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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如何为企业塑造自由弹性的创业和创新环境
——中关村科技园区制度创新的实践和思考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戴卫
中关村科技园区是国务院批准成立的我国第一个、也是目前最大的科技园区。多年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始终遵循“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政府构建和优化发展环境”的原则，努力探索和试验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创新和高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道路。目前，中关村已经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品牌和重要的创新创业中心，在首都经济和全国高新区中发挥了突出的带动和示范作用，知识经济在园区初现端倪。
2003年园区高新技术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886.4亿元，占全国高新区总量的七分之一，上缴税金120亿元，实现生产总值608亿元，相当于当年北京市GDP总额的16.8%。今年，园区高新技术产业继续快速增长，预计全年增长速度为20%以上。
回顾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历程，我们认为，通过制度创新塑造自由弹性的创新创业环境，是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国家高新区能够快速发展的成功经验。其实质就是，冲破旧的计划经济的束缚，建立并完善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
一、 认识和经验启示
我们认为，对高新区而言，自由弹性的创新创业环境的含义与国际上通用的概括创新创业的聚集区的概念是一致的，即适合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按照国际上研究硅谷的专家的意思，“生态环境”一词是借助生物学的概念和现象来解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生态环境，主要包含四方面内容：
一是面向市场的技术创新，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二是成为创业栖息地，高技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自由获取；
三是高新技术企业聚集地，形成由相互依存的企业形成的产业集群；
四是鼓励创新的文化。
上述四个方面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演化，进而形成科技园区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这种创新生态系统不是由政府自上而下构造，而是以市场为主导，自下而上生长。在创新生态系统的生长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就是要不断地为各类行为主体营造一个良好的生存与发展的制度环境。
世界各国和地区的众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建设模式多样，成败得失并存，分析其原因，有无自由弹性的创新创业环境至关重要。美国的硅谷、日本的筑波和中国台湾的新竹三个园区最有代表性，与中关村也最有可比性。
----硅谷。硅谷是高科技园区成功的典范。硅谷奇迹是怎么造成的？美国华裔著名经济学家钱颖一认为：硅谷是创业公司的“栖息地”，栖息地主要指的是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正是这一环境造成了硅谷的的繁荣。硅谷的“创新环境”有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是基于市场选择的生机和活力。硅谷是市场主导，没有政府指令，没有行政干预，一切由市场来检验，人们遵守法律，维护市场规则。硅谷的形成和发展完全来源于自身的生机和活力。第二是基于市场主导逐渐发展出区域创新体系，表现在企业，行业，设施结构三者的配合，其中的设施结构包括公私组织，诸如大学、企业协会、地方政府以及许多不太正式的业余俱乐部、专业学会和其他形成并经常维持一个地区社会交际模式的场所。这种特殊的社会体制对硅谷以及高科技企业自由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
----筑波。筑波是日本政府第一个尝试建立的科学城。建立筑波的初衷是以基础研究为主，但却没有随世界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的大趋势而调整战略。筑波发展迟缓，日显僵化，有人认为它是“科技乌托邦”，已经因无所作为而走向失败。筑波失败的教训归结为一条就是源于计划的政府行为：筑波是政府主导，筑波的形成和发展，完全靠政府指令，从规划、审批、选址到科研等整个过程和运行完全是政府决策，整个园区缺乏自我生存机制和造血功能，缺乏企业自由。同时，筑波的科研机构互相独立，缺乏交流，机构和个人都存在一种惰性，少有新技术开发，没有市场利益驱动，最终只能是一潭死水。
----新竹。中国台湾新竹工业园区是90年代园区成功的典型，它现在已是高水平的半导体制造基地，和美国、日本这些世界半导体生产的领先者分享市场。新竹的成功经验一是政府干预的竞争性体制。在台湾，当局长期以来一直奉行支持多种成分进行技术开发的政策，坚持鼓励新的竞争者，以对现有企业产生压力。二是留学生的桥梁作用。新竹的成功与台湾在硅谷留学生在新竹的创业分不开。留学生通常被称为“跨国团体”，也有人形象地称他们为“大脑水渠”。他们构成了太平洋两岸的个人投资者和企业家之间，中小型企业和大公司的部门之间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协作。
二、 中关村科技园区主要特点
（一）起源、历史发展路径和“一区三基地”的定位
中关村科技园区起源于20年前出现并逐渐兴旺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 改革开放初期，中关村一批科技人员首先察觉到新技术革命带来了新兴产业的机遇，他们下海创办科技企业，由此开创了中关村发展之路。可以说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史就是科技人员创业史。
1987年底，由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同志领导、中办调研室牵头，组织了中央和国家七个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并提出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建议。由此，198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关村科技园区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区成立。1999年6月，国务院再次批复加快建设中关村，并要求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一区三基地”，即“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综合改革试验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科技成果孵化和辐射基地、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基地。”
（二）开放式和市场主导型园区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起源、发展路径和空间发展格局都决定它是开放式和市场化的园区。
----中关村是开放式园区。不同于中国绝大多数高新区和经济技术开放区，从一开始，中关村就不是一个新开发的、封闭式、高度集中管理的园区，而是从一个以中科院、北大、清华为核心的智力高度密集的建成区发展起来的。历经多年发展和变革，园区内原有的复杂行政隶属关系没有改变，大院大所仍然在中央部委管辖下；市区两级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的管理，分散于现有的各个相关行政职能管理部门和专门为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而新设立的各个机构中；同时，在近十年中，中关村地区基于市场经济而出现的科技、教育、文化、高科技产业交叉融合、相互作用，使情况更加复杂。
----中关村是市场主导型园区。中关村的发展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在传统体制尚占统治地位时期进行自下而上的开创性实践：科技人员按照“四自原则”（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创办将科技与经济结合于一体的新型企业制度，企业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机制也由此产生，中关村市场主导型的园区发展模式逐渐成型。实践证明，只有通过市场力量，中关村蕴藏的智力资源才能解放出来，潜在的财富才能转换为现实的国民财富，而这正是建设和发展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根本任务。此外，作为已建成区和开放区，在不具备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干预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整合智力资源，共同发展，也可以说是基于现实的选择。
（三）政府工作主要是制度创新
今天，中关村科技园区已经发展成一区七园。政府对园区“开放式的治理”核心是营造市场化的创新创业环境。也就是在市场条件下，对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合法逐利行为和彼此间的互动不予干预，政府作为社会各种行为主体中的一方在市场力量和政府的博弈过程中，在解除旧的制度规则和新的制度供给上发挥作用。
（四）中关村的可比与不可比
拿中关村与硅谷、筑波和新竹三个园区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一些极具启发性的可比与不可比之处。
----与硅谷比较，中关村在市场主导、各主体层次配合以及企业文化上都有相似之处，但是中国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制度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决定了中关村不可能简单复制成为另一个硅谷。
----与筑波比较，改革开放前的中关村与筑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现在的中关村也还没有完全“褪壳”。事实上，今天园区条块分割体制也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搞不好，“筑波病”难保不出现在中关村。
----与新竹比较，中关村在加大对基础设施环境的建设力度、吸引留学生发挥作用是一致的，但在建立政府干预的竞争性体制上，中关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中关村制度创新的任务
----中关村园区制度创新首要和基本的任务就是建立并完善具有普适性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关村发展所遵循的第一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中关村的地位、条件和历程都决定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要而且必须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一试验过程充满矛盾、斗争和妥协，因而曲折艰难。
----其次，遵循高新技术产业特有的规律，建立并完善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市场经济制度。不同于中国其他以制造业为主的园区，中关村园区基于智力密集的优势资源及内生性市场竞争机制而形成了其独特创新创业热潮，其发生和发展规律与国际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规律相吻合。超前探索这一市场经济制度的高级形态，是历史赋予中关村人的光荣使命。
三、中关村科技园区制度创新的实践
历史经验表明，中关村创新性企业能够蓬勃发展与政府发挥恰当作用分不开。通过制度创新塑造创新创业环境，国家、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一）中关村每一个历史发展关键时期，与政府的制度创新密不可分
——80年代初，中关村地区科技企业的不断产生和发展，促使政府实施“放水养鱼”的政策，包括人事管理、劳动分配、税收优惠等多项改革。其实质是“宽容”，既允许企业大胆闯，大胆试，政府采取各种变通措施解决当时困扰民营科技企业的人才档案、经营场所和资金短缺等问题。
------1987年底，中央办公厅调研室牵头组织了有7个部门参加的联合调研组，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进行了一次深入、全面的调查，对中关村企业在科技与经济结合、企业组建原则与竞争机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道路、国营企业和大院大所改革等方面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
——1988年，遵循“先试点取得经验后再推广”的原则，国务院批准颁布了《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这表明中关村电子一条街面向市场的运行模式得到了制度上的正式确认，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得到巩固，中关村的创业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随后，1991年和1992年国务院又陆续在全国批准成立了52个高新区。
----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提出“国家科教兴国战略”以来，北京市委市政府多次研究如何充分发挥中关村科技园区的作用，如何让其管理体制更有利于园区整体发展，并于1997年决定成立市级派出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科技部和市委市政府把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做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9年6月，国务院对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的请示》给予批复，中关村进入了“二次创业”新的发展阶段。
（二）大胆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为首都和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为园区创新创业和企业发展壮大创造了条件。
----按照“法无明文禁止不为过” 的市场经济法治原则制定的《中关村科技园区条例》于2001年颁布实施。为北京市和全国改革和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全国第一家不核定经营范围的企业、第一家自然人与外商合资的企业、第一家有限合伙投资机构、第一家以无形资产占注册资本100%的企业，都出现在园区。目前，企业注册不核定经营范围等改革措施已经推广到北京市和全国。深圳等10余个省市在本地立法中直接吸收了中关村《条例》的立法思路和有关条款。
----探索建立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投融资平台。通过担保、财政贴息等多种手段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为促进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成立了北京产权交易所。启动了园区非上市股份公司进入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交易的方案设计工作。培育和吸引了一批在境内外上市的企业，目前园区共有上市公司64家，占北京市上市公司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香港16家，美国纳斯达克3家。园区成为国家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的试点单位。一批技术水平高、高速成长的企业被境外风险投资机构和资本市场跟踪、锁定。
----加强了知识产权的促进和保护。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北京市政府共同建立了中关村国家知识产权制度示范园区，在示范园区内集中了知识产权促进局、专利代办处、商标事务处、软件登记中心和版权服务中心等多家机构，开始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知识产权管理、保护与服务体系，为中关村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知识产权服务。
----探索公共财政支持园区建设和发展的新途径。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市场化融资体系不完善的特殊情况下，公共财政在园区发展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国家和市级财政支持园区发展的资金一是用于建设基础设施和改善硬环境；二是搭建公共技术支撑平台；三是引导社会各方面资金，支持重大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四是建设创新创业服务体系，优化软环境，从而为公共财政制度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市政府和国家开发银行签订了园区建设金融合作协议，经过三年多实践，探索形成了“贷前预审、联合推荐、快速评审、共筑信用、财政贴息”的中关村开发性金融合作模式。
（三）通过园区管理体制改革，率先尝试民主决策机制的试验。
从2003年开始，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实施了中关村园区管理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成立了中关村科技园区企业家咨询委员会。其目的，是让中关村的建设主体参与中关村建设的重大决策过程，希望企业家不仅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而且要对政府行政实施监督。
企业家咨询委员会成立以来，已经多次召开会议。委员们对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和建设提出许多十分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已经被吸纳。根据企业家提出的意见，中关村管委会就通过政府采购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问题进行了调研，制定了解决问题方案，并已开始实施。
（四）在市场经济分散决策的体制下，通过规划、协调、服务、沟通等非行政性手段，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推动园区发展。
作为开放式、市场化园区，中关村园区内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企业、中介组织、政府四大类行为主体，其体制是典型的市场化分散决策体制。在市场经济分散决策条件下，怎样调动这些行为主体的积极性？怎样使分散在不同行政隶属关系的各单位和有着各自利益目标的实体在园区发展建设中发挥作用？
我们认为，坚持创造环境、整合资源的原则，尽可能运用规划来协调和统一中长期的共同发展目标，通过沟通、协调促进各方合作，通过服务和中关村品牌引导各种资源整合，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北京电子城重新焕发青春，就是利用中关村的政策、技术、机制和品牌改造老工业基地的成功经验。位于北京东北部酒仙桥地区的电子城老工业基地自进入中关村园区以来，成功地实现了环境改善、国企改制和产业升级，经过“三改”，一度被认为是“大包袱”的老基地变成了“聚宝盆”，封闭的“军工大院”变成了国际化的“高科技产业园”。
（五）具有特色的中关村文化建设取得新进展。
大力倡导“科学民主、与时俱进”的中关村理念，弘扬“勇于创新、不惧风险、志在领先”的中关村精神。推进以创新为主题的企业文化，以诚信为主题的商业文化，以刻苦学习、奋发向上、振兴中华为主题的校园文化，以文明、和谐为主题的社区文化。开展了“中关村创新之路”文化宣传系列活动，开展了两届优秀企业家、优秀创业者评选活动。近两年，园区接待了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罗马尼亚总统、俄罗斯总理、匈牙利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也门总理等340批外国政要和友人，并与美国斯坦福大学进行有关中关村与硅谷比较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广泛的国际交流，推动了中关村文化的蓬勃发展。
四、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发展业绩
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极大地改善了高科技企业创新创业环境，高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有了长足发展，中关村成为我国活跃的创新创业集聚区之一，并开始参与全球高端科技和经济资源配置。
（一）中关村科技园区走出了一条以企业为主体、依靠高新技术自主创新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道路。
----企业开始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在一些关键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园区内产学研有机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初步建立。2003年，园区承接的国家“863项目”占全国的25%，“973项目”占全国的36%。其中“863项目”有246项由企业承担。
----对我国工业现代化具有战略意义的软件和集成电路设计等重点产业保持全国领先地位，并率先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2003年，园区累计认定的软件企业约占全国的20%，销售收入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继续保持全国第一。随着系列“中国芯”在中关村的出现，园区集成电路设计领先地位已经形成。
----以知识、技术为核心资源的高新技术服务业开始成为支柱产业。近年来，园区以软件业、计算机服务业、专业技术服务业、电信服务业和技术交流推广服务业为主的高新技术服务业增长速度达到50%以上，其生产总值达到园区总量的46%。
（二）大量科技型中小创新企业和高素质人才在中关村集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综合竞争优势的经济基础。自1999年国务院批复以来，中关村每年都有2000家以上科技型中小企业诞生，为社会提供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就业岗位。2003年园区从业人员达到48.8万人，其中本科以上学历的人员达到46%。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10%以上，新企业对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已达42%。许多全国知名企业和大批创新型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三）一批高素质留学人员成为园区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载体。近年来，留学人员到中关村创业保持旺盛势头，平均每个工作日有2家留学人员创业企业注册成立。园区已有留学人员创办的企业2000余家，从业留学人员达到5000余人。最近，仅在中关村国际孵化器中先后有8家留学人员企业成功实现海外融资5650万美元。其中，留美博士胡晖投资15万美元创办的海纳维盛公司在创业两年后，被纳斯达克上市的美国威泰尔公司以1800万美元收购，“胡晖现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
（四）国内外高技术大公司在园区设立研发中心，中关村开始成为参与国际高端技术资源配置的重要地区之一。国外跨国公司设立了40家研发机构，包括IBM、微软等著名跨国公司设立了基于全球战略的研究中心。今年以来，又有英特尔、AMD、摩托罗拉、北电网络、法国电信、NTT等国际知名企业落户园区。中关村开始成为跨国公司高端技术的创新中心之一。园区多家企业与跨国公司共建技术研发联合体，如：联想与英特尔，用友、中星微与微软，中科红旗与甲骨文等，中关村的企业始终站在吸引、消化和利用国际先进技术的前沿。园区技术合同成交额和技术交易额逐年增长，成为向首都乃至全国进行科技成果辐射的基地，2003年园区输出到北京以外地区的技术合同就占合同总数的48％。
近日，纽约证券交易所筹办中国代表处的首席代表在考察了我国几个大城市后认为，中关村最具有国际化特征和创新活力。《硅谷优势》一书的作者、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威廉•米勒在组织研究创新创业集聚区后认为，在亚太创新集聚区中，中关村与硅谷最接近。
五、问题和思考
中关村发展和建设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也面临着一些深层次的问题。
（一） 对中关村的价值再认识和再实现。
中关村在中国整体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了中关村的价值在于它的“超前性”和“试验性”，只有通过国家层面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支持才能实现其对中国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提升、带动和引导作用。我们认为，正确认识中关村在整个国家发展格局中的前沿位置，有利于增强对未来的预见性；允许中关村大胆试验，有助于经济体制改革深层矛盾的解决。同时基于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中关村建设和发展的长期性也要有充分认识和准备，要坚持不懈，只有这样，中关村的意义和价值才能不断显现出来。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处于前沿就意味着与整体可能发生脱节和错位，把中关村硬拉回来，齐步走既稳妥又保险，但是中关村的价值也就几乎不存在了。
“前沿”既是中关村的价值所在，也是其发展难点所在，这种前沿位置如果不被制度和政策所支持和保护，如果不被认同，脱节和错位就会成为障碍，领先就会被拉回到平庸，平庸意味死亡。
(二)中关村发展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问题，在制度层面，可以概括为四大制度问题。
中关村发展面临许多深层次的问题，集中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严重滞后制约着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影响着企业创业创新。我们认为，当前，在中关村园区，急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四大制度的建设，我们称之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四大基石：
一是企业产权激励制度。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这一问题有所推进，但是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虽然十六大已经明确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但是规范有序的企业产权激励制度的改革推进缓慢，园区国有高新技术企业和院所转制企业中股权激励试点工作没有进展。
二是投融资制度。中关村有句名言：叫做“技术加资本等于财富。”但现实是，“融资难”严重制约中关村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成为“瓶颈”。主要表现在：一方面资本界高喊“我有的是钱，就是没有好项目”；另一方面高科技企业高喊“我有的是好技术好项目，就是没钱”。我把这种现象叫作“中关村的歌德巴赫猜想”，1+1的问题是一道难解的“中关村方程”。分析这一问题的实质是：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的资金传导机制尚未形成；风险投资的有效运转和退出机制不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没有建立；并购的无形市场没有形成。一句话，真正的市场投融资制度没有建立。
三是知识产权制度。一方面，整体上产权改革还尚处探索阶段，对知识产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就更是问题；另一方面，园区内发生的大量的涉及知识产权的现象，急需有针对性的知识产权制度和办法加以解决。
四是在信用制度。信用制度在中国可以说基本没有，中关村的信用体系发展也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小企业信用状况不好；信用评级机构的服务质量不高；政府部门掌握的信息的公开和透明度程度不高。
这四大基本制度，都与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层次改革息息相关，不解决这些问题，塑造自由弹性的环境的工作就会止步不前，好的环境甚至可能恶化。如果中关村在“二次创业”中，能够在这四个方面有所探索，对于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借鉴意义。
（三）在中关村科技园区，推进适应知识经济特点的制度创新刻不容缓。
中关村作为开放式、市场主导型的园区，从根本上说，这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其实质是从科技创新到科技产品产业化的一整套的制度安排。四大制度建设问题在中关村具有普遍性，迫切需要解决。对照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中关村在现代产权制度、多层次资本市场、投融资改革以及人才、技术、中介、信用、创新体制建设等十个方面的问题都能找到下一步改革的思路和答案。中关村在改革上先行一步，会对全面贯彻三中全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行试点，解剖麻雀，以点带面，这些都是我们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中关村要进行的政策和制度创新，绝大多数是需要中央部门决定的，如产权、金融等。因此，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把中关村作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田，凡是改革的措施、办法、政策都可以拿到中关村这个平台上来试。做不到这一点，中关村就很难成为真正的全球创新创业中心，人们所寄以厚望的加速科研成果转化，进而实现高新技术产业大发展的局面也很难真正形成。对于中关村而言，未来5到10年，制度创新仍然是中关村发展的主要动力。
无庸置疑，中关村发展的超前性，加大了制度创新的难度。但是，任何特定的制度空间中都有其相对的活动自由度，关键看当事人如何把握。更进一步说，进入新世纪新阶段，通过制度创新塑造自由弹性的创新创业环境，既要求有居安思危的清醒头脑，更需要“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胆识和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