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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知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陆德明因嫖娼辞职。复旦大学纪委表示，陆德明嫖娼行为属实，性质恶劣，严重影响了学校形象，因此对其进行了严肃处理：不再担任院长职务；不能再从事教学活动，取消其教授资格3年……（《新京报》11月1日）
身为教师、学者，做出不齿于社会道德的事情，虽然让人遗憾、惋惜，但“辞职”、“停教”的处理无疑是恰当的。不过，打开网上网民对此事的评论，笔者发现，为陆德明抱怨、鸣屈的帖子竟然数量不菲，其中不乏这样的议论：“嫖娼的贪官何其多，何必为难一个教授”，“他既然没骚扰女学生，可见是个好教师”，“嫖娼属于私人事物，教授也是人嘛”……
当然，这些议论中的片面、偏颇显而易见，我们没有必要完全认同，但何以这么多人会不约而同地为一种明显失德的行为“鸣不平”？偏激的背后，透露出了怎样的社会情绪？笔者以为这些又是耐人寻味的，不能简单地以“激愤”视之。在我看来，从网民的这些言谈中，至少可以体会到以下两点值得忧虑的道德心理动向。
首先，这反映了部分民众对社会普遍的道德品质，尤其是一些公众人物的道德水准，持强烈的怀疑和不信任态度。的确，贪官们生活腐化，道德丑闻不断，早已不是什么新闻，即使以往被视为净土的校园，近年来也不时传出诸如“教师骚扰女生”、“女大学生给领导陪舞”之类饱受公众訾议的事情；更进一步，举凡官员文凭造假、学者论文剽窃，似乎也已越来越成为平淡无奇的道德景观。基于这样的道德状况，因此一些人觉得，和那些公共腐败相比，教授嫖娼的私生活不检点，算不上多大一件事，拿出来指责有“小题大做”之嫌。显然，这种偏颇情绪背后流露的是一种对今天道德现状的失望之情。 与此同时，从“不骚扰女学生就是好教师”、“嫖娼只是私事”之类的话语中又不难看出，至少在性道德领域，今天许多人的立场已大幅后退。当然，和传统严苛的性道德戒条相比，这种基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反驳体现了道德观念的进步，但是如果因为性是一己的自由，性交易就不值得计较，不值得做道德批判，那么这种低姿态显然又是道德所不能承受的。如果社会的道德秩序建立在这样的道德基础上，前景无疑不容乐观。
毋庸讳言，道德失范、伦理失调是今天我们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对于如何重新平衡传统与现实、历史与现代关系的道德伦理秩序，一直不乏“道德缺位法律跟进”的呼声，最近“为孝立法”之类的倡议成为这一思路的体现。但是，道德不张，法律可以完全填补吗？从一般社会治理的角度讲，道德、风俗等非制度性规范的社会治理成本、效果，总是因其内在的潜移默化品质而比法律等制度性手段要低廉、长效得多，如果凡事都要诉诸法律，那么不仅法律本身会不胜其烦，而且整个社会也会因治理成本的高昂而最终变得无序可言，因此哈耶克说“除非法治成为社会共同体道德传统的一部分，否则它不会普遍有效。”可见，为挽救道德，离开对道德本身的培养，是没有出路的，而这无疑又和我们每一个人的道德实践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