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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国务院决定将深化农信社改革试点单位扩大到29个省区市。然而，错综复杂的农信社改革，并未铁定从此踏上坦途。综观多方信息，8省市农信社改革实践中仍然存在若干共性问题，亟须各级各部门同心协力，充分展示大智慧加以解决。
从首批试点的8省市实际运作看，无一例外都是省级政府强力主导，银行业监管当局、人民银行筹划、实施。大至全省（市）农信社改革整体方案的制定、产权制度的选择、组织形式的定夺，小到各县级农村信用联社清收不良贷款计划、清产核资方案、注册资本额度的拍板，均由上级决定，而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农信社员工，连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没有，只是被动地服从和执行。
综观农信社50多年来的历次改革，每次都是初衷良好，但始终脱不了外力主导、行政推动的惯性，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最终都是虎头蛇尾，甚至重回老路。
所谓鉴往知来。新一轮农信社改革试点要想功德圆满，当须坚定地走市场化改革道路。
新一轮农信社改革试点暴露出来的第二个问题是急功近利。
概而言之，新一轮改革目标有二：一是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重构管理体制，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增强为“三农”服务的功能，加大金融支农力度。用周小川的话说，就是坚持商业化原则，真正达到花钱买机制的效果。
但是回顾一年来的改革试点，我们发现在实际操作中上述改革目标已被简化为“力争尽快达标，早日拿到和兑现专项央行票据等资金支持政策”。而“达标”的关键所在，一是迅速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是迅速降低不良贷款比例。
改革目标短期化，必然导致操作行为短期化。为了提高资本充足率，行政推动，层层加压，侧重宣传入股的好处，少谈或不谈入股的风险，在很短时间内就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增资扩股“运动”，某些省份甚至创造了日均扩股逾1亿元的“奇迹”。而在增资扩股任务过大的地方，股金存款化，似乎也算不上什么秘密。
为了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各地农信社不约而同地走起了捷径———增加贷款投放，做大分母，稀释不良贷款。据《金融时报》9月2日报道，到今年6月末，全国农信社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2594亿元，同比多增350亿元；剔除中央银行票据置换因素，全国农信社不良贷款实际下降4.06个百分点。据此测算，稀释因素对不良贷款比例下降的贡献超过3.5个百分点。数据涨落之间，依稀可见稀释不良贷款“大跃进”的身影。
如此近乎饮鸩止渴的短期行为，岂不令人忧心忡忡？难道为了兑现央行资金支持政策，值得拿农信社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拿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治久安做赌注来与央行博弈吗？
行政化、机关化是本轮农信社改革试点暴露出来的第三个问题。
按照国发【2003】15号文件规定，农信社“不论采取何种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都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决策、执行、监督相制衡，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但是，公开报道显示，8个改革试点省市农村信用联社的理事长（法定代表人），有7人此前均系省市政府副秘书长，而非省级政府官员改任的省级联社主任和副主任，则分别来自人民银行、银监局。
对于省级联社的这种安排，笔者毫不意外。毕竟，改革后，农信社管理由地方政府负责。
问题出在下面。国发【2003】15号文件明确规定：“省级人民政府应坚持政企分开的原则……不把对信用社的管理权下放给地（市）和县、乡政府。”但在实际操作中，县级联社（农商行、农合行）高级管理层、尤其是理事长（董事长）和主任（行长）的配备，主要都是由当地政府拍板的。直接派政府官员担任理事长（董事长）和主任（行长），即地方政府惯常称谓的“一把手”、“二把手”，并非绝无仅有的个案，而且似乎还呈蔓延之势。
看来，地（市）和县（市）政府是把县级联社（农商行、农合行）当成政府机关了，并且循着管理下属机关的固有思路在寻求对当地农信社的绝对控制。怀着这种想法推行农信社改革，完善农信社法人治理结构的预期目标大概难以实现。
由是观之，学界对新一轮农信社改革可能“种瓜得豆”的担忧，还是很有些道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