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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去了一趟上海。这是我第一次去上海。
总的感受，上海人时间观念强，沈阳人时间观念弱；上海人紧迫感强，沈阳人就没有什么紧迫感了。在上海，受到同学朋友热情的接待，走的时候，我很想请大家吃顿饭答谢一下，但看到同学朋友那样的紧张忙碌，心里很有负担，就放弃了。等他们来沈阳时再答谢吧。在沈阳，请人吃饭是不会有心理负担的。
上海、沈阳，一南一北，差异自是巨大的。让我先从出租车说起吧。
上海的出租车，公司不同，车在颜色上是做了区分的。比如大众是天蓝色，锦江是绿色……印象中，沈阳的出租车不一样，沈阳的出租车是清一的红色，没有做区分。要知道，如果不同公司的车区分不明显，那么彼此之间就存在强烈的外部性：我的公司努力改进服务，由于乘客难做区分，你的公司就可以免费享受到我公司服务改善的好处；你的公司服务质量差，乘客同样难做区分，我的公司就得承担你公司服务质量差的后果。沈阳出租车彼此不做明显的区分，结果怎样呢？不言而喻，一定是谁也没有激励改进服务，出租车市场最终锁定在低质量服务水平上。
明显地，可以感受到上海出租车高水平的服务，上海出租车服务水平远远高于沈阳。例如，他们的出租车每天都要换清洗过的座套。乘客一上车，报话机就向你致欢迎；下车了，计程器打出发票，报话机也及时提醒你要发票，并向你致谢。据说，司机是不能绕道的；就算因为堵车要绕道，也要事先征得乘客的同意，否则就要遭到投诉。
这在沈阳是没有做到的。不难的东西，但沈阳没有做到。朋友们讲，上海出租车服务质量好是因为政府严格管制的结果。我可不这样看。不是说政府的严格管制没有作用，但没有政府的严格管制，上海出租车的服务质量就一定会差吗？
在上海，朋友告诉我打车一定要打大众、锦江等几家大公司的车。在上海，我特意问出租司机为什么要用颜色将自己的车与别的公司的车区分开来。司机们的回答很干脆：“这是自己的品牌呀！”上海的出租车，行为的外部性通过颜色的区分很好地内在化了。上海的出租车，就算没有政府的严格管制，服务质量也不会差到哪里去的。
按说，公司是有激励将自己的车与别的公司的车相区分的。但为什么沈阳没有这样做呢？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可能是政府要求整齐美观的缘故吧。因为我知道，沈阳出租车车型的选择就是政府干预的结果。这只是一个假说，但这个假说是可以检验的。这个假说意味着，就一些事情来讲，政府干预不是降低了经济的交易费用，而是增加了经济的交易费用。我当时进一步地想，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都表明市场是发展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但市场运行是有费用的，这个费用就是交易费用，因此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问题，首先不是产业结构的问题，也不是优惠政策的问题，而是政府本身的问题，是政府没能使经济的交易费用降下来，用高小勇的话来说，就是政府没有使市场便宜下来。
不错，深圳等沿海地区的崛起得益于中央政策的倾斜。但我们要知道，那些倾斜的政策乃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给予它们搞市场经济的许可。可是今天，我们已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在搞市场经济这一点上，今天大家是平起平坐的，那么还有什么优惠政策可要的吗？项目又怎样呢？项目是不能救国救省的。你不降低经济的交易费用，项目是不可能成功的。反过来，你把经济的交易费用降下来，项目就会不请自到。东南沿海，资本大量集聚，这也许与他们大力引入资本有关系。但辽宁也沿海呀，辽宁也大力引进资本，但就是没有多少资本集聚。辽宁离日本韩国很近吧，但辽宁不是日资韩资最大的投资地区！
出租车事小，但折射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大问题。
回到沈阳，我开始特别地关注起出租车的颜色来。原来，耐心找寻，偶尔也可以看到别的颜色的出租车。这就奇怪了：清一的红颜色可以理解，各种颜色平分秋色也可以理解，但基本上红颜色，极少的车又用别的颜色就不那么好理解了。
我不得不求助于出租车司机们。司机们的回答惊人的雷同：早先，出租车公司都是国有的，国有公司不做品牌，而红色又有喜庆吉祥的含义，所以大家都上红颜色的车。后来，私人可以上出租车了，但因为必须要有50辆车才可以成立公司，所以多是个人买车挂靠公司跑出租。个人的出租车因为数量少是没有激励以颜色相区分的。况且，那时的私车没有现在这样多，也没有专门的婚庆公司，出租车出婚车的很多；结婚愿意用红车，于是大家就都上红颜色的车。现在不一样了，一者有了私人出租车公司，二者一些国有出租车公司也承包给个人了。私人出租车公司要做品牌，要将自己与别人相区分，于是近几年就有一些别的颜色的车了。由于私车的普及，也由于婚庆公司的出现，现在结婚找出租车的少了，个人上出租车也不一定上红色车了。
国有公司不做品牌。司机们的这话含义可不浅：不完全是不做品牌，也做不出品牌的。
庇古讲市场失灵，奈特不同意，说那不是市场的失灵，那是因为权利没有界定为私有。是的，私产是市场的前提。这也是科斯定理的含义了。我们讲经济的交易费用高，那么市场就不能良好运行。经济的交易费用高，难道计划体制就能良好运行吗？也不能的。经济的交易费用高，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良好运行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是被高交易费用拉下马来！
产权和交易费用可不是两回事，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私有产权最重要的经济功能就是节约交易费用。西方人很懂得这一点，他们讲“私有制是道德之神”。“私有制是道德之神”，什么意思呢？正是私有产权节约交易费用的意思。我们的老工业基地国有经济比重高，经济的交易费用怎会不高呢？交易费用不低下来，老工业基地的振兴又从何谈起呢？
再说上海、沈阳两地别的差异吧。
在上海交大安泰管理学院，对求职人员的初步考核是系主任去做的。在上海财大经济学院，你求职找院长，院长是不接待你的，办公室有专门的老师负责初步的筛选。经过了初选，院长再决定是否给你试讲的机会。在上海大学悉尼工商学院，很多的日常事务，院长助理就可以决定了事。但在我们东北，这些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很多的事情，我们的院长都要亲历亲为。就是别人去做，也要事事请示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什么？我的看法，反映的是院长们做行政事务的成本不一样：一定是上海的院长们做行政工作的成本高，而东北的院长们做行政工作的成本低。直觉上，上海的院长们学术上、社会活动上投入的精力一定要多一些，而东北的院长们相对就要少一些。这背后又反映了什么呢？反映的是南北方用人机制的差异吧。
在上海，朋友讲到沈阳的“野蛮拆迁”。是了，他们用的词语是“野蛮拆迁”。他们讲，你政府没有约束，给我优惠又怎样，明天说变就变，还是不敢去投资的。这些朋友可不是学经济学的，这道理可不是他们从教科书学来的！
拆迁的事也不算大吧？而且，拆迁本身可能就有改善投资环境的考虑。但是结果怎样了？结果反而影响了投资环境。所以我总是讲，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重心应该是深化自身的内部改革。国家给予一定的资金投入和优惠政策必不必要呢？必要。但是这些必要的资金投入和优惠政策只能是服务于深化自身的内部改革而断不是别的。
机场归来，接我们的朋友问我们沈阳上海相差多少年。
沈阳和上海，相差10年，说的不为过吧？我还说，南北差距还会进一步拉大的！
来源：[经济学消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