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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人的先富占用了多数人的资源，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人均GDP刚过1000美元，我国出现了发达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至10000美元期间出现的严重环境污染。
世界上许多中等发达国家的实例表明，当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左右时，经济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经济效益在为所欠的生态债付账，为加重的社会矛盾付账。
“未来30年，当人口总量、劳动就业和老龄化三大高峰一起来临时，我们还能按照现在拼资源、拼消耗的方式去增大经济总量吗？”今天，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某些人的先富牺牲了多数人的环境，某些地区的先富牺牲了其他地区的环境。环境的不公平正在加重社会不公平。”
农村成为城市“米袋子”、“菜篮子”同时，出现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
潘岳坦言，中国已变成“居民收入很不平等的国家”，环境的不公平加重社会不公平的现实也应该受到重视。生态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就业压力、资源短缺、贫富差距搅在一起相互制约，累积成中国严峻的社会难题。
目前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而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农村还有3亿多人喝不上干净的水，1．5亿亩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亿吨的农村生活垃圾露天堆放。
城市环境的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转二产促三产，城区空气质量改善了，近郊污染加重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
“农村在为城市装满“米袋子”、“菜篮子”的同时，出现了地力衰竭、生态退化和农业面源污染。”潘岳警告。
潘岳认为，区域和阶层，也存在环境不公平。
过去几十年，中国资源富集的不发达地区源源不断地将资源输往发达地区，如今已积累了发展力量的发达地区，却没有给予不发达地区足够的补偿。
就像近年来实施的南水北调工程、森林禁伐、西部地区退耕还林等，其实最直接的受益者还是发达地区。环保上的区域不公平是明显的，“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没有得到落实。“应该用环境的公平来促进社会的公平。”潘岳认为，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公平，就是政府要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
绿色GDP不可能短期出台，亟须能够修正地方官员决策的考核标准
“有必要调整我们的干部考核体系。”潘岳介绍说，今年6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经宣布，我国全面启动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研究。
绿色GDP扣减了环境和生态成本，其数据反映了国家的真实发展水平，能够为决策提供判断依据。
“必须承认，由于技术、观念的障碍，绿色GDP不可能短期出台。”潘岳说，我们亟须一套能够修正地方官员决策的考核标准：官员环保考核。
在潘岳看来，官员的环保考核应包括公众环境质量评价、空气环境质量变化、饮用水质量变化、森林覆盖增长率、环保投资增长率、群众性环境诉求事件发生数量等指标；甚至还应包括当地政府对中央各项环保法律法规的落实情况。
潘岳说，这样的绩效考核体系。能以新的发展观与政绩观来调整单纯关注经济增长与过度消费的观念，为全社会的协调发展，为公共利益，提供重要支撑，有利于促使政府职能从单纯抓经济转为主抓公共事务。
潘岳这样描述，“今后官员的政绩应该是创造每单位GDP所耗资源与所释放的污染物越低越好；本地区每个劳动者的全负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国土面积所承载的经济总量越高越好。”
今年44岁的潘岳曾经参与《中国环境报》的创办，算得上是国内第一批参与环境保护报道的记者。他说，自己虽然辗转在多个部门工作，但一直关注环境问题，也很愿意经常参加一些论坛，听听来自专家学者的讨论，提出自己解决环境问题的设想和思路。
潘岳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会长。从2003年年底到现在，潘岳所支持的这个促进会已经举办了五次大型的环境论坛。
让高收入阶层付出更多以改善环境，让低收入者享受更多的环境权益
潘岳坚决地说，必须让污染大户向污染受害者进行生态补偿。现在的收费标准仍远低于企业的污染治理成本，于是不少企业都认为，交了排污费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合法排污”。应提高排污收费标准，迫使企业为节约成本选择治污。
潘岳建议说，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应该把区域生态补偿作为重点，还可考虑对生态脆弱地区实行特殊税收政策。
政府还应运用市场手段让社会各阶层之间进行生态补偿。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是为了用计划、立法、市场等手段来解决下游地区对上游地区、开发地区对保护地区、受益地区对受损地区的利益补偿。
富裕人群消费的环境资料多，应当做出更多的补偿。如城市生活污水收费，用水多的应该加倍付费，特困户在生存用水范围内应该给予补贴；占用空间大的高档住宅、排气量大的汽车也应该向环境付费。对高价值商品还应开征高消费税，并在其中包含一定比例的环境补偿费。“我国还应建立国家产业补偿制度。”潘岳认为，这可以解决末端产业对于源头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二、三产业对于第一产业的利益补偿；解决成品产业对于资源产业的利益补偿。
国家还应建立有地区差别的环境政策。东、中、西部地区在资源分布、自然气候、潜在环境容量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公平发展，可在排污收费标准的制订、排污总量的分配、环境税起征点的设计上推行不同标准的环境政策。
任何个人和组织为了公共利益，都应该可以提起司法诉讼
“社会公平的民主机制必然包括公众参与。”潘岳认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基本要求就是要让老百姓知道自己呼吸的空气质量怎样，喝的水怎样。
公众参与影响自己利益的环保决策是宪法赋予的权利。政府不仅要实行环境信息公开化，还要推行环境决策民主化，在影响公共利益的大型工程开工前举行听证会，让公众充分发表意见。
“环境方面的相关资料，公众向谁要？谁会给？谁应该给？我们缺少公众与政府部门间的信息互动。”潘岳说，公众的知情权关键在于要实行信息法治。
潘岳说，更高层次的公众参与是在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听证的基础上，国家要推行环境公益诉讼。使任何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都可以向司法机关提起诉讼。
“公众参与不是政府的施舍，也不是过去那种以政府为主体动员组织群众运动的老观念。”潘岳透露，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已经有了良好的开端，但还有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中国已有40余部环境法律法规，但由于规定的权限不够，这些法律还不能够完全保护人民的环境权益。
潘岳说，请老百姓们放心，环保部门正在努力地推动和完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和环境听证制度。
潘岳还提及了一个关键问题，经济利益的受益者与环境经济的承担者不是一个主体，一方是企业，一方是普通公众。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在决定某个污染企业是否该关闭的关头上，常常由于收益者与承担者背后的社会力量悬殊很大，导致执法不严、弹性执法、差别执法。
废旧资源利用行业也会扩大就业率
美国的废旧资源利用行业年产值达2360亿美元，提供了110万个就业岗位，与全美的汽车行业规模相当。
“如果推行循环经济，这样的好事也能在中国实现。”潘岳说，我们必须实施包括循环经济在内的一系列新经济政策。
循环经济不仅能缓解资源和环境压力，还能为生态脆弱地区解决就业问题。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就业的减少。而循环经济由于生产链条的延长和废旧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发展，反而扩大了社会就业。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重要生态功能区、生态脆弱区与最贫困区往往重合为同一区域。”潘岳建议，国家应该实施生态移民，逐步将此类区域中的居民搬出来向城市集中。发达地区应划出一定区域建成西部生态移民经济开发区。当地政府应进行开发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移民技能培训，并要考虑环境容量，发展绿色工业。
以核能、太阳能、风能、沼气为代表的新能源技术已在发达国家大量开发，世界新能源年增长速度已超过30％。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仍以煤为主，众多人口每天呼吸不到清洁空气。
欧盟提出到2020年，新能源要占其能源供应比例10％以上。中国新能源的发展速度和水平不仅远远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落后于印度、巴西。
潘岳认为，中国人口太多，资源太缺，生态太弱。必须舍得花费最大成本去投资新能源的开发，并利用价格、税收、财政等政策，激励新能源走出实验室得以普及，才是中国惟一可持续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