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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社会，财富创造首先将取决于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研发活动。而目前流行在中国商界，尤其是股份制企业上层的财富观大致上是一种属于重商主义性质的财富观。这种财富观在相当大程度上已经影响到股市的正常发展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年均8%左右的经济增长，但是，这并不应当成为中国人骄傲的理由。因为至少从两个角度来看，我们没有能够实现原本可以达到的目标：其一，我们从来没有达到过经济起飞国家曾经经历过的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中国的经济目前正处在经济起飞阶段；其二，在GDP以比较快的速度增长的同时，我们的就业和实际产出却没有出现相应的增长，生活质量也没有出现相应的改善。相当一部分问题出在社会财富观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财富观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但是迄今为止，人们对于财富的认识并不能算完全正确。这可以从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的下述行为得到证实：忽视财富的创造，而看重财富的集中；轻视实业投资，而强调所谓的资本运作；富人忙于敛财，而不愿承担社会责任。难怪有股民评价中国证券界“管理层无能，投资者无知，上市公司、中介机构无德，学者无良”。
在当今社会，财富创造首先将取决于能够推动技术进步的研发活动。 而目前流行在中国商界，尤其是股份制企业上层的财富观大致上是一种属于重商主义性质的财富观。
比如人们普遍认为有钱的人才是富人；投资者关心的是资金的回报率，不太过问产生现金流的投资项目究竟能否增加全社会的福利；企业家们关心的是企业的规模扩张，热衷于借助金融运作而非实际投资或技术创新的虚拟扩张。
这种不正常的财富倾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
首先，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交易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货币作为交换的一般等价物而受到人们的青睐，并随着交换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货币拜物教。
第二，我国缺乏产权边界非常清晰的所有权制度。大量的社会财富所有权仍然只是一种单方面宣布，而不是一种相互承认的社会契约，因此，社会就不能为创业者的所有权提供有效的保护。
经济领域还存在着大量公私不分或公私难分的产权领域。在这些领域， 财富的占有和分配是很难通过所有权来处置的，更多的是依靠权力来配置的。在没有所有权的保护与约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打着所谓“资本经营”或“资本运作”的幌子来侵吞社会财富(包括公共、国有和他人财富)的行为必然会滋长，而创造财富的努力反倒会遭到讥讽，并被认为是无能的表现。
第三，忽视企业规模、资源配备的长期战略规划。不少企业是从短期盈利性项目起家，业务拓展非常快，企业规模急速膨胀之后，资源供应出现短缺，往往过于依靠股市现金流和银行输血，导致了中国民营企业常见“速生速死”和“三年企业”现象。
第四，过分强调金融衍生工具。虚拟金融活动活跃，它们与财富的创造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反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实业资本进入虚拟金融领域参与投机和套利。结果就像经济学上劣币驱逐良币一样，金融投机替代了实业投资，虚拟的金融财富增长了，但是实际的就业和产出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增长，于是经济泡沫形成了。
由此可见，过分强调金融杠杆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就必然会犯本末倒置的错误，造成产业的空心化，助长金融投机。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要纠正中国社会目前这种已经被相当多的人所接受的错误财富观，先要从文化创新抓起，要从纠正精英的致富思维抓起，鼓励人们积极从事各种创造财富的经济活动——我们需要的是一张写满正道文化的药方。
戴维.兰德斯在《国家的穷与富》一书中写道，如果说经济发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那就是文化乃举足轻重之因素。一个企业为什么会有市场竞争力，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它生产的产品或服务是有用的，而向社会提供有用的产品或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需要生产这些产品或服务的企业、特别是领导这些企业的企业家必须具有非常高尚的品质。
难怪亚当.斯密不仅撰写了具有经济学百科全书性质的《国富论》，而且还以同样的热情写下了被许多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道德情操论》。如果我们把亚当.斯密的这两部著作结合在一起来思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财富的创造不仅取决于分工、资本积累和对外贸易，而且还取决于人们高尚的道德和伦理。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才是中国国企股份制改革对于中国经济的最大贡献。“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国企业深化开革，拓展民营经济的道路才刚刚开始……
来源：[《国际融资》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