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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上可以说，存在过一个“美国制造”的国际秩序。但是这个时期持续的时间很短。大概只有冷战结束迄今的国际秩序才称得上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此之前，国际秩序一直有一个或数个强国在竞争领导权。一战之后是英国，然后是德国、日本和苏联，二战之后是苏联。在漫长的时期中，国际体系都是分裂的。在美国人看来，“美国世纪”总是危机四伏，岌岌可危。在与其竞争霸权的国家看来，接近美国、代替美国，也不是那么困难，梦想似乎不那么遥远。但是，冷战的结束显示了美国具有持久的支撑能力。究竟如何评价美国的这种能力？仅仅是因为美国的实力吗？
领导权转移到美国，花费了30年时间。这是混乱、失调的30年。权力转移势必要如此。美国最后成为领导者，其力量固然是重要的，但不是惟一的。起关键作用的是美国的政治文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以及战后欧洲大国的普遍衰落，显示出英国已经无力领导世界了。世界的政治中心显然已经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苏联从欧洲体系中独立出来，日本在东方崛起，而最重要的是美国的崛起，“实际上，面对整个世界的重建，欧洲似乎拿不出任何东西，界定和平（不仅在地缘政治方面，而且还在经济和文化领域）的任务不得不托付于其他国家，而首当其冲的就是美国。”
从当时的世界力量分布来看，美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就一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建而言，美国发挥了重要影响，则不应首先归结为美国的力量。欧洲的普遍衰落是事实，可是，美国并没有准备好把国内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国际秩序的建设，因此这些力量还只是潜在的。
美国在大战快要结束的那一年春天才向欧洲战场派出了自己的军队。同年的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项原则”，即所谓的“十四点”。美国军队出现在欧洲战场的协约国一方，对于战争的结束，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十四点的提出，则为战后世界的重建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德国宣布，愿意以十四点为前提结束战争。实际上，十四点成了全世界的福音书，甚至连战胜国英国、法国，都甘心情愿地把结束战争和战后的重建谈判工作留给美国总统威尔逊去打理了。威尔逊在战争临近结束的阶段，一直扮演了协约国发言人的角色。
威尔逊为战后世界设想的新秩序，包含着一系列革命性的思想，它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反响。但是正是十四点是如此的革命，以至于不只是欧洲列强，即使美国自己对此都没有做好准备。中国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代表中国当时的北方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国内对这个问题几乎一无所知，甚至连外交界的同事们也还需要研究讨论。但这倒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当国联问题在美国引起兴趣时，英法两国却似乎不曾有人过问此事。1918年10月29日，协约国就14点进行讨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代表豪斯上校就十四点中的第二点“海上自由”问题展开了激烈论战，劳合乔治不同意这一点。威尔逊授权豪斯上校发出了这样的最后通牒：“如果和平的内容不包括海上自由，我不能同意参加和平谈判，因为我们宣誓要打倒的不只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而是每一个地方的军国主义。”
美国期望的是“没有胜利者的和平”。他追求的并不只是德国的投降，而是要放弃所有国家据以行事的原则和行为方式本身，它们包括，均势，秘密外交，殖民地政策等等。正如他宣布的，美国要反对的是每一个地方的军国主义，而不只是普鲁士的军国主义。
威尔逊主张的国际新秩序并没有建立起来，这一秩序首先在美国就未能通过，战后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状态，它与欧洲那潭烂泥保持着距离。国际体系看起来仍然为英法等传统欧洲大国主导。从这个角度看，威尔逊失败了。然而，对一个领导者而言，现实中的失败未必是真正的失败，因为威尔逊提出的原则却在世界各地生长起来，威尔逊主义成功了。威尔逊透过现实的迷雾，看到了世界内在的需求，威尔逊主义因此就称为新世界的政治文化，为世界提供了基本的文化想像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