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　周其仁

　　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先把国有企业整个推到市场里，推到一个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早期的台资、港资共存的一个市场中去，这是中国国企改革一个显著的特点。

　　中国的国企改革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先把国有企业整个推到市场里，推到一个有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早期的台资、港资共存的一个市场中去，这是中国国企改革一个显著的特点。

　　在这个市场中，各类企业共同面临的首先是产品的竞争，产品竞争的逻辑非常简单，不管是什么企业，只要生产出来的东西质量差、价格高，就卖不动。这样，国有企业就开始分化，一类是垄断企业，不管怎么开放，因为市场始终在政府手里，在垄断厂商手里，只要人民对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在增加，这些企业的生意就很火，没有生存的问题。但是有些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就不行啦。我们又发现，产品没有竞争力，是因为要素没有市场化。而当产品和要素都市场化了以后，一些国有企业，在国家的支持、工人的努力，加上好的企业家的经营下，做得非常好，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国有资产的增值过程。也就是说，中国把国有企业推向市场的结果是，一些好企业留下，一些坏企业被淘汰，好企业生存下来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不单单是因为企业有国营牌照，有一堆资源设备，最重要的是有人力资本在里面，这个形成过程我们是一定要面对的。

　　一些国有企业当年借了十几万元起家，到现在做到几十个亿的资产，在企业的资产形成过程中，有企业家做的历史贡献。企业家有控制权，而又不被承认他的历史贡献，结果我们很多公司就开始出事，出名的全国性案例就是红塔山，就是59岁现象，辛辛苦苦努力一辈子给国家财税贡献了多少亿，最后给自己发了300万美元，然后触犯了党纪国法，这类故事很多。不要有这种悲剧行不行？找到一种方式，使相关各方都能接受，承认，把这个历史贡献剥离出来。这是一种改制的理论。

　　这种改制要不要仔细地加以承认？要不要先在地方实验的基础上变成地方法规、变成中央法规、变成法律？我们研究认为，非常值得去做。

　　第一，国有企业系统里有大量的企业家才能资源。我们建国以来培养教育出很多人才，同样的干部、同样的局长、同样的处长、同样的总经理推到市场中去，他们的才能差别很大。才能大的应该找一种制度形式，激励他把才能发挥出来，这样做既有效率也公道，但这种制度没有现成的，照搬国外的模式也搬不来，只有在实践中去摸索。第二，权力搅在改制当中，侵犯了工人利益，引起社会不公，这当然要打击。这也是反腐败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两件事情是搅在一起的。所以改革要允许有一个实践的过程，找到一个把这两个问题都能很好解决的办法。就像我们上世纪80年代搞改革一样，不要看这个问题多难，只要放开实践，就能解决，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容忍这样的实践过程，要求任何事情一开始就做好，一点儿错误也不发生，一个误差也没有，那么结果就是走不出我们历史形成的这个所谓全盘国有化。我们是要防止腐败，在防止腐败的同时也要承认这些企业家的贡献。

　　中国的国力日趋强大，我认为是与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条路线有关系。当资产已经形成，但是资产形成的初期没有一个合约，谁拿什么谁不拿什么，也没有什么制度安排，因为当时不允许，已经形成了，现在很多攻击我认为不公道的听起来振振有词，好像张瑞敏在偷国有资产，如果没有张瑞敏为首的这伙人努力，怎么会有海尔的庞大资产？当然海尔的资产里也有国家的支持，也有青岛地方的支持，还有员工的努力，这是一个合作努力的结果。难题是倒过来找，谁到底有多大贡献？要想说清楚非常困难。TCL走了另外一条路，因为是晚搞的国有企业，在搞之前先定了一个约，如果每年利润达到指标，超过多少以外部分拿出一部分来给以李东生为首的管理人员，这些企业家买股，连续10年左右积累下来，2004年一上市15．8亿股，李东生个人有1．4亿股，听起来很大，哪儿来的？骗来的吗？偷来的吗？抢来的吗？是把别的下岗工人的资产拿来的吗？不符合实际。反过来说，那些在借改制之机大捞一把的情况，的确存在，我自己在调查中也看到有很多，但这是两个题材。一个是合作形成的资产怎么追补，怎么承认历史贡献？一个是利用权力腐败盗窃贪污，怎么利用法制改革制约制衡？我们要区别处理这两个问题。不能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以牺牲那个问题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