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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中央作出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决策。对于这次宏观调控，在启动伊始就一直众说纷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近日从八个方面阐述了对宏观调控的认识。
这次宏观调控究竟有没有必要
去年开始实施宏观调控时，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我国经济增长处于上升期，钢铁、电解铝、水泥、房地产等一些行业快速增长，是有市场需求支撑的；投资、信贷增幅高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现在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出现一些重复建设，市场会自动调节，不需要政府主动进行调控。因此，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种过度反应，是对市场经济的一次信任危机。
马凯认为，从理论上看，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四大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概括，包括了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两者内在统一，相辅相成，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
从实践上看，经济运行中逐步凸显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表明，已到了非加强宏观调控不可的时候。去年以来，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社会投资增多并趋于活跃，加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外一些产业加速向我国转移，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但是在经济快速增长中，难免泥沙俱下，出现了一些不稳定和不健康因素，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一是粮食问题。粮食供求关系趋紧的问题逐步凸显。粮食播种面积连年减少，粮食产量连续下降，人均粮食占有量大幅度减少。二是投资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新开工项目过多，在建规模过大，一些行业和地区投资过度扩张。
历史经验多次证明，粮食大幅减产和投资需求膨胀“双碰头”，经济运行就会起“波澜”。投资膨胀助长了信贷规模过度扩张，信贷扩张反过来又推动投资更快增长；投资膨胀加剧煤电油运的紧张，使经济运行绷得更紧；投资膨胀、煤电油运供应紧张，必然拉动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加大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如不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调控措施，后果不堪设想。我们长期企盼的、来之不易的好形势就可能发生逆转。正如中央强调的那样，如果任凭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不稳定因素发展下去，势必使资源和环境问题更加突出；势必加剧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势必出现大量生产能力过剩，一旦市场发生变化，势必导致企业倒闭、失业增加、银行呆坏账增多，最终会造成经济大起大落。如果出现这种局面，经济恢复起来需要更长的时间，付出更大的代价。
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及时的
对这次宏观调控，也有人说动手晚了。马凯认为，事实是，见事快、动手早。见之于未萌、防之于未然，是这次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也是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明显效果的重要原因。
去年一季度开始，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就初露端倪，中央及时察觉到问题发展下去的严重性。在分析一季度形势的基础上，中央明确指出：“某些行业盲目投资、低水平扩张的情况有所加剧”，“过度投资中很大部分依靠银行贷款，已引起货币供应量和贷款增长偏快”。“这些问题总体上看还是局部的、苗头性的，要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有关部门按照中央的要求，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微调措施。
非典以后，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进一步显现出来。在中央召开的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及其他重要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再三强调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用大量事实说明必须对苗头性和局部性问题采取果断措施，努力加以解决，防止演变为全局性问题。按照中央部署，实施了调整银行存款准备金率，清理整顿开发区和整顿土地市场秩序，抑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盲目投资等调控措施。
今年人代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全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并对如何搞好宏观调控作了部署。“两会”以后，为了防止局部性问题的扩大，进一步加大了宏观调控力度。明确了宏观调控要坚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区别对待，注重实效”的原则，强调要把住信贷投放和土地供给“两个闸门”，有效控制投资规模，相应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粮食生产，控制信贷货币供应总量，严格土地管理，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
回顾一年多的实践，说明正是党中央、国务院在经济运行出现苗头性、局部性问题时，就果断决策，及时采取有针对性措施进行主动调控，才使这次宏观调控付出的成本相对较小，见效相对较快。
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
对于这次宏观调控的方式方法，有人认为，走的是“老路子”，仍然是以行政手段为主。马凯指出，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中央多次强调主要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十分注重发挥信贷、投资、价格等方面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作用。
在信贷手段的运用上，重点从源头上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合理控制货币信贷规模，加强和改善信贷管理。人民银行去年4月开始连续18周通过发行央行票据对冲投放的基础货币；去年6月份出台了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措施；从去年8月至今年4月间，两次调整了存款准备金率。今年5月初，国家发展改革委与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日前，人民银行决定，从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
在投资手段的运用上，重点加强产业政策引导，严格市场准入。去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公布了钢铁、电解铝、水泥、电石、铁合金、焦炭行业的市场准入暂行标准，同时将钢铁、电解铝、水泥等行业建设项目资本金比例提高了15个百分点。
在价格杠杆的运用上，重点突出价格信号的引导和调节作用。在对粮农实行直接补贴的同时，宣布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制度。针对部分地区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扩大了执行峰谷电价的用户范围，拉大了峰谷价差，实行差别电价政策。
在法律手段的运用上，坚持依法行政，严肃查处违法违纪行为。依法开展了开发区和土地市场清理整顿，对乱占滥用土地，违法违规占用基本农田，侵害农民利益的行为，依法进行了严肃查处。
可以说，这次宏观调控打的是“组合拳”，是综合运用各种调控办法。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的同时，也采取了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主要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有的是市场机制不健全，政府过多干预的结果。对于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企业活动，助长重复建设的行为，既要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又必须运用行政手段来约束和纠正，确保宏观调控有力有效。比如，暂停审批新设和扩大各类园区，查处投资建设的违法违纪行为，对有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这些都是必要的。当然，在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时，十分注意依法行政，并与经济手段密切配合。
这次宏观调控是不是只治标
有人认为，这次宏观调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治标、不治本。马凯指出，中央反复强调，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要把加强宏观调控同推进体制改革结合起来，在加强宏观调控的实践中深化改革，通过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消除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一年多来，各领域的改革不仅没有停步，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举措。
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积极推进。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粮改提出了明确要求，随后又出台了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进一步放开粮食主产区收购市场，建立了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制度。
投资体制改革全面铺开。今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实施。目前，国家发展改革委正抓紧修订完善配套措施。
税收制度改革迈出新步伐。农村税费改革继续深化，取消了农业特产税，减免了农业税。出口退税机制进一步完善。东北老工业基地8个行业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也正式启动。
金融体制改革取得积极进展。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农村信用社改革今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范围。国有保险企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金融监管体系也正在不断健全。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效明显。今年5月，国务院又取消和调整了495项行政审批项目，从而使国务院取消和调整的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一半。此外，还在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进价格特别是电价改革等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改革的不断深化，不仅有助于缓解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也有利于为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