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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主流经学家的失态，表明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
郎咸平教授引发的对国企改革的质疑风波日渐平静，与主流纸媒或弹或赞的大力跟进、电视媒体别具意味的沉默不同，网络上的声音显露出明显的情绪化和倾向性。
不容否认的是，郎咸平对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极端不敬，尽管暴露出令人不舒服的炒作天赋，却得到了普通民众更热烈的欢呼。主流“精英们”斥责舆论环境的恶化，似乎他们面对的是无知的“群氓”。而对郎本人，由张维迎的态度可见一斑，张对媒体称郎为“极端利己主义”的“无耻之人”，一个往中国经济学家脸上扔泥巴的“无赖和疯子”。
这是近年来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公众面前的首次失态。至此，所谓“郎咸平现象”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张维迎现象”，其本质是：所谓主流经济学在当下中国的危机。这个统驭中国改革并在暗中控制中国公共话语权十余年的主流经济学，在巨大的尴尬中“情绪失控”。显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强劲的知识竞争者，而是因为他们在中国严峻的现实面前所表现出的明显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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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的成长历程
1992年之后，中国的公共舆论进入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时期。其中一个主要现象是主流经济学获得了话语霸权地位。由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只谈经济，不谈政治”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公共舆论界具有压迫性的潜规则。而19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所诞生的所有成果中，符合这一潜规则要求的，就是有着明显去政治化话语特点的西方经济学。
由于市场化的迅猛扩展，导致了对经济知识的强大需求，使经济学成为显学。而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改革问题上所表现出的机会主义路线，完全契合了中国改革的机会主义本质。于是，主流经济学由“显学”而“官学”、由“官学”而“霸权”，成为中国公共舆论界的唯一思想。
由此，知识的权力在中国变成了经济学的特权，并进一步变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特权。虽然主流经济学家经常标榜、也的确表现出了某种异议色彩，但毫无疑问，他们是90年代之后唯一被允许的“异议者”，是不争论时代唯一被允许的争论者。或者我们干脆说，他们是一个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主流经济学的所谓“主流”，即由此而来。
如果真以为这种类似于政治特权的话语霸权是知识竞争的结果，就未免可悲了。经济学并非无所不知的水晶球，政治特权可以滋生权力的傲慢，被“特许”的知识共同体也能产生致命的自负。
随后的政治现实和经济增长，鼓励了中国主流经济学家们的自以为是。1990年代中期，一本关于中国改革的著作《现代化的陷阱》，其在民间激起的反响比“郎咸平现象”更为热。对此，一名“主流”经济学家不屑地评论：那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而本轮风波中，当秦晖先生用迄今为止最为精辟的言论回应了“郎咸平现象”之后，一名主流经济学信徒竟在网上讽刺秦晖：不懂经济学却旁征博引，不着边际。
长期养尊处优的主流经济学，习惯了在他们控制之下的舆论一律。观点对错暂且不论，但“主流”们显然没有对一个舆论多元的时代做好准备。异见并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正确，而是因为它必须而正确。对多元舆论的焦躁，同样表现在张维迎对互联网舆论不加掩饰的厌恶上。在为数不多的几次采访及讲话中，张把网络时代直接定义为“一个不负责任的时代”、“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
如果网络果真具有颠倒黑白的特性，那么网络迟早都会被逐出意见市场。在某种程度上，网络是对中国极度扭曲之舆论环境的一种补偿和报复。
许多主流经学家的失态，表明他们对舆论“失控”感到了空前的恐慌。这种恐慌是对中国主流经济学特权危机的恐慌。
“主流”的伦理标杆
中国主流经济学在今天的特权危机并不是偶然的，它首先来自于中国主流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危机。
中国主流经济学是在一个特殊时期获得话语地位的。这个时期是中国的市场化狂飙突进、私有化(产权明晰)狂飙突进、对外开放狂飙突进的时期。不过，所有这一切都有一个隐含和不容置疑的强制性前提，那就是对特权利益的承认，必须承认政治特权在市场化、私有化以及对外开放中的优先索取权。
据称，中国主流经济学家都是一些现实主义者，张维迎本人曾对媒体称“我没有梦想，我很现实”。于是，政治特权在产权改革、市场改革以及对外开放中的利益最大化作为一种隐含前提被主流经济学接受下来，成为一个给定的制度约束条件。对他们来说，这个前提是不言自明和不可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全部学术努力就集中在如何在此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推进市场化、私有化和对外开放。
无需怀疑中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学术诚实，同样也无需怀疑，这种以降低中国改革伦理标准为代价的学术诚实是犬儒、市侩的。对这一点，他们表现出惊人的坦率，毫不犹豫地宣称“改革要利用腐败”，“官员索取剩余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因为它有利于降低监督成本，调动官员的积极性。”这些充满了机会主义色彩的学术主张，迎合了90年代中国的政治需要，也径直将中国改革的伦理水平击落到现代文明标准的底线之下。
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对此却视而不见。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手段并不重要，市场化的目标才是一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中国可以也应该利用一切手段和机会。但是，他们似乎忘记了局部的寻优可能导致整体的不优，手段的选择可能毁灭目标本身。这是历史上一再发生的悲剧。
现实表明，权力腐败、贫富分化不仅没有让我们离市场经济的目标更近，而是严重瓦解了社会的信任基础。俄罗斯寡头古辛斯基早就充满悔恨地总结过：“崇高的目标是无法通过肮脏的手段来实现的。”现在，机会主义改革的负面后果正全面浮现，而陷入困境的机会主义者们对此却束手无策。
在这个意义上，郎咸平所激起的反响，并非是对郎咸平的赞同，而是对机会主义改革的反对。离开案头即匆匆穿梭于各种高层论坛或企业家俱乐部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所以，当他们还在踌躇满志，自以为掌握了一个时代的时候，他们在中国的危机却已经悄悄开始。
“主流”之外的广大沉默
既然特权阶层在改革中的利益最大化是不可改变的约束条件，那么大众利益的最小化就是一种必然。由于沉默多数在中国社会政治结构中的缺席，已经被最小化的大众利益常常被完全忽略不计。这种“最小化”作为一种野蛮的现实被呈现出来。普遍剥夺感在大众中激发的愤怒，指向的正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另一个软肋：“主流”的精英主义危机。
在解释中国产权改革为什么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的时候，张维迎非常诚恳地说:“这不是最初任何一个人的精心设计，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被逼出来的，是在实践中，包括政府部门、企业界和学界在相互碰撞当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思路。”张诚实地道出了中国产权改革的历史真相。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产权改革的博弈世界中，有政府、企业、学者，独独缺少一个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在法律和正义意义上拥有国有产权的大众。在这个博弈中，公众不在场、公共舆论不在场。于是，这场博弈不可避免地在某些时候堕落为精英的分赃。在中国的产权改革中，这不是一个推论，而是一个已经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事实。
主流经济学的精英主义性格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他们对中国大众一句耳熟能详的教导：“必须有人为改革付出代价。”那么，谁该为改革付出代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付出代价的时间将延续多长？事实上，这个提问方式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伦理困境。“为什么是我、是我们付出代价，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们”，这可能是大众对精英主义最好的诘问。
一名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对于体制改革过程的争论不适宜过早进入大众的视野，“在我国，静悄悄的变革往往比轰动式变革更易成功些。”潜台词似乎是在建议，郎咸平应该先与“精英们”商量讨论，取得共识后再告诉公众一个简单的答案。
而中国主流经济学的第三个危机来自他们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危机。
市场是好的吗？当然。但市场作为满足人类交换自由并增进人类福利的工具，需要一系列条件，这包括信息的对称、公民权利的构建、政治文明的发展以及社会普遍的信任文化等等。事实上，资本主义文明几百年来的发展就是通过不断构建和完善上述条件，从而使市场更加有利于人类的福利。否则的话，资本主义文明就不会有今天，所谓市场也就只能沦为供少数人攫取和饕餮的场所。
显见的是，这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问题。中国的市场化问题早已经从市场本身的问题，转变为如何为市场构建一个政治文明以及公民社会基础的问题。但中国主流经济学显然没有看清或不敢讲出中国问题的这一时代转换，所以，他们就只能像置身世外的一群奇怪信徒，齐声赞美着市场的美德，反复唠叨着那种原始的自由竞争，似乎市场的文明可以不需要政治民主，不需要公民权利，不需要自由媒体所提供的信息流动。
无疑，中国主流经济学要给我们开出的药方是，我们必须首先退回原始的自由竞争状态，然后经过人吃人，然后再“吃”出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幸好，人类文明的进化已经将我们推到了一个不可能退回去的位置。在当下中国，市场原教旨主义遮蔽的问题远比他们说出的真理要多得多。
主流经济学曾经自鸣得意地宣称要从权力手中“骗出一个新体制”，但事实证明，在这个涉及十数亿人口的规模宏大的智力游戏中，真正受到愚弄的是大众。昔日沉默的、原子化的个人被迫以大众的姿态在郎咸平事件中现身的事实，有力地提示我们：“渐”而不进的中国改革，可能正在重新跌进一个古老的制度陷阱。显然，这远远不止是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