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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一场看起来突如其来的"加息"决策一点都不显得唐突。尽管它姗姗来迟,但终究让经济学家松了一口气。"市场因素"在实施调控半年之后,最终还是被纳入了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宏观平衡的基本逻辑之中。不仅如此,与此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市场共识"开始在最近这段时间凸现,利率的市场化正在被政府和货币当局给予更多的、也是更实际的关注和推动。种种迹象还表明,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改革也肯定列入了改革议程。过去多年来,在地方进行着的大量中小型国有企业的产权变革和国有资产的出售,正在创造着企业家的活力与热情。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改制今年正在进行中。金融领域和服务领域2006年的全面开放进程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之中。基于这样的判断,应该可以说,未来几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将进入一个全面推进市场化的新阶段。
为什么我们应该全面推进市场化的进程?这一次的宏观过热和调控再次表明,局部的市场化虽然有助于推动经济的增长,但却不容易让这种增长保持稳定和健康,难以摆脱经济增长的"大起大落"。因为建立在局部市场化改革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往往容易被"扭曲"成对物质资源的过度消耗和高投入驱动的依赖。典型的事实是,政府部门对土地、资金、外汇、人才和其他商业资源的行政控制和审批特权,最终往往制约了一些市场化因素积极作用的发挥。
20多年来发生的改革结果显示,中国经济中出现了一批很有效率的部门。所谓有效率的部门包括一些自发成长起来的民营经济部门,也包括外资所有的经济部门。而一些仍然缺乏效率的部门,包括许多国有企业。尽管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两个效率和活力完全不同的部门,但是,金融资源、土地资源以及重要的"特许资源"(如许可证、审批、产权、外汇、投资计划等等)还没有进入或者完成市场化的阶段,依然成为国有部门享受的特殊待遇,还在阻碍着有效率的民营部门的健康增长。几乎每一次的经济过热都是由一些缺乏效率的国有部门和地方政府行为的投资狂热引发的,但往往是民营部门承担着更多的调控成本,大大伤害了最有活力的和最有效率的经济活动。
从地理上看,有活力的部门还集中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大部分内地省份还没有成长出更有效率的经济部门来。因此,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本身也在"制造着"地区间的增长差距和收入差距。在一个大部分地区还没有成长出更有效率的部门的经济里,我们很难大幅度减弱经济增长对能源、物资资源和金融资源的过度消耗。而地区差距的扩大和对能源的过度依赖反过来正在成为制约我们经济增长的外在因素。毫无疑问,从长远来说,这些问题会限制中国经济的高速和持久的增长能力。但是在一段时期内,这些问题还只能在程度上被不断地加以控制,而无法彻底被解决。尤其是未来几年,随着奥运会和世博会的举办,中国经济的增长将可能会因为投资的高潮而再次拉入到一个增长的极限。
换句话说,就未来数年而言,靠投资拉动增长的力量依然存在。只是我们应该保持清醒的一点是,现在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因素,包括贸易和投资,在未来10年似乎不可能再有更大的增长空间,尽管它们也许还可以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来研究解决如何释放更大的增长空间的其他因素问题。比如,国内的市场分割如何加快走向整合,城市化进程如何提速、农民的收入如何实现较快地增长、农村的市场如何启动、自由创业制度如何建立以及缺乏效率的国有部门如何加快重组的步伐,等等。的确,即使未来数年我们在投资和贸易上没有更快的增长,解决以上这些市场化问题的过程本身也能促进我们经济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