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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县城出发，一路上的情景催人泪下，模糊了我的双眼。
公路上，成群结队的外出打工的人群，像滚滚的洪流，势不可档。通往南方的公路上，不管什么车，只要你是向南走的，统统拦下搭车。如果是客车，一定要挤到装不下最后一个为止；如果是货车，就放上稻草，像装货物一样直到“装”得再不能“装”为止。那些奔向希望的农民啊，似乎他们根本就没有感受到，老天正吹刮着凛冽刺骨的寒风。
这段文字，是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开头部分的内容。2000年初，怀着对中国农民的深切同情，李昌平毅然上书总理，秉笔直书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而后，其事迹通过众多媒体报道，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他在上书中发出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随即成为传遍神州大地的振聋发聩的警世之言。之后几年间，“三农”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程度最高、共识最一致的民生问题，海内学者为之奔走呼号，上下管理层因之“夜不能寐”。
“三农”问题来源于城乡贫富差距太大，危及社会稳定基石
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农民历来是人数最庞大的阶级，同时又始终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虽然驾驭不了国家机器，但由于人数众多，农民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基石。历史经验表明，历代的改朝换代，都与农民的反抗直接相关。“贫富悬殊，是农民暴动的原因；统治失效，是农民暴动的机会”（周谷城《中国通史》）。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农民获得了政治上的彻底翻身解放，他们与工人阶级一道成为国家的主人。但我们必须以足够的坦诚和勇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享有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中国农民在现实生活中的低下境遇并没有得到真正改变，他们仍同祖祖辈辈一样，处于社会的底层。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综合国力强大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如果说广大农民能够与城镇居民一起，同等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实惠，那么“三农”问题也就不会成为“问题”了。但现实中，由于体制阻碍，农民被排除在发展大潮之外，突出表现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分悬殊。这种悬殊，固然是分配体制和强调效率优先政策造成的自然结果，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这种差距本应该逐渐减小。经济学中，基尼系数是分析财富分配的重要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就越大，贫富就越悬殊。根据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绝对平均；在0.4以上表示收入绝对不平均。近年来，我国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均呈现出逐年上升趋势(全国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早在2000年就达到了0.458，已经超过公认的0.4的警戒线) 。由于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城乡居民间的收入差距还在不断的扩大。按国际一般情况，当经济发展水平在人均GDP800美元~1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1.7倍。到200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850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元，两者比例达3.24:1。如果再加上城乡之间在住房、医疗、失业等方面的社会福利差距，实际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超过4:1，严重超过了合理限度。
城乡一体化，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试金之石
2004年，在相隔18年之后，党中央、国务院再次以“中央一号文件”的方式，专门就促进农民增加收入问题制定出台若干政策意见，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文件主要内容包括：集中力量支持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 产业，促进种粮农民增加收入；继续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改善农民进城就业环境，增加外出务工收入；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搞活农产品流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深化农村改革，为农民增收减负提供体制保障；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加强党对促进农民增收工作的领导，确保各项增收政策落到实处。
各地在贯彻“中央一号文件”时，虽然具体方式各异，但总的思路大都是围绕城乡一体化来开题，把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进行通盘筹划，统筹城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环境建设，统筹解决城市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打破城乡界线，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共同繁荣。具体来讲，有以下几项内容：统筹城乡发展思路，从城乡分割、差别发展转向城乡互通、协调发展；统筹城乡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统筹城乡规划建设，形成中心城市、中心镇、中心村一体化规划体系；统筹城乡配套改革，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户籍管理、教育、土地征用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统筹国民收入分配，加大对“三农”的财政支持力度；统筹行政管理体制，形成中心城、中心镇、中心村“三元一体”的行政管理体制。
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起步较早，在“中央一号文件”之前，就在2003年8月召开的市第十次党代会上明确提出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奋斗目标。随后又把这项工作细化成“六句话”（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身份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大胆推进。2004年9月8日，成都青羊区为最后一批农民换发了户口簿，至此，青羊区4.7万农民全部变成了市民。同时，这4.7万农民还在基本养老保险、新型合作医疗、最低生活保障、转岗就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管理等方面逐步享受到与传统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
解决农民不充分就业问题，是城乡一体化的最终落脚点
一般而言，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有四个目标：一是产出（保持较高的产出水平和相对于潜在产出能力的较高增长率）；二是就业（保持较高的就业水平和较低的非自愿失业）；三是物价（保持自由市场和价格水平稳定）；四是国际收支（保持进出口均衡和汇率稳定）。由于对国际收支的影响能力有限，因此，对地方政府而言，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就是产出、就业和物价。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体制性的生产力解放，各地经济运行状况有了极大改观，经济保持持续增长，物价基本稳定，人民生活总体进入小康。遗憾的是，在广大农村，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单位土地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加上生产要素城乡分割、农产品价格体制不畅，土地收益有限，农村居民结构性失业非常突出。按照我国现有的耕作与经济发展水平测算，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大约在2.7亿左右，除去乡镇企业和城市二三产业吸纳农民工约1.2亿人，还有1.5亿劳动力需要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王舟波，2004年5月31日《学习时报》）。同时，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尤其是近年来大刀阔斧的国有企业改革，涌现出了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如果再加上新增劳动力的失业人员和隐形失业人员，失业人员占全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之高，将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失业率。长期的就业不充分，成为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极大不稳定因素。
推进城乡一体化，把农民转变为市民，从体制上解决了劳动力、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问题，为全社会资源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创造有利条件。但这只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性工作，还不是最终目的。正如前面所说，“三农”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城乡贫富差距太大，而造成贫富差距太大的原因就是由于土地边际效益的限制，农民在农业内部不能实现充分就业，导致收入增长大大低于城镇居民。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农民转变为市民，而不为其提供持续的收入来源，“三农”问题仍会尖锐地存在。因此，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必须把最终着力点放在农民就业上，把就业作为民生之本。这也应是考核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绩效的重要标准。在农业内部，在土地单位产出增幅不大的情况下，要大力推进土地向业主集中，发挥土地的规模效益，提高农业从业者的收入。在第二产业的发展上，要避免过多侵占农业从业者的就业载体 -土地，造成外部不经济，因此要大力推进企业向园区集中，节约用地。县一级的工业园区要把主要任务放在解决当地农民和失地转居人员的就业上，因此园区的选址要尽量靠近农民和失地农民的聚居点，入园企业尽量选择劳动密集型项目。第三产业仍是解决就业的主战场，除实行城乡平等的就业政策外，还应按先发展后规范的原则，拓展服务领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来源：[世界经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