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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我们的先人举起变法图强的大旗，试图让整个民族脱胎换骨，披上文明的外衣。但他们没有成功。
一百年后，当我们铆着劲在现代化的高速道上一路狂奔时，一个名叫“非典”的“老虎”却挡在了我们的前头。它怒吼着，咆哮着，它虎视眈眈地瞪着我们，数落着我们身上存在的各种古老的和现代化的病毒。
经过了一段曲折的革命斗争后，我们走向了共和。又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后，我们融入了现代化的世界洪流。我们吃饱了，我们穿好了，我们玩上了手机，我们玩上了电脑，所有的工业文明我们都有了。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这就是现代化。
然而，当一个非典型的冠状病毒悄悄袭来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傻眼了：这是怎么了，不是都现代化了吗？怎么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不管医学家们最终如何求解非典病毒的医学原因，但医学之外的社会及文化因素我们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回避的。可以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人一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病。
远的不说，就说吃吧。近代以来，我们一直就在饥饿中苦苦挣扎。一次次的农民起义都是为吃而起的，一个个的节日也无不与吃有关。在那万恶的旧社会，皇帝吃的是满汉全席，地主老财吃的是山珍野味，我们穷苦百姓是想吃吃不上，遇到灾荒只能换孩子吃，也就是人吃人。总之是要吃，连见面打招呼都是“吃了吗？”
今天我们终于发达了，可以放开肚子吃了。什么山珍野味，什么保护动物都可以把它吞下。吃完了动物还觉不过瘾，现在竟吃起了婴儿，又退回到了茹毛饮血的人吃人时代。即使非典闹的如此凶，广东人仍没见有多大收敛，照吃不误，就在前几天《南方都市报》还在报道深圳人与时俱进，又创出一道“治非典”菜，即25万元吃一个什么鳖能防SARS。真是吃令智昏、吃迷不误阿！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中国每年生产700吨诺酮类（一种抗菌素），但其中有一半被蟹场、蛇场、乌龟场、黄鳝场等养殖业用掉；再加上其他种类的抗菌素，不知总数有多少吨，最后全部转到了香港人、广东人，以至各地中国人的肚子里，不知慢性杀死了多少国人。谁知道这萨斯病是不是这些毒药经毒动物再转化到人体后产生的呢？
在一个缺乏道德约束的时代，那种不择手段赚钱的欲望，不顾一切荒淫无度的贪婪，诱发出了人性中最肮脏的一面。终于，非典之毒+腐败之气，也就不得不使我们带上了厚厚的口罩。我们的呼吸变得局促，我们的嘴巴再也吞不下吱吱作响的老鼠了。我们曾经把敢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称作勇敢，但第一个把婴儿炖来吃的人，我看不能叫他勇敢，只能骂他是个混蛋。
除了灭绝人性的虐吃和不负责任的滥用激素和毒素，反观我们的社会，还有多少累积的病毒在四下扩散。我们吃饱了，但却仍沿袭着物质紧缺时的生活方式，而很少想过用科学去改造它。中餐馆里人声鼎沸，分餐制在讲求团圆的中国迄今仍无立锥之地，以致在这次“非典”狂飚中，中餐馆在许多人眼中成了传染重地；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仍是不少人的习惯动作，从没觉得不好意思；我们的医疗科技发达了，但公共卫生体系却长期被忽略，以致面对突然发做的疫情，才发现如此重要却很薄弱，特别是在广大农村，更是脆弱地让人纠心……我们不能不问，什么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
而现实却是，当我们的GDP在成倍翻番时，当我们正在变成有钱人时，我们并没有变得文明起来，变得高雅起来。愚昧无知、野蛮丑恶的病毒仍然长期而顽固地潜伏在我们的灵魂深处。我们只知道工业好，却不知工业是和文明结缘的；我们只知道市场经济好，却不懂市场是要讲规则的；我们只知道四个现代化好，却不明白没有人的现代化一切都是白搭。我们过分看重经济的飞速发展，考核官员也主要看的是经济指标，却很少把社会人文指标当回事，长期忽略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我们只知道把腮帮子塞的鼓鼓的，以为有钱就有一切，却不知道灵魂深处也要闹革命。
有人把马车换成了汽车，但驾车人还是赶牲灵的心态。有人穿上了洋气的西装，但肚子里装的还是满满的坏水。有人开会时还在冠冕堂皇，离开会场就去贪污腐化。有人刚刚在家里亲吻完自己的小猫，一到饭店就喊着要吃猫。科学家扯破了嗓子有人就是听不进去，一个鸟人的迷信说法立马就有人信。连北京都出现了劈里啪啦的鞭炮声，说是可避SARS。我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中国人的思想？
我们真该好好想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