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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的10年，这里面宏观经济政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我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三个政策：
第一个政策是，小平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思，我认为把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理论创新。其实，这是我在美国学习时一直困惑的问题。因为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活多年，特别到美国以后也感到了计划经济效率低、活力差等等方面的问题。可是，当时也感到计划经济本身有一定的优点，例如它可以集中力量做大事，整个社会比较公平等。如何能将二者结合起来确实是一个困难的问题。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我觉得豁然开朗，就是要用市场经济手段来追求效率，用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公平。我觉得这个方向是非常正确的。
为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就要大胆学习国外市场经济几百年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好的组织方式和好的管理方式，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运用，这确实是一次思想的解放。我刚到美国学习时，连股票是什么都不知道，后来才逐渐明白，觉得股票市场也存在风险，对在中国能不能建立资本市场还存在疑问。小平同志使我们解放了思想，敢于大胆地学习国外的东西，现在不但已经有了股票市场、股份制公司，风险投资、期货，等等，甚至金融衍生品都将在我国出现；另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保证社会的公平和公正，特别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这两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不注意保障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分配差距越来越大，就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最后也就谈不到经济发展的效率；反过来，如果只强调公平和公正，不注意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率，就只能在低水平下保障公平，很难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也难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所以，我觉得小平同志这个理论创新是很重要的。经过十四大、十五届三中全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10多年的摸索，可以说我国在探索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取得了不小的进步。
第二个政策是，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1990年代前几年我国发生了比较严重的通货膨胀，由于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了。但是由于政策没有及时调整，加之经济运行的惯性，又产生了通货紧缩的危险。为应对通货紧缩，从1998年开始（其实，根据我的分析，1996年就已经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的迹象了），我国就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当时对实行这个政策确实存在着争论，因为全国人大刚刚提出来要实现财政收支平衡，消灭赤字，而积极财政政策学术上称为扩张的财政政策，其主要措施就是增大赤字。尽管有争论，但在当时多数人还是认为有必要实行这个政策。不过，我当时就提出，一定要看到政策的正反两面效应，要注意把握好“度”，因此不大主张用“积极的”这种带有明显褒义的提法来表述这种财政政策。
这种政策的好处就是，可以通过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拉动钢铁、水泥等生产资料需求的增长，同时将工资收入转化为消费，也能够拉动市场需求，从而可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不会降低，至少不会降低太多。但另一方面，这个赤字也就是政府所欠的债务，总是要还的，赤字积累越来越多，最后的结果就必然造成还债的压力沉重。所以，当时我提出这种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如果老是靠政府赤字来拉动经济增长的话，在某些方面又容易走回计划经济的老路，而且有可能产生通货膨胀的危险。
第三个政策是，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我国这些年来过多地重视经济的增长，而对社会公平等方面关注不够，特别是过分强调ＧＤＰ这一指标，似乎发展就是ＧＤＰ的增长，这就是制度经济学家批判的所谓“增长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增长”的观点。我在2001年就讲过，增长是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惟一的因素，要慎言我国的ＧＤＰ 30年赶上美国等。而且片面追求ＧＤＰ增长就容易忽视社会问题、环境问题、农村问题等等。我认为，在一部分政府官员中确实存在这种过分注重ＧＤＰ的观点。我也多次呼吁要注意这种倾向，而且我也几次讲过，我国现在投资增长很快，一定要注意投资的效益。我在1997年政协全国大会上发言时讲到，有效益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不能把发展等同于增长，而且认为“增长就是硬道理”是不对的。我认为，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的经济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更明确的解释和发展。我觉得，它的影响我们目前可能还不能完全理解，但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对此会有更多、更深的领会。（以上据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杨良敏、李成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的专访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