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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在重庆农民熊德民讨薪之后，为了保护农民工权益，全国上下发动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运动”，而从现在的讨薪效果来看，问题似乎没有得到彻底改观，曾经声势浩大的“运动式追讨”也逐渐显露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窘迫。其实这也在意料之中，行政举措作为法律实施条件不到位下的一个无奈之举，原则上与一个法治社会的行为是背道而驰的。农民工讨薪问题最终还是应该回到法律的道路上来。
经济学有一个著名的“国家悖论”，认为虽然国家的出现可以产生规模效益，但国家一旦有了这样强制的力量，就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以牺牲社会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农民工流动性很大，当地政府从某一民工那里只能收取有限次数的租金（税收），而农民工所在单位却与当地政府长期打交道，并能长期与反复抽取租金（税收）。因此，在处理劳资纠纷时，政府作为第三方，一旦将税收最大化作为自身目标，将不可避免导致产权界定中的“歧视”和不公正。此外，司法的独立性不够，使得司法机构受到行政干预太大，以致在执行契约涉及行政部门利益时，司法机关往往无能为力，这也是农民工不愿诉诸法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农民工在城市的边缘性注定他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拿起司法武器，这样的交易成本对于他们来说太过于奢侈。我们常讲市场经济需要“经济理性”，然而生存理性作为最基础的层次，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挥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产生和做出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的选择。在生存压力下，农民工对于其在城市中行为的决策，起决定性的因素当然是生存理性选择。
我们知道，一个合同的履行方式主要是私人方式和国家方式，私人方式无法解决的问题按道理应该诉诸国家法律。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契约关系，政府“作为契约的第三方和最终的强制根源”，如果不能发挥作用，无疑将退回到私人方式实施。因此，农民工工资被拖欠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主要原因不是农民工与用人单位的契约无法实施，而是农民工权益本应受政府保护，而政府作为第三方却在履行契约时失职。按道理来说，我国已经有了完备的《劳动法》和司法系统、执法部门。但是，“现实之树常青，而法律是灰色的”（列宁），正如《圣经》里面那句著名的话一样：“我们知道法律体现着正义，但这也要有人能正确地运用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