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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湖北频道 策划：周晓农 采写：田建军
一项旨在抑制药价虚高、减轻群众用药负担的"阳光工程"，却在一群贪官手里，演变成了一项"腐败工程"。最近公布的湖北省一起涉及70余人的医药腐败案，捅开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腐败黑幕的"冰山一角"。
湖北医药界掀起反腐风暴 众"药贪"纷纷落马
谁也没想到，一封并不太引人注意的群众匿名举报信，在检察机关顺藤摸瓜中，竟然在湖北省医药界悄悄地掀起了一场反腐风暴，所到之处，大小官员纷纷落马，众药商闻风而逃，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动。9月17日，随着最引人注目的重量级人物--原湖北省药学会秘书长、武汉大学药学院副院长、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罗顺德被法院一审判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且在规定的时间里没有上诉后，这场前后历时7个多月的反腐风暴终于尘埃落定，涉案的70余人中有9人被检察机关立案起诉，7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负责牵头侦破这一案件的武汉市武昌区检察院反贪局局长助理刘群介绍，这场风暴源自一封群众匿名举报信。今年2月份，武昌区检察院举报中心收到一封群众匿名举报信，反映武汉市某企业职工医院购买Ｂ超设备时，医药公司业务员推销产品时行贿，医院领导吃回扣，购买黑白Ｂ超价格达到了彩色Ｂ超水平。
接到举报后，由于没有具体行贿人、受贿人和举报人姓名，再加上反映受贿的金额较小，起初没有引起重视。后经检察院线索评估小组研究，此案才重新被纳入办案人员的视野。
于是，武昌区检察院反贪局的检察官们便开始了乔装药商，以药品回扣为饵，钓出一串串"药贪"的戏剧性一幕。起初，反贪局检察官化装成药商，到被举报的某企业职工医院了解购进Ｂ超设备的情况。辗转打听，弄清了行贿人的身份--湖北鸿通医药公司业务员兰华丽。2月17日，两名侦查人员以购设备名义约出兰华丽谈业务；急于做成这笔生意的兰华丽没加防范，口无遮拦，倒出了她一次次"搞定"医院的内幕，包括给什么人多少回扣等等。掌握了有力证据后，检察官钓出了这起系列药品回扣案的第一个"药贪"--某企业职工医院院长张显强，将其"请"进了检察院。经查，张显强在组织单位购买医疗设备时，先后3次收受贿赂3.8万元。
从兰华丽身上打开突破口后，检察官们在"请"进张显强的同时，分出另一路人马突袭兰华丽所在单位湖北鸿通医药公司，并最终在这家公司老总的家中查获了一本秘密账薄。在这本账薄上，记录了这家公司在进行ＧＳＰ认证时，给湖北省药监局市场监督处副处长李晓明送钱的事实。于是，检察官们再次采取扮演药商的手法，钓出李晓明。接下来，检察官们顺藤摸瓜，一鼓作气，先后钓出了这个"医药公司--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公室--招标公司--医院"整个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环节形成的"腐败链"受贿人员70余名，取得丰硕战果。
在70余名收受贿赂的大小官员中，几个重量级的人物主要集中在与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密切相关的关键环节，如负责编制招标药品目录和进行业务指导的湖北省卫生管理中心正、副主任，负责代理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招标公司处长、副处长，几大医院负责药品采购的药事部主任、副主任等。这些"药贪"们利用职务之便索贿受贿，手段之猖狂，次数之频繁，令人发指。
检察机关干警们利用监视控制系统，采取高科技手段及时掌控案情发展。
法院判决书上，清楚地记录下他们一桩桩大肆收受贿赂的事实：
被告人罗顺德，原武汉大学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公诉机关指控并经法院审理查明：在2003年1月至2004年2月，罗顺德利用负责药品采购的职务之便，共接受药品供销单位及个人给付的贿赂款人民币4万元、美元3800元和港币2000元。判决材料显示，罗顺德收受的贿赂都是现金，收受贿赂的场所以办公室为主，也有的是以外出游玩的名义收下的。罗顺德被抓时，就在他刚刚按受一家医药公司的邀请，到澳门游玩后返家的途中，身上还揣着在澳门葡京赌场收受这家公司经理给的2000元港币。
被告人李建屏，原湖北省卫生厅卫生管理中心主任。法院审理查明：在2002年1月至2004年1月，李建屏利用负责制定全省药品招标目录等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取姚雪等13人贿赂的人民币8.6万元。为让李建屏帮助自己的产品中标，这些药品公司老总在事前或事后，以约李建屏外出吃饭、钓鱼或打麻将等名义，向其送钱。
被告人杨小舫，原湖北省成套招标有限公司副处长。法院审理查明，在2002年6月至2003年12月的一年半时间里，杨小舫利用职务之便，多次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3.1万元、美元400元。
涉案的官员中，收受贿赂次数频繁。如罗顺德，仅在2004年1月的一个月里，受贿的次数就达到13笔，共收受12家药品供销单位及个人给付的人民币4.9万元、美元500元，除1.9万元上缴外，其余都占为己有。
受贿的另一特点是手段隐蔽，每次数额不大，检察机关取证难。在法院查实的受贿事实中，多数每笔都在5000元以下，单笔都不足以检察机关立案。且在检察机关侦查过程中，一些药商闻风而逃，无法取证。武昌区检察院反贪局一位参与办案的检察官透露，其实涉案金额远不止判决的这些，但由于缺乏证据，大多数最后都无法认定，立案的最后大多也只被判了缓刑。
另外，一些受贿者将受贿款部分上交，部分私吞，平时在单位留下了"廉洁"印象。如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马汉林，在2003年前后的两年间，接受的药品回扣上百万元，大部分都上交给了单位，个人拿了5.6万元。因此，刚被抓时，马汉林表现得很自信，并拿出一本上交回扣的记录证明自己的"清白"；只是崭新的纸张，泄露了他临时抱佛脚的事实。
一起涉案70余人的腐败案，最后虽只有7人被法院判刑，且大多数只被判了缓刑，但案件暴露出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和管理漏洞，为有关部门敲响了警钟！
2000年，为抑制药价虚高，解决老百姓用药负担高、看病难，我国药品流通体制改革推出一项重大措施--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湖北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就是从这一年开始的。这项被湖北省有关部门誉为"阳光工程"的改革推行以来，由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缺陷，收效甚微，不仅未能切实降低虚高药价，减轻群众用药负担，反而成了一个滋生药品购销不正之风和医药腐败的温床，"暗箱操作"和药品回扣风盛行，群众反映强烈。
反映最直接的来自药品供销商。采访中，记者听到最多的是医药公司老总们的抱怨。武汉市首家通过ＧＳＰ认证的汉深医药公司总经理叶柏森就不止一次对记者说，公司辛辛苦苦中标的药品，最后仍然进不了医院，结果是药品"中标就死"。武汉市协和医院一位医生告诉记者，这是由于同一个药品中标的太多，医疗机构通常会选择有业务往来或者有利益关系的客户。同时，由于中标企业与医疗机构签订药品购销合同时，没有明确采购数量；即使有的签订了一定数量，医疗机构也有权决定向每家中标企业购药数量的多少。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药品企业中标后，还挤破头到医疗机构跑关系、找路子，对有权决定采购的部门负责人进行打点。而负责采购药品的医院药事部负责人便成了首当其冲的公关对象，本案的罗顺德、马汉林即属此列。当然，如果药品的利润高，还要找权力更大的院领导才行。
而患者最直接的感受是，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后，这些医院的药费却没有降下来。一位在建筑公司上班的姓肖的患者告诉记者，实行医保后，他每个月医保卡上的钱只有几十元，现在到医院看一个普通的感冒，一打针动辄两三百元，花不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界人士说，药价降不下来，是由于除了患者以外，负责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各个部门没有一个真心愿意降价。很简单，价格降了，差价少了，回扣的空间也小了。以中介机构招标公司为例，目前基本上是以中标药品的千分之六收取中介费，药价越高，中介费就越多，自然不想看到中标药品的价格太低。于是，在确定中标药品时，同一个品种，如"头孢曲松钠"，十几元钱一盒的中标，上百元一盒的也中标；而医院当然愿意选择利润高的。
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药界人士说，出现上述现象是当前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体制漏洞造成的。
一是招标主体有问题。目前具有药品招标采购代理资格的中介机构，大多是由当地政府采购中心或设在卫生部门下面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公室演变而来的，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垄断了当地药品招投标市场，没有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如杨小舫所在的湖北省成套招标有限公司，就是由湖北省机电设备成套中心和湖北省设备招标办公室二个具有全民性质的单位参股组建，是省政府挂牌的招投标中心，国家事业单位。根据湖北省2002年、2003年药品集中招标文件规定，受湖北省、武汉市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委员会的委托，这家公司代理省、市属规定的医院对药品进行集中招标采购工作。
二是管理不透明。目前实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各地都成立了专门机构，上有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领导小组和指导委员会，下有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办公室，但领导挂帅的多，真正具体做这项工作只有三四个人。虽然现行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管理办法规定了一套严格的工作程序，但在编制药品目录、确定中标企业以及选择中标药品等关键环节上，基本上只少数人参加，且不对外公开，透明度不够，漏洞很大。
三是监督机构形同虚设。虽然各地成立了专门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监督委员会，但由于药品的特殊性，这个由各部门人员组成的机构中真正懂药品知识的少；而专家委员会在审核药品时，常常要面对上千种药品，短时间内也无法一一认真核准，再加上专家们大多也不愿得罪人，监督乏力。
实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以来，全国各地针对这一工作暴露的一些问题，都相应出台了一些补救措施，加以规范。最近，卫生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食品药监局等国家六部委又下发文件，进一步规范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活动。业内人士指出，规范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应标本兼治，从源头抓起，除了从措施上规范，更应从制度上完善。在运行机制上，当务之急是要解决群众利益主体缺位问题。由于目前负责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的单位和部门与群众没有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可考虑引入医疗保险机构深度介入，代表群众聘请专家，对这一活动进行监督。而在体制上则主要是解决"以药养医"问题。（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