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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腐败是指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一套安排。炫耀性腐败是出于渴望被赞美和厌恶被批评的心理状态，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一套安排。从行为动机理论上看，官员出于一定的需要，(这种需要在这里就是虚荣的需要)，这种需要转化为腐败的动机，由此导致炫耀性腐败。 “炫耀性腐败”一词由经济学家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这个术语派生出来，前面已经介绍，炫耀性消费是指一种购买炫耀性商品以获得虚荣满足的行为，与之类似，炫耀性腐败就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虚荣满足的行为。
本节主要简单界定腐败、炫耀性腐败的基本含义，并从行为动机理论对炫耀性腐败进行论证和解释。
主要观点归纳：腐败是指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一套安排。炫耀性腐败是出于渴望被赞美和厌恶被批评的心理状态，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一套安排。从行为动机理论上看，官员出于一定的需要，(这种需要在这里就是虚荣的需要)，这种需要转化为腐败的动机，由此导致炫耀性腐败。
一、腐败
腐败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也是世界各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种顽症。何增科博士曾将腐败称为“政治之癌”。至于什么是腐败，专家学者有无数的解释和论证，由于本文不是学究式地谈腐败的概念和廉政的界线，所以在此不想再多说。本文所谓腐败，就是指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一套安排。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是公共权力的主体，至于这种主体是个人还是集体并不重要。其次是必须谋取了一定的不当利益。谋取利益的大小、方式、效率以及后果也不在此考虑。第三，腐败是一套安排。腐败并不是制度以外的意外。其实，腐败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的安排，有其中的逻辑和结构。
腐败的反义词是廉洁，为了限定主体，所以还是选用“廉政”一词。廉政的含义有二，一是廉洁不贪，二是勤政不迂。遏止腐败是一方面，高效勤政是另一方面。反观“腐败”，范围也就更为清楚了。
腐败的根源是什么？现在学界普遍的看法认为，法律、政策、制度的不合理是腐败的根源，而伦理道德的沦落、低水平的国民意识水准等因素固然是腐败产生的原因，但是这些不是根本原因，因为”这些观点无法解释尽管我们做了大量的反腐败工作的努力，但为何腐败至今仍泛滥的现象。不管有多么严格的公职伦理，也不管国民意识水准有多高，只要存在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和不透明，腐败现象就不会消失。” 这里我们无意与主流对抗，我们只是从腐败行为的动机上来分析炫耀性腐败行为，考察官员出于满足个人虚荣心的欲望所进行的一些违反法律和制度的行为。下面引出炫耀性腐败的概念。
二、炫耀性腐败
那么什么是炫耀性腐败？承接上文对炫耀性的定义，可以认为，炫耀性腐败是出于渴望被赞美和厌恶被批评的心理状态，滥用职权获取不当利益而进行的一套安排。这里只是在原有腐败概念上加入了腐败的动机的解释，对腐败的类型进行了限定。而这也是炫耀性腐败与其它类型的腐败行为的根本区别。“炫耀性腐败”一词由经济学家凡勃伦的“炫耀性消费”这个术语派生出来，前面已经介绍，炫耀性消费是指一种购买炫耀性商品以获得虚荣满足的行为，与之类似，炫耀性腐败就是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虚荣满足的行为。确切地说，“炫耀性腐败”这个词目前还不是一个术语，但也不是笔者发明的一个词语。最先提出这个概念的是美国耶鲁大学学者薛涌，他在 2003年某期中国《新闻周刊》上发表了《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一文，首次提出了炫耀性腐败的概念：“什么是炫耀性的腐败？这一词汇是笔者从炫耀性消费中创造出来的，所谓‘炫耀性消费’，即英文中conspicuous consumption，是指一种花钱给人看的消费。……‘炫耀性的腐败’也是同理。卷入这种腐败的人自己不一定得到什么物质上的好处。”此文一出即引起轩然大波，炫耀性腐败这个标新立异、空前绝后的词语马上引来媒体和学者们的极大关注。
然而薛涌先生只是简单地提出了“炫耀性腐败”的粗略概念，真要研究此问题，还必须对这个概念进行操作化，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前面已经谈到了腐败“三要素”，炫耀性腐败也应该符合这三要素，对于前面两个要素这里不再说明，关键在于第三个要素，即有关私利的问题。这里需要对私利这个概念进行界定。什么是私利？私利就是腐败者自身的利益。在《民主能治腐败吗？——关于如何控制腐败》一文中，潘维先生把私利界定为物质利益，官员谋取精神私利的行为不属于腐败行为，比如官员谋取个人荣誉的行为。果真按照潘维先生的界定，“炫耀性腐败”这个概念也就无从建立，因为，炫耀性腐败被笔者定义为“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虚荣心满足的行为”，炫耀性腐败无疑就是官员获取精神私利的一种行为，炫耀性腐败在很多情况下就直接体现为官员谋取个人荣誉的行为，比如官员通过权力迫使下属刊物刊发自己的文章的行为。所以要使炫耀性腐败成为一种腐败，首先必须否定潘维先生对于私利的界定。
此外，2004年9月19日闭幕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的有关《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专项决议中，对公职人员的腐败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决议指出，“腐败界定为任何公职人中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腐败的构成不要求为实现所图谋的利益而实施甚至企图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决议将有关公职人员腐败和贿赂的规定应当将主体限定于代表国家或者任何行政层级和任何立法、执法、行政、司法的公共管理部门的人员，包括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雇员、国家和地方立法机关的成员、法官、检察官以及政府控制的实体和企业的雇员。由该腐败定义可知，腐败行为私利包括“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也即是说，官员滥用公权获取不正当精神利益的行为也构成腐败，这样潘维先生关于私利的界定就不再笔者考虑范围了，炫耀性腐败的概念由此得以成立。腐败主体从炫耀性腐败行为中获得的精神利益是虚荣心的满足或者是具体的不正当荣誉。
炫耀性腐败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挥霍公款进行炫耀性消费的行为,如官员违规购买超豪华的轿车、花巨资建构超豪华的办公场所等;上级到下级单位视察，下级官员举办盛大的欢迎仪式等，比如让上级官员违规入住总统套房、吃喝方面奢侈无比等。这种吃喝的奢侈当然不是为了满足上级的食欲，而是为了表示自己对上级的无比尊重，从而使上级得到虚荣满足;官员利用手中权力迫使别人对自己阿谀奉承、拍马屁等，并且对善于拍马者加以重用和提拔，这种腐败非常隐蔽，也无法在制度上对这种行为进行制裁。前些年有人发明了“性贿赂”这么一个词来形容人们未达到某种目的为官员提供女色的行为，现在我们可以依葫芦画瓢，创造“虚荣贿赂”这么一个词语，用来形容人们通过拍上级的马屁，使上级获得虚荣极大满足，从而获得升迁的机会的行为。在世俗的政治理念里，善于拍马几乎是一种最大的政治资本，一个没有金钱等实实在在的贿赂资本的人，只要善于拍马，照样能官运亨通，可见“虚荣贿赂”其实是官场腐败的一种重要形式，这种腐败形式的危害也是极大的，它造就了一大批只会溜须拍马而缺乏政治道德和能力低下的劣质官员。对于炫耀性腐败的具体形式将在第三节进一步论述。
综上所述，下面给出炫耀性腐败的判定方法，判断一种行为是否是炫耀性腐败行为，首先看它的实施者是否是公权者，其次看它是否是滥用公权的非法行为，最后看它是否是以满足行为腐败主体的虚荣心为目的。三者都得到肯定的答案，则可以断定，这种行为就是炫耀性腐败行为。在本章第三节分析炫耀性腐败的类型时将用这个法则先为行为定性。
三、行为动机理论
既然是从动机上对腐败进行界定。那么，对于炫耀性腐败的解释，应该是对腐败和对行为动机的解释的交集，炫耀性腐败就是动机理论的注脚之一。
动机是引起行为，维持行为并将行为指向特定目标以满足人的需要的心理动力系统，它是人的行为的内部原因。简单地说，所谓动机，就是承认人都是一样的，做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有私利的。动机总是和需要相连，需要虽然是人活动的内部动力，是积极性的源泉，但单凭需要还不能构成人的确定性的活动，只有当需要转变为动机时，才具有现实的意义，动机是需要的动力形式。把需要转化为动机，这之间的连接物就是目标。只有当需要同能够满足它的对象即目标相遇时，动力才能转化为动机，需要的潜在作用才变成现实作用。
动机的特征有三点。第一是动机的指向性，动机是行为的向导。动机有多种指向。比如成就动机，权力动机理论，交往动机等等。第二是动机的强度与集中度，需要满足的迫切程度所决定动机的强度和集中度。第三是动机的力矩，指动机力量的大小与目标远近的关系。一般来讲，目标越远，动机力量越小；目标越近，动机力量越大。
公共选择理论将动机理论引入政治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官员也是具有理性和私利的“经济人”，他们具有自己的动机、愿望和偏好，关心自己在政治活动中的成本和收益，在交易过程中他们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同样的人不可能仅仅因为从经济市场转入政治市场之后就由仔细求利的自利者转变成为大公无私的”利他者”，政府官员作为单个的个人在政治市场上会对不同的决策规则和集体制度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反应。
四、炫耀性腐败的几种重要类型（节选）
1、公款“炫耀性消费”
这种形式可以说是最为常见炫耀性腐败行为，比如上面谈到的官员违规购车的行为就属于这类腐败。为什么把违规购车行为定性为为了满足虚荣的炫耀性腐败行为呢？这是因为，官员按照中央的规定配车已经能适应工作需要，而官员花费巨额的公款购买超过标准的豪华车，其主观动机无非就是为了炫耀的目的或者是官与官之间互相攀比的结果。车子在古代就是一种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不同级别的官员成不同的车，这在前面已经细说过，官员追求车辆的豪华正是为了体现自己的尊贵，可以说，官员们坐在豪华的轿车里招摇过市，引起人们的羡慕和关注，他们从中便获得做官的一大乐趣。
古代官员以马车等交通工具作为地位的象征，而现在我国官员们最热衷的公款炫耀性为也是购买豪华轿车。在我国，各级官员违规购车的现象非常之普遍，富裕地区的官员们违规购豪华车还情有可原，但是在许多贫困地区，在当地人民温饱不保的境况下，官员们也大肆挥霍公款购买豪华轿车，这就着实可恨了。中央电视台2004年6月21日的焦点访谈栏目对云南省呈贡县官员们违规购买豪华进口越野车的时间进行了曝光。云南省呈贡县是个并不富裕的农业县，当地农民去年人均收入在3000元左右。但呈贡县委县政府却以“工作需要”为由，一下子买了五辆丰田越野车，每辆车的花费高达68万元。这五辆车县委、县政府、县纪检委、县人大、县政协各一部。在迫切需要开发的西部地区，在迫切需要资金的西部地区，几百万元的购车款在一个县里是一笔不小的资金，如果能够用在发展经济上，肯定能为呈贡办一些实事。对于干部们坐的豪华车，群众意见很大，但也敢怒不敢言。另据报道，从2003年7月21日起，山西省开展了清理纠正超标准、超编制配备和使用小汽车工作。全省共清理纠正各类违规小汽车7453辆，拍卖超标准小汽车143辆，溢价648.05万元，全省共立案查处涉车案件137起，党纪政纪处分26人。一个省竟然有这么多的违规车辆，并且山西省也并非富裕的省份，由此可以推见全国该有多少违规车辆！
2003年10月6日，湖北省当地媒体报道称，以湖北省襄樊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楚寅为代表的74名领导干部涉案，其中该市相关单位、县市“一把手”有30余人，厅级干部11人。这就是惊动中央的湖北襄樊“一把手腐败事件”。经中央纪委和湖北省纪委联合调查，早在从1990年10月至1993年4月，担任谷城县委书记的刘有庆连续三次更换轿车，将乘坐的一辆黄色桑塔纳轿车先后换成新白色桑塔纳、进口蓝鸟王和进口现代王轿车，购车挪用企业流动资金和专项资金共计40多万元。谷城县一些单位和领导干部效仿刘有庆，竞相买车和换车，购车资金多数来源不正当，有的动用企业流动资金，有的挪用水利、林业、交通、城建等专用资金，有的甚至挪用新灾夏粮救济款”和群众捐款。为了购车炫耀的，官员竟然挪用救灾款，真是丧尽天良。
年轻人为虚荣而腐败的例子不少，比如北京市通州信通电信器材经销部出纳员谷岩，尽管只有19岁，但他却利用职务便利，将公款77万余元人民币占为己有，并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内，几乎全部挥霍，最终因犯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谷岩的犯罪动机可以说完全是出于虚荣心的驱使。满脸稚气未脱的谷岩，手包里总是装着一两万块钱。三个月的时间内，谷岩购置了大量“炫耀性商品”：高档自行车、电脑、打印机、组合玩具、汽车、7架相机、5个手机，这些物品大大满足了他的炫耀性欲望，并且在这种欲望中难以自拔，不断地挪用公款。谷岩沉醉于在朋友面前摆谱装阔：通州地区几个高消费场所，吃饭、按摩，他带着朋友天天泡；“五一”去青岛，“六一”去广州，“七一”去大连，谷岩带着哥儿们，哥儿们带着女朋友，一行四五个人，双飞加吃、住、玩，出人头地的感觉使谷岩的虚荣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 他一心向往那种大款的生活，沉醉于在朋友面前摆谱装阔，特别喜欢给别人花钱，甚至认为谁花他钱，就是看得起他。
官员们还有更离奇的炫耀方式。据报载，今年8月7日，四川省万源市为一场纪念活动付出巨额报酬请来著名歌星宋祖英、费翔等人，地处贫困山区的四川省万源市年财政收入4000万元左右，2002年财政赤字高达1．6亿多元，但一场纪念活动耗资约2000万元，请宋祖英唱4首歌花了42万元，是当地农民年收入的210倍，请明星、看演出成了“政治任务”，红头文件强行摊派购买门票，当地一名公务员月工资400多元，被强行扣除1／5。据说当地领导办演唱会是为了扩大当地的知名度，发展旅游业，但在笔者看来，官员们发展旅游业是假，自我炫耀才是真。
上面提到《中国足球的炫耀性腐败》一文指出“中国的职业足球，是中国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炫耀性腐败’最典型的表症”。文章指出政府体育部门花费巨资于足球事业是一种“炫耀性腐败”，“足球在中国是最具人气的体育项目。给足球花钱，看的人最多，老板最出风头。……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纷纷以足球作为政绩工程。企业为足球出了血，会从地方政府那里换来各种好处。说到底，还是政企不分，官商一体，为了几个人的虚荣，企业可以放着大量下岗工人不管，花钱养足坛的腐败。”结果导致结果”中国体坛最无能的运动员，收入却最高”,也即是说为了炫耀的目的把大量的金钱投入到了没有任何实力和世界地位的中国足球队员身上，这是一种腐败和浪费。至于导致这种腐败的原因，作者薛涌说：“这种腐败为什么会发生？关键在于”炫耀”二字。钱是花给人家看的。足球在中国是最具人气的体育项目。给足球花钱，看的人最多，老板最出风头。同时，有些企业所有权不清楚，老板花的不是自己的钱，用不着为赔本而心疼。金融制度不健全，一些企业的老板花钱时，用不着为股民或本企业职工负责，只图个人出风头。”中国足球的这种炫耀性腐败，尤其是官员们对于足球的大量投入搞形象工程，就属于用公款进行炫耀性消费的行为，巨额资金出去了，换来的是官员们的虚荣满足。
2、官员霸占“虚荣资源”
这是炫耀性腐败的又一明显表现。前几章已经论述过什么是虚荣资源的问题，现代官员腐败的一大表现就是霸占许多虚荣资源，独享许多炫耀机会。这种现象在我国表现得尤其明显，中国的电视台总是要对官员们进行大量报道，省级电视台报道省长省委书记的一举一动，市级电视台大量报道市长、市委书记的行动和言论，以此类推，不一而足。这是中国媒体与国外媒体的最大区别，外国总统竞选还得花巨资在电视上做广告，而中国官员们可以在电视上免费炫耀，不付出任何的代价。外国记者来到中国最大的疑惑是，为什么中国的媒体成了政府的傀儡？
但是我们再看看朝鲜的状况，我们就可以感到庆幸了。朝鲜只有一个电视台，每天只播两个小时，内容可想而知，几乎都是些赞美领袖，为领袖歌功颂德的节目，这与其说是电视台，还不如说是金家父子的炫耀性窗口、展现的舞台。
中国官员霸占媒体进行炫耀的情况，越往低级别的行政区越严重，笔者到过一些县城，发现当地的电视台竟然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播放县领导——主要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活动，此外就是播放一些广告，除此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节目。据说某县的新闻中心搞电视新闻，每每关涉到县委领导人的“蒙太奇”（镜头）而挨骂。因为经常出现“新闻事故”。何谓“新闻事故”？不外乎三个方面：一是参加活动的领导有的上了镜头，有的没有上镜头，此谓之“漏镜”，要挨骂；二是一起参加活动的领导，有的镜头多，有的镜头少，此谓之“歪镜”，要挨骂；三是镜头出现的先后顺序与领导者的官衔级别不合，或官大者后出，或官小者先播，此谓之”倒镜”，要挨骂。如此等等，搞得宣传部门的新闻工作者们惶惶不安，心有余悸，以至于镜头拍好后，不得不把有关领导的办公室负责人都请来共同审片，共同拍板定夺，也好分担责任。”笔者认为，这就是新时期领导干部的‘荣誉腐败’。诚然，为了指导工作，为了引导舆论，领导干部上电视镜头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这种‘上镜头’视为一种荣誉，视为升官进爵的阶梯，进而你争我夺，锱铢必较，那就错了。” 上述县领导惩罚所谓“新闻事故”的行为，其炫耀之心活脱可见。许多官员们做官的本来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官位的”虚荣效用”，岂有不利用电视节目大肆炫耀之理？
除了电视，官员们还霸占了各大报纸的主要篇幅，各级报纸都要把当地的一把手的新闻放在头版头条。报社从来不管人们爱不爱看，领导的行踪又没有新闻价值，把领导放在头版使他们的政治任务和铁的规则。官员们唯一难以垄断的媒体便是网络，除了官方的网站，其他所有网站都比较自由，比如搜狐网站，其新闻主页完全可以不对领导人进行报道，而只报道有新闻价值，可能引起人们兴趣的新闻。另一方面网络使人们终于有了一块自由炫耀和骂官的天地，好在许多官员由于素质太低不懂上网，否则他们在网上看到那么多辱骂他们之词，非要气死不可。
这种类型的炫耀性腐败造成的社会危害也是巨大的，一方面由于官员们霸占了媒体，导致人们每天都得被迫看或者收听有关他们的新闻，从而造成人们的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和精神折磨。官员们的新闻在电视上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从而导致许多人们感兴趣的节目减少了播出量，这也就间接减少了人们的幸福和快乐。另一方面，由于官员们霸占了媒体，导致普通百姓缺少”炫耀”的机会，而”上电视”对许多人来说无疑是件快乐的事，所以减少了人们”上电视”的机会也就减少了人们获得快乐和幸福的可能和途径。
3、形象工程满地开花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4年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弘扬求真务实精神，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他指出，必须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这与党内一段时间以来，大张旗鼓要求各级干部学习、树立正确的政绩观的”风向”一道表明，当前官员政绩观极为畸形。
所谓“政绩”，就是指为官者在职期间办事的成绩。政绩是考察官员是否称职的最重要的方面。上级部门考察提拔干部，自然是要参考其政绩的。考察政绩可以激发官员的从政热情和责任心。官者有着强烈的政绩意识，本身是好事。然而，当他们一旦把政绩当成一种邀功请赏的筹码，试图借此作为谋求升迁高位的敲门砖时，他们就会打造出”异味”的”政绩工程”。而且由于政绩既有硬件，也有软件，既有可量化的，也有不可量化的，我们对”政绩”的量化还并不科学。这就导致一些官员挖空心思搞”政治秀”。一些为官者千方百计去”树典型，做样板”，大演”政治秀”，甚至造成”一代人的工程，几代人的包袱”。
“政绩工程”，也称“首长工程”、“形象工程”、“贴金工程”，对民间造成的危害，罄竹难书，许多地方的百姓都有着切肤之痛，它已成为中国吏治的一颗毒瘤。众所周知，近几年，形形色色的、各式各样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面子工程”、“马路工程”、“厕所工程”、“文化形象工程”已泛滥成灾，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它既助长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又疏远了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既产生了腐败，又让人们深恶痛绝。因此，党中央三令五申地要禁止这类劳民伤财的所谓”形象工程”。
许多地方的官员们，为了出政绩，大肆搞工程上项目，老百姓称之为“三拍（拍脑袋创意、拍胸脯决策、拍屁股走人）干部”。
安徽省前副省长王怀忠，（人称“王坏种”）有一个很”出名”的政绩观：”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关键不是让百姓看到政绩，要让领导看到政绩。”
被部分媒体称为”形象工程”之最的安徽阜阳”大机场”，共耗资3.2亿。为了兴建这个机场，王怀忠至少透支了阜阳未来10年的财力。当初，时任阜阳地委书记、行署专员的王怀忠立志要把阜阳建成中国第一大市，为此要把阜阳机场扩建成一个国际大机场。工程开工时，阜阳的工人、教师、农民每人被摊派了数百元的机场建设费。 而建成后据统计，2002年，阜阳机场旅客吞吐量一共为920人次，一个多星期才有一架飞机起落，每条航线的年度财政补贴高达400万元。如今的阜阳机场，只有野鸟在飞。
王怀忠为了将亳州市“塑造成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在上级的领导们前来参观之际，在当地公路边上搭建很多牛棚，让每户村民牵一头牛到指定的牛棚里。很多村民自家没有牛，只好花钱从别处租来，租金是一天一头牛10块钱。这种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就是“造假工程”。1994年，王怀忠决定要建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养老虎和鳄鱼，在折腾了3年之后，这个动物园无疾而终，现在只有两只小老虎生活在那里，养老虎的钱都是靠企业赞助而来的。王怀忠搞的许多“政绩工程”最后都成了“胡子工程”、“祸害工程”。这些曾经为他撑起“阔门面”的“政绩工程”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数十亿债务，而他自己却风光无限，官至副省长。
地方官员热衷于搞花架子的”政绩工程”，是有其深刻的政治目的的。应该说，在中国现行干部体制下，实际上还是上级领导说了算，一把手说了算。”说你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行也不行。”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能立竿见影地彰显自己的“政绩”，能够做给上级领导看，引起“轰动效应”。因此，沽名钓誉的领导自然热衷于“政绩工程”而冷落“民心工程”了。
许多贫困地区的官员们也为了”炫耀”的目的大搞形象工程，劳民伤财，危害极大。河南淮阳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2003年全县实际完成财政收入1．1亿元，财政支出却达3．35亿元，大多数乡镇5个月没有发薪，有的乡镇去年还欠着4个月工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最近为了筹办”姓氏文化节”，要修建一条20公里长的”迎宾大道”，占耕地4000多亩，在大道两边搞数十米宽的绿化带，栽各种名贵的花木。此外，还要投资1．495亿元改造太昊陵庙，投资3000万元建设姓氏文化节的主广场等工程。由于缺少资金，每个干部职工被要求”自愿”捐资，甚至很多村民也要拿钱出来（见《工人日报》2004年8月14日）。
形象工程的另一种形式是”玩数字”。南方都市报报导，安徽省黄山市的休宁县和祁门县，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２年连续两年调低部分乡镇虚报的农民收入数，重新戴上了脱去十多年的”贫困县”帽子。这件本来值得肯定的事情，却遭到了黄山市一些领导的批评，理由是”有损黄山形象”。黄山市的几个县近几年山区林木资源大减，林茶价格走低，农民收入明显下降，但农民收入上报数却只能上不能下，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诚信互训，”诚则信矣，信则诚矣”。为了可耻的虚荣和”莫须有”的黄山市形象，硬是把七八百说成一千八，耍花架子、搞形式主义、浮夸虚报，这种欺骗和弄虚作假行为，与”立人之道”、”立政之本”的诚信原则背道而驰。如实反映贫困问题，竟然被认为是”为了几个扶贫款卑躬屈膝”，”损害了黄山的形象”。说谎献媚可以带来好处，真诚信实却吃亏遭殃。在这里最可怕的是，不诚信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一种生存环境。当谎言和虚伪在一些时候比真诚信实更适合某种环境，并具有更大的生存优势时，必然导致更多的人在更大的范围内不守诚信。
当官当然不能没有政绩，但如果一个体制使官们总是乐此不疲地造假，不顾群众的意见，只顾迎合上级领导的欢心，那么这个体制无疑是要加以审视的。
五、结论与思考 ——引导炫耀，遏制腐败
腐败并不必然带来无能。近几年查处的贪污腐败分子，不少是当地经济发展的”能人”，城市建设的”强人”，投资环境改善的”好人”。如果将腐败廉洁，高效低效作为维度，可以列出下表：
廉洁 腐败
高效 A B
低效 C D
A类官员既廉洁又有政绩，无疑是值得倡导和重用；C类是廉洁但无政绩，虽贤却无补于事。D类既事贪官又是昏官，该法办。但是，B类官员该如何评价呢？如果他的腐败是次要的，高效是主要的，笔者认为，在社会经济起步以及高速发展时期，这种人在社会上的作用还是利大于弊，不能一棍子打死。腐败润滑剂说固然不可取，但是，正视人的虚荣性，其实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契机。
正如全文所阐述的那样，虚荣是一种巨大的驱动力，所以，对于虚荣，不在于有没有与大小，而在于它的方向。如果政治统治者能够引导社会成员的虚荣心，把政治热情转化为有效的政治参与，创造一个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密切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将在道义上和政治理想上感召公民，使之得到政治信任感，从而萌发社会责任心，最后公民通过政治参与还将获得一种政治成就感。政治参与满足了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的尊严感和自我成就感，将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稳定。广泛有效的政治参与既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平等等价值目标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要保障。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公民的政治参与和监督，反过来又能促进权威当局决策和执行的科学化和制度化，也能保持政治体系的稳定。民众的广泛参与扩大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增强了动员能力，有利于政治统治的顺利实施。
来源：[世界经理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