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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金彪案看取消农民负担的必要性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浦志强
今年5月27日，安徽省阜南县宁大村恶霸支书张金彪父子行凶杀死村民王勇，再次将中国基层政权黑恶化的恐怖情景展现在世人面前。这类案件的频繁发生表明，基层政权的异化已成为各种社会冲突的诱发因素，根治这一顽症已刻不容缓。
长期以来，基层政权的主要职能，就是围绕国家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在财权、事权分离的制度背景下，财政收入集中到中央和省级，但举凡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的兴办和维护，都成了基层社会的沉重负担。这种施政方针，促使各级官员无不把“政绩工程”作为“数字升官”的不二法门，驱赶着无数大檐帽群起抢劫一顶破草帽。
“苛政猛于虎”。在发展经济的虎皮下，农民的耕地被强占、房屋被拆迁、隔夜粮和棺材本儿都可能被洗劫一空，安居乐业在太平盛世居然好梦难圆。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忙到头，他们的收获竟然会是“交不足国家的，留不够集体的，剩下就没有了自己的”！正是这种来自公权力的横征暴敛，直接导致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民不聊生。
毋庸讳言，使社稷危如累卵的“三农”困境，根子就在于各种农民负担大行其道。而创设和征收各项苛捐杂费，既是各级官员的业绩体现，又是使农民生不如死的万恶之源。惨死在乱刀之下的村民王勇，表面上祸起于占地补偿款的黑箱发放，深层原因则是以张金彪父子为代表的基层政权灭绝人性的本能作祟。不难想象，换成任何理由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张金彪同样可以置王勇于死地，因为狼要吃羊向来就不需要理由。
我们看到，近年来农村发生的诸多冲突，大多与税费征收、计划生育、征地补偿直接相关。有史以来，老百姓都是谁当皇帝给谁纳粮，本以为闯王来了可以不必纳粮，谁承想共产党来了会多税更多。更重要的是，这些被笼统称为“农民负担”的税费罚款，几乎无不化作各级政府敲骨吸髓的口实。在极权政治的摧残下，乡土中国原有的乡绅和顺民早已为恶霸和暴民所取代，田园牧歌式的恬静生活如今已荡然无存。就算天空中闪过任何一点雨露，砸到脑袋上时也早已冻成了冰雹，何况天有不测风云本就雷电交加！
张金彪父子行凶杀人的悲剧，可能仅仅是恶梦的开始。安徽阜阳和于建蝾笔下的湘南地区，类似张金彪这样的“恶人治村”现象比比皆是，在在触目惊心处处令人发指。至少眼下农村乡镇一级豢养的百余人，职责早已从服务乡村异化为确保各项税费罚款的征收。羊毛出在羊身上，单纯为供养这支庞大、腐败甚至可以无恶不作的队伍，就足以致农民于水深火热。张金彪能长期窃据村官职位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能够以异常暴戾的手段保证各项征收任务的如期完成。可以肯定地说，假如长期奉行竭泽而渔政策，放任基层政权杀良冒功（河南230起假抗税案无一属实），其后果必将是逼良为娼直至把农民逼上梁山。
笔者曾目睹临泉县王营村农民的苦难，理解他们上访无非是为了清退加码多收的钱。从京城到县乡层层复查的结果，每年应退资金不过区区万元，但恰恰是为了这几万元的征收的和清退，十年来难以估量的社会资源被无端浪费，干群关系势同水火。其实，胡子上的饭粒就算吃了，也填不饱肚子，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负担”本就微乎其微，即使一概蠲免也不会对各级财政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况且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种轻徭薄赋的小惠，客观上或许是化解矛盾的釜底抽薪之策，因为随着收费队伍的兔死狗烹，财政支出和农民负担会相应减少，诸多社会矛盾或可因此而化解于无形。
唐太宗曾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先让百姓能活下去，假如一味刻剥百姓以供奉官府，就像割下自己腿上的肉来充饥一样，肚子饱了命也就没了；若想天下太平就一定要先正自身，从来没有自身站得正而影子弯曲的，只要朝廷政治清明，基层就不会乱起来。古人说“上之所好，下必甚焉”，民间至今仍有“上梁不正下梁歪”的说法，所以探讨农村政策清明与否的关键，眼光也不能光看基层，更多的要从庙堂之上找原因。
本届政府总理向以亲民自命，曾倡言将于五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这表明他已经找到了解铃之道。既如此，何以会效法齐人攘鸡非要等上五年，何不从现在做起励精图治解民倒悬，就算因此每年少给那些腐败的银行拨出几百亿，又有何妨？
来源：[凯迪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