要杀伤敌国的士兵，还要大量屠戮敌国的平民。这种战争自然不可能再由少数贵族包办了。国家开始建立并强化全民征兵制度。结果，一方面是战争日益残酷，另一方面是全民被征兵制裹挟入战争。这两种因素自然使得民间产生厌战、畏战的情绪。墨子等人开始呼吁和平。
战国时期战争的残酷是非常可怕的。史书中记载着不少战国时战争中大量杀戮的数字，动辄数以万计。“征城之战，杀人盈城；征野之战，杀人盈野。”秦兵所以强大，是因为那是秦制实行以杀戮敌兵人数决定军功。河北易县出土过人头冢，其状令人毛骨悚然。数万人头集体埋葬。可以想象，那时很可能有过这样的情景：一场战争过后，士兵们携带着自己杀死的敌人的头颅回到本方请功。大道之上充斥着手提若干人头的军人。在计数处登记过后，人头被收集埋葬。这样的气氛之下，民众当然视入伍为畏途。
在这种形势下，回顾春秋时期贵族之间游戏式的战争，自然觉得不可理喻。宋襄公的行为也就成为被耻笑的对象。
类似的过程也发生在欧洲，只不过时间晚得多。中世纪以后，欧洲渐渐分为若干并立的国家。起初，这些国家均为封建制的贵族社会。彼此之间虽有战争，但以维持均势为目的。斩尽杀绝的战斗似乎只存在于宗教战争之中。各国的贵族虽然分属不同国家，但彼此之间的认同感很强。一个法国贵族和一个德国贵族之间的共同语言和认同感绝对要大于一个法国贵族和法国农民之间的共同语言和认同感。甚至可以说，欧洲的贵族构成了一个跨国家的社会，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语言——拉丁语或者法语，有共同的生活方式，有共同的审美观，有共同的价值观。所以，国际关系中，均势而不是统一是最好的目标。
德国首相俾斯麦曾任德国驻俄国大使。沙皇很器重俾斯麦，曾公开问俾斯麦是否愿意担任俄国的公职。这种行为在现代社会是不可原谅的。这不是公开策反吗？但在那个时代，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谁也不会为此大惊小怪。
但欧洲和春秋时期的中国一样，各国首先在内部完成了铲除或者削弱贵族、确立君主专制的政治变革，随后，各国之间的对立逐渐严重，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点，进入了欧洲的战国时代。各国之间展开了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残酷的全民战争。在这场世界大战中，欧洲各国的贵族子弟依传统首先入伍参战，结果，各国贵族的年轻精英在这场惨烈的战争中几乎凋谢殆尽。这是欧洲社会在一战后发生深刻变革的重要原因。我始终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才是刻骨铭心的。经过这次战争，古典社会彻底终结了，欧洲进入了现代。古典的价值观被彻底颠覆了，重要的是，人们被残酷的战争吓倒了。战争的审美意味从此荡然无存。从此，反战和和平成为最重要的诉求，压倒一切。
回到中国。战国时期的残酷战争不仅使得宋襄公式的战争礼仪成为难以继续的奢侈，也使得中国社会逐渐成为兵民分离的社会。这后一点日后进而演化为兵民对立的态势。这种兵民对立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社会成员的心理结构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不绝。其中，战争规则的堕落和兵不厌诈的做法只是诸多后果之一而已。不过，这是需要另文叙述的内容了。
本文内容来自历史学家的著作。正确与否本人概不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