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中国经济时报因见证并引领了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而声誉鹊起，获得了“舆论先锋”、“报界新锐”的美称。如果说，自1992年开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孕育了中国经济时报这个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弄潮儿”，那么，到1997年，这个诞生仅三年的“弄潮儿”便已挥动其年轻然羽毛渐丰的翅膀在中国思想的天空划下了搏击的弧线。
引子
在《交锋》——一部因客观而生动地展现了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惊心动魄的全过程及其深远历史影响而享誉海内外的畅销书中，在述及第三次思想解放时，有这样一段话：
“1997年9月11日夜晚的北京城，从表面上看去，一切如常，但是，所有报社的编辑部里全都通明一片。灯火流溢处，气氛平静但却有些异样，有如军队之等待冲锋的号令。按照既定计划，党的十五大将于次日召开，现在，报社的编辑们都在等待预备会议的消息和照片，以及主席团成员的名单。也是按照既定计划，这些消息、照片连同名单，全部由新华社编发，连夜通电全国，报纸则一律照录于次日头版，不能有任何差错。
“惟中国经济时报有些别出心裁，这一个夜晚，它的头版编辑正在为一篇文章作最后的校对。文章题目分外显眼：《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
作者的描述，记录了中国经济时报人在那个特殊历史时刻的心路历程。
第二天，也即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开幕之时，这份报纸连同其他报纸一道，送到了代表手中。
中国经济时报因见证并引领了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而声誉鹊起，获得了“舆论先锋”、“报界新锐”的美称。如果说，自1992年开始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孕育了中国经济时报这个朝气蓬勃、活力四射的“弄潮儿”，那么，到1997年，这个诞生仅三年的“弄潮儿”便已挥动其年轻然羽毛渐丰的翅膀在中国思想的天空划下了搏击的弧线。
从“东方风来”到“晴空排云”
从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到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再到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当代中国的三次思想解放有力地启动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现代化建设的快速发展。《交锋》一书分别用“一石击起千重浪”、“东方风来满眼春”、“晴空排云上碧霄”来生动传神而凝练准确地概括了这三次解放思潮。
1978年5月10日，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文章，经邓小平同志支持、由胡耀邦同志组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刊物《理论动态》上。第二天，光明日报全文刊登了这篇文章，署名为特约评论员。第三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了此文。接着，很多省报也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这么多重要报纸如此迅速地转载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事，所以立即轰动全国，犹如巨石投入水中，引起轩然大波。
文章说：“只有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才能够使伪科学、伪理论现出原形，从而捍卫真正的科学和理论。”文章尖锐地指出：“躺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现成条文上，甚至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实践，这种态度是错误的。”这就公开否定了“两个凡是”的主张。
同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举行。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会果断地废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明确“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对经济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进行认真的改革”，并强调要保障人民民主，加强法制建设。这次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中国开辟了现代化建设的全新道路。
是之谓第一次思想解放。
1992年1月至2月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的重要谈话，是当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又一个里程碑。
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科学地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经验，并回答了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认识问题，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了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
南方讲话丰富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使这一理论走向成熟和最终完成。在党的十四大上，这一理论写到了党的旗帜上。
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一针见血地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说来说去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小平说：“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
南方谈话中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关于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概括，关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新概括，关于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新概括，从根本上冲破了姓“社”姓“资”的枷锁，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在北京召开。十四大政治报告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系统地总结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确立了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大会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江泽民同志在政治报告中要求全党“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束缚自己的思想和手脚”。
是之谓第二次思想解放。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推动下，各项改革事业都有了重大的突破和进展。但是，1993年夏秋之际，又出现了一阵噪音。
一篇公开发表的文章把当时的确存在但经过其夸大渲染的问题归罪于改革开放，而其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退回“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五六十年代。
同年底，又一篇文章说，由于“私有企业迅猛发展，成倍增长”，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腐败、地方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阶级斗争有可能重新上升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对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的“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挑战，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提出了挑战。
1996年，在北京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针对1992年以来的股份制试验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在国企改革中“抓大放小”的方针，提出要维护包括所有小企业在内的“统一完整的公有制体系”，反对放掉小企业。
应该说，随着改革向深层发展，姓“公”姓“私”的争论也有其必然性。这是姓“社”姓“资”问题的延续。到了1997年，随着股份制日益成为改革的主要取向，指责股份制的声音高涨起来。
在这些批评文章中，有的大量摘引马克思语录，论证我们今天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一时间，人们心头浮起了疑问：“到底今后要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关键时候，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江泽民在“5·29讲话”中首先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江泽民接着指出，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近20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克服了那些超越阶段的错误路线和政策，又拒绝了抛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错误主张。
江泽民这一论断，批评了那些一切从本本出发的教条和空想。正反两方面经验表明，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只讲方向，不讲阶段，常常使我们陷入盲目的境地。尽管我们的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但我们刚刚摆脱贫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能追求单一的公有制，只能以公有制为主体，促进各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这是从实际出发的政策。在我们国家，私有经济成分发展得好，同样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样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江泽民在“5·29讲话”中说：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继续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
在这里，讲话解除了困扰人们多时的姓“公”姓“私”的疑惑，为国有企业改革扫清了思想障碍。
“5·29讲话”为党的十五大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这就是自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中国经济时报：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的见证者和引领者
“5·29讲话”明确竖起了中国将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路的风向标，但是，“发展私营经济将危及社会主义国家基础”的论调仍有很大的市场，许多人还在迷惑和观望之中。此刻，中国经济时报扮演了一个坚定的市场经济促进派的角色，时报人勇敢而坚决地站在了时代的潮头浪尖。
从这年7月起，邢贲思、吴敬琏、李君如等一批知识界、思想界的知名人士陆续在中国经济时报的显要位置露面，他们所发表的言论的核心归结起来指向同一点——防“左”，冲破姓“公”姓“私”的理论禁区。
按《交锋》的说法，“《中国经济时报》显然是在从事一次有组织的活动。它在头版头条位置开辟了‘时报专访’的专栏，专门约请一些知名人物来发表见解。从7月底开始，每逢周二刊出一次。经过若干个星期，忽然停止，几周之后恢复，仍然是学者文章，但已取消‘时报专访’的栏题。”
中国经济时报有组织策划的第一篇“时报专访”刊登在7月29日，是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教授与记者的对话录。
一年多以前，邢贲思曾经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他在那篇文章里面说，在当今中国，确实存在着从不同方面怀疑、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潮。“现在有人理直气壮地打着中央强调的‘不争论’这一旗号，散布一些错误思想。‘不争论’有个前提，不能让一些错误思想干扰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在，中央提出的‘不争论’是指不搞无谓的争论。”
此文发表于1996年6月6日，他在那篇文章中所说的“错误思想”看来是针对“左”和“右”两个方面。但是，邢贲思在1997年7月谈论这场争论的时候，开始毫不容情地指责“左”的干扰。他所谈论的题目便是《充分认识初级阶段，坚决防“左”》 。
他说，小平同志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个讲话至今还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倒不仅仅是由于有些同志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进行批评，特别是对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这不是一个少数人的问题。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刻的问题：对于我们当前所处的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党内外还不是很一致。为什么江泽民同志这次在中央党校讲话中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看‘左’的东西现阶段最基本的一个表现就是超越历史阶段。他们无非是说你们现在搞的一套东西右了，你们这套东西不符合马列。那么我要问究竟什么叫马列呢？究竟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当前实际情况的政策方针是右，还是他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
这是党的高级干部首次将几年来的争论直接公开在报纸上。邢贲思的这一段话当中还有更加重要的信息，那就是，江泽民的“5·29”讲话，乃是针对一度流传京城的“万言书”（邢贲思称之为“一些长篇东西”）中“左”的倾向而发。
邢贲思接下来的话更加激烈：“从过去一年里直到今年上半年，我们都可以看到‘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所以，不回答这样或那样的责难，就会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上发生动摇。”
接着，邢贲思谈到了一年前他写的那篇文章。他说：“当前所谓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用一个什么东西作参照系？如果按照一百多年前马恩的理论观点来作参照系，那么最后反到我们自己头上来了，因为马克思没有讲市场经济。这样划分的结果，把我们自己划到反马克思主义那一边了。最后一棍子就打到我们自己头上。这也正是一些思想僵化、保守的人们所欢迎的。所以，起初我们讲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这个问题，他们拍手称好。为什么？在他们看来，是时候了。按照他们的逻辑，前一段时间反马克思主义太厉害了。其实，他们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僵化的那一套。所以，我们这些人都是被他们划入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中了。还有，江泽民同志提出要讲政治，有人就利用这一点，认为邓小平只讲经济，把第二代领导与第三代领导对立起来，同时达到他们批邓的根本目的。再加上江泽民同志曾提出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七个界限，有人认为时机来了，一时好像山雨欲来风满楼。我当时隐隐约约已经感觉到有人利用我们的‘讲政治’和‘划清七个界限’来造谣，煽风点火，进行挑拨。这事关重大，因为实质是要否定邓小平理论。我认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的社会主义观的根本区别是，前者突出经济，后者突出政治。这好像是一字之差，其实是一个根本的转折。我理解讲政治是针对有些地方的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对政治方面的问题有所忽视而言的，不是从根本上、从理论上来强调讲政治。江泽民同志去年‘两会’上在解放军代表团就讲过，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要把邓小平开创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下去，更没有任何意思要以政治代替经济。”
以如此激烈的语言公开指向“左”的思潮，这是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来的第一次。
这篇谈话最直接的影响，是使人们不再回避同“左”的思潮的正面交锋。两年多的私下“争论”由此涌到表面，再也没有必要支吾其辞。
8月5日，“时报专访”的主人公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他谈论的主题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吴敬琏说，最近一个时期，一些人士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持有异议，断定“国有制是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和必须追求的目标”，认为国有经济比重的降低表明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丧失，社会主义因素的减弱，甚至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他们反对国家为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等不同经济成分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这种说法，在部分干部群众中引起思想混乱，因而需要给予回答。
吴敬琏指出：“8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集中在国有经济上面。这方面的改革迟迟未能取得突破，使我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处于被动。”“不能把国家所有制看做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和社会主义追求的目标。”“国有经济的重组，不宜采取由政府包办的办法。”“国家应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消除对非国有经济成分在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
吴敬琏强调：“我们应当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问题的回答和我国18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以此为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以便营造使所有的人和各种经济成分都奋发努力的氛围，共同缔造我国长期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
8月12日的“时报专访”刊登的是中宣部理论局副局长李君如接受时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
李君如说，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姓“社”姓“资”有疑问，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中和十四大上已经解决了。现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所有制层次上，具体表现为姓“公”姓“私”的问题。“对于怎么解决已经出现的种种困惑和疑虑，有人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答案。在去年和今年初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就出现成段成段引用马、恩的著作，来说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相应地，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一些同志为了推进改革，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找证据，论证与之相反的观点。这就出现了我党历史上常见的奇特现象：观点相左的双方都从马克思本本里面找证据，而且接下来又围绕马列经典作家的这段话和那段话发生争论。比如在马克思关于股份制的问题上，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某句话论证股份制是‘私有制’，有的人举出马克思的另一句话论证股份制是向公有制发展的过渡环节。”
“江泽民讲的‘学风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误区的。”李君如还说，总书记“5·29讲话”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冲破了人们在姓“公”姓“私”问题上的疑惑。“从总书记讲话的大背景看，存在的种种困惑包括来自‘左’和‘右’两方面的错误观念，但主要是那些超越初级阶段的‘左’的观念引起的。”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李君如在此次谈话中明确提出，江泽民同志的“5·29讲话”冲破了姓“公”姓“私”的思想障碍，是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从这三次思想解放的轨迹看，都是一个不断冲破那些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超越现阶段的“左”的观念的过程。
自此，“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提法浮出水面并不胫而走。
9月9日，“时报专访”刊出的是时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经济学家董辅 对时报记者的谈话记录，题目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董辅 说：“前一段时间看到仍有人在文章里写道，市场经济有两种，一种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他们更换了一种说法，认为我们可以实行市场经济，但市场经济还是有姓社姓资的问题，我们实行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表面上看来承认了市场经济是我们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最后拐弯抹角又把问题扯到姓社姓资上来了。”“整天纠缠于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之中，这对我们的改革是非常不利的。所以需要重新澄清疑惑。”
董辅 把社会主义经济比喻为八宝饭。他说：“八宝饭里的糯米是主要成分，没有糯米不是八宝饭，但糯米本身并不是八宝饭。八宝饭里还有红枣、莲子等其他成分，这些东西本身也不等于八宝饭。但没有这些东西，单有糯米，那只是糯米饭。只有把糯米和红枣、莲子等组合在一起并以糯米为主导才是八宝饭。所以，如果只有公有制经济，而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不会形成市场经济，从而也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绝非权宜之计。如果将来生产力发展了，就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那也就没有市场经济。”“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就区分不清楚。我认为，真要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什么不同的话，关键就是看能不能把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结合起来。”
9月9日，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清华大学教授秦晖的调查文章——《宁可慢些，但要公正》。秦晖一如既往地呼吁人们关注经济转轨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恪守程序正义的原则。
9月10日，“时报专访”刊出了记者采写的《各种所有制应平等竞争——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高尚全》。高尚全着重强调：“只能用‘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衡量公有制的实现形式。”
9月11日，即中共十五大开幕的前一天，中国经济时报刊发了记者采写的《积极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访十五大代表、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一文。这个因一年前写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而饱受“左”潮抨击的“特首”此刻终于长吁了一口气，说，“现在看来，我那篇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的毕业论文基本符合江总书记‘5·29讲话’的精神”。
……
中国经济时报的这组后来被收入《解冻年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备忘录》一书的访谈文章于江泽民发表“5．29讲话”之后、中共召开十五大之前连续见报，同稍后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报刊刊发的相关文章汇集在一起，宛如平地上炸响串串惊雷，驱散了笼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片片阴霾。继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随着1997年的这一轮思想解放浪潮，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航向从此不可逆转。
同年7月15日，由吴敬琏任课题组长的“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课题研究报告在中国经济时报全文刊发。自7月23日开始，时报还陆续推出了诸城、海城、漯河等多组来自改革一线的深度调查。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时报编发了马洪、董辅 、王珏、晓亮、秦晖、何清涟等学者的一系列文章，就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所有制改革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在1997这个具标志性的年份，由中国经济时报等报刊发出的嘹亮号角终于汇成了雄浑的大合奏，强化和放大了决策层谱就的改革主旋律，这跳跃的音符鼓荡着中国的所有制改革迈向更深广的领域。
并非尾声
中共十五大之后，以廓清“公”“私”之争、深化所有制改革、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浪潮虽暂告一段落，但中国经济时报勇做时代潮流的记录者、守望者、引领者的“禀性”一仍其旧。其捭阖的空间更大，而其探索的领域则更深。
基于此种“禀性”，在此后的岁月中，中国经济时报一直努力走在时代的前列，并在大多数问题上以开放的心态，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在历史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人们总是能看到中国经济时报的身影、听到中国经济时报发出的声音。可以说，中国经济时报坚实地踩上了中国市场经济发育的步点。
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时报见证和引领了当代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之潮，它自身也注定要被记录进中国当代思想解放和报业发展的史册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