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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人群叫农民工
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涌入城市，从事各种各样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工作。这一既是农民又是工人的群体被称为“农民工”。
学者认为，1992年，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正式取消粮票，成了城市向农民开放的一大标志，这为农民工涌入城市提供了一个制度环境。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农民工人数迅速增加。主要原因是，本就人多地少的农村，税费负担趋重、粮食价格下跌，农业与重工业发展相对萎缩；与此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经济飞速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北上北京、南下广东、东进上海……，随着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民工潮自然地流向中国的四面八方，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和城市。
据统计，1994年中国农民工数量为6000万人，1999年达8200万人，2000年达8840万人，而到2003年已有1．14亿人。10年之间，农民工的人数翻了一番。事实上，这是一个仍在不断增长的数字。
从1990年代初出现民工潮至今，农村大致走出了三代农民工：
第一代是1960年－1969年左右出生的。这代人25岁以前基本是在农村度过的，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对工作的要求也不高，只要给的工钱能达到他们的最低期望值就行。他们吃苦耐劳，在他们因为年龄而被城市淘汰的时候，由于掌握了熟练的务农技能，他们再回到农村干活也容易上手。当然，他们也会安于重新种田；
第二代人出生在1970年－1979年左右年。这部分人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两个不同点：一是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二是他们对农活的掌握程度不如上一代农民工。家庭特点上，这代人也与上一代农民工不同，他们大多已有子女，为了子女的教育和生活，他们的家庭一般处于两地分居状态，妻子在家抚养子女，丈夫在外打工挣钱；
第三代人出生在80年代以后。与前两代人相比，这代人的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或职高学历，对工作的期望值也最高。但由于是直接从学校到社会，大多数人缺乏务农经验和吃苦耐劳的精神。而他们所受的教育又没有达到与城市人同等的水平，这决定着他们的工作状况往往比期望的要差。但是，这一代人的维权意识，显然比前两代农民工高，他们对法律和人权也思考得更多，并越来越多地引起社会注意。
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他们和城市人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生活境遇与城市人却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几乎承担了城市中所有脏活、累活、苦活、危险活，为城市建设付出自己的汗水甚至鲜血，奠定了城市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在就业、社会保障、卫生服务、教育、政治权利、社会地位等等方面均无法融入城市主流。他们注定是城市的过客，他们生活在城市的最边缘和最底层，与城市的隔阂越来越大，对城市及城里人的仇恨越来越强烈。也因此，长期以来，农民工犯罪现象屡见不鲜，这更增加了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的误解和歧视，从而使问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长期以来，农民工是个弱势群体，但其数量越来越大，所交织的矛盾也越来越多，因而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群体。
给农民工应有的权利
总体上，政府对民工的管理是一个由紧到松的过程。从政策上讲，国家对农民工的流动经过了控制流动（1961年－1983年）、允许流动（1989－1991）、控制盲目流动（1984年－1988）和规范流动（1992－2000）、公平流动（2000年至今）几个阶段。
自从有农民工以来，尤其是近10多年来，政府管理部门、社会和农民工之间，伴随着无数大大小小的矛盾、冲突和沟通，逐步达成了越来越多的共识。总体而言，农民工的艰难处境越来越引起社会关注，生存状况也不断得到改善，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也逐步有了保障。
在大多数情况下，每一次对农民工政策的松动或社会对他们的关注，都是农民工与社会碰撞的结果。暂住证本来是政府规范流动人口的管理手段，但对农民工，却成了一场噩梦。
1980年代初期，为了规范人口管理，政府对农民工实行暂住证管理，同时还需要办理务工证、健康证，而女性还要办理计划生育证等，办理这些证件都要缴纳一定的工本费。但暂住证在实际操作中被恶化成一种严重侵犯农民工权益的载体，因为它与收容遣送制度联系在一起。这场噩梦一直持续到2003年。
这一年，大学生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并被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引起社会轰动，与暂住证相连的收容制度开始被人们质疑。同年6月，国务院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2004年，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出台了一项规定，面向农民工的7项收费在2002年底以前必须取消。这7项收费是：暂住费、暂住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外地建筑企业管理费。伴随着这些改革措施，我们惟愿今后农民工可以和城里人一样，在阳光下散步而不用恐慌。
2003年，温家宝总理帮农民工讨工钱，让早已存在的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第一次被全社会关注。随后，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和建设部下发了《关于切实解决建筑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通知》，为解决农民工工资的拖欠问题找到了政策依据。
农民工在遭受了多年的歧视后，不再沉静，他们通过种种维权组织向社会讨回他们应有的权益。
1990年代初开始，在深圳等地，农民工就试图组织工会。2004年上半年，沈阳成立首个农民工工会。这样，当农民工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不再无组织可依。与此同时，为争取农民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也一并出现，而同乡会等具有民间原始特征的自发性组织也开始出现并发挥作用。
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也在发生着变化。
2001年12月12日，浙江义乌市大陈镇，7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外来打工者被选为这个镇的人大代表。他们成为浙江省首批从暂住人口中直接选举产生的乡镇人大代表。
总体而言，农民工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他们与城里人社会地位的差距正在缩小。
2004年6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出台《关于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有关问题的通知》，让农民工的保险问题得到解决，《通知》把农民工参加工伤保险问题，列为今年工伤保险覆盖面扩大的重要内容。
为了农民工的基本权益，中央和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针对农民工的保护与服务政策。从1990年代初开始，国家对农民工的流向进行引导。从2000年开始，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的政策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2003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做好农民进城务工就业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通知》，就农民工的进城限制、就业限制、拖欠工资、生产生活条件、培训、子女入学、管理与服务等方面，作了比较详细、积极的规定。
民工荒，来自农民工的惩罚？
从2003年起，一种被称为“民工荒”的现象，开始在东南沿海部分地区出现。进入2004年，“民工荒”现象在福建、广东、浙江等地进一步蔓延。
有专家分析，工资待遇低、劳动强度大、工作环境差，是农民工不愿意打工，从而形成“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而近几年来，国家对农业的大力扶持，使农民收入有所提高，低廉的打工工资对农民工失去了吸引力，一定数量的农民工返乡务农。
“民工荒”的出现，也许是农民工给社会的警告和抗议。同时在提醒人们，农民工对城市和社会的重要性。大量农民工的抽离，对于正在发展中的城市无疑是釜底抽薪。
也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民工荒”事实上是“技工荒”，指农民工的技能不再能满足市场需要。
这是给社会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经济发展要求企业管理更正规、技术更成熟，但是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待遇并没有因此而水涨船高，他们无力支付向技术产业工人转型的培训费用，而政府对农民工向技术产业工人转变没有足够重视，企业则只管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农民工身上的各种支出，不会提供农民工转型所需的费用。
“技工荒”的出现，暴露了“民工荒”最深层的原因，也给社会敲响了警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