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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消息：近年来，各地举行的"模特精英赛"、"中国小姐选拔赛"、"服装模特选拔赛"、"体育宝贝大比拼"、"中国公主评比赛"、"车模选拔赛"等活动，越来越多地吸引了俊男靓女的眼球；而"青少年魅力大赛"、"艺术之星"、"中国宝贝"等少儿艺术比赛也更多地渗入人们的生活。众多家长以自己孩子能参加一场全国的比赛引以为荣。
随着"选美"、"艺术大比拼"等赛事不断增多，其本身意义已经超过单纯的"青春展示"和"艺术交流"，而更加融入了商业的色彩，伴随着"一夜成名"的诱惑和商业利润的召唤，参加大赛的年轻人和少年儿童越来越多，社会的关注热度一再升温。
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些冠以"全国"字样的大赛却是"挂羊头卖狗肉"，"全国"头衔名实不符。一位从事文化产业经营的公司经理日前坦言："一些由国家某个部门组织的所谓的'全国大赛'，其实到了真正开赛时已经不知几易其主了！"这名经常奔走深圳、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办有多家文化公司的李经理说："层层'转'下来的项目成本自然高，最后还得从参赛费和赞助费上出。不管是纯商业还是带有公益色彩的比赛，'转'到了最终举办者那里，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敛钱'是不可避免的了，至于社会效益当然得靠后站了！"
"全国"头衔如此得来
李经理说， 一般情况下，"全国"大赛基本都是由北京某些文化公司组织策划。他们巧立比赛名目：如选拔城市小姐、东方童星、环球公主、魅力之星等，然后挂靠到某部委事业单位或下属的促进会、民间友好协会等，取得"中国"的头衔，对外就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比赛。实质上，所谓的促进会、民间友好协会一般也多为各部委挂靠组织，大多是由退休的文化干部组成的，几间办公室加上几张桌椅而已。双方合作的基础是经济利益的分配，挂靠者要的是"名"，被挂靠者图的是创收，"一举双赢"。 "拿前段时间举办的一场'全国少年魅力大赛'来说，策划者挂靠的单位是北京某工作委员会；而'全国广告模特大赛'则挂靠在国家某部下属的企业。但实质上，等'转'到大赛开赛时，组织者一般就剩下一个文化经纪人了。"
点评：王立和（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系副教授）：一场高标准比赛首先需要举办者的高素质。通过策划可以酝酿和产生高水平的大赛，通过比赛可以选拔出各方面的优秀人才，这是好事。但就目前情况看，并不是所有的冠以"全国"字样的大赛都是高水平的，很多比赛是为经济利益服务，"捞"上一把就草草了事。事后，虽然选手知道了真相，但参赛费已交，大赛组委会撤消。长此以往，"策划者"得到了实惠，"全国大赛"就失去了诚信。艺术比赛可以走市场化运作的道路，但要有相关的规定。比如什么人可以组织、什么样的规模、哪些水平的评委参加、收费标准是多少等等。只有建章立制，加强管理，才能保证全国大赛不走样。
"转包"背后是利益的再分配
李经理说，花上一两万元找到了挂靠单位，文化公司就会拿到注明比赛具体事宜的红头文件，从而取得了"全国"大赛的名分。他们一般不直接举办大赛，而是以几万至十几万不等的价格，将"委托权"卖给各大城市的文化公司。买到"委托权"的公司有的直接举办比赛，而更多的是将比赛再"转"给一些个体的文化经纪人。
文化经纪人以每人千元左右的工资，招聘七八个人组成"组委会办公室"，开始筹划比赛：他们拿着红头文件，找当地的相关部门挂靠，然后以挂靠单位的名义邀请宣传、妇联、文化、教育等相关部门领导任"组委会"的"副主任"、"秘书长"等职。领导一旦同意任职，举办者一可以"拉大旗作虎皮"到企业拉赞助；二可以挡住税务、文化部门的检查。
"一般来说，举办一场真正的全国性比赛，没有二三百万下不来，但多数文化公司或文化经纪人没有这个实力，加上层层转包，疏通各种关系的费用，使比赛成本猛增，从企业拉来的赞助勉强能抹平，而他们只能靠收取初赛费、复赛费等获得收入。"
李经理说，层层转包之间，利益流传是秘密进行的，外人很难得知。不过也有协调不好"鼓包"的。"像举办过的那场'全国广告模特大赛'，因是'全国性'大赛，所以在国内设立了很多分赛区，吸引了众多选手参加。最后在南宁举行总决赛时，组织者内部因为利益之争，出现了'组委会'和'执委会''窝里斗'，结果比赛搞得一塌糊涂，参赛选手没钱返程，只能在火车站'抱头痛哭'、东北一模特也在参赛中莫名其妙被砍伤'破相'等。但这属意外，大多比赛双方都会协商好，不会出现利益纷争。
点评：王天君（中华曲艺学会副秘书长）：文艺界的确存在一些专业人士，在被聘请为评委或者所谓"组委会领导"时，明明知道比赛是"转"下来的，但还是为"评审费"所动，出面为"草台班子"充门面，客观上纵容了赛事转包行为。有不少这样的组织者也经常找我："王老师，你名气大，来支支门面！"这时我告诉他们："我去可以，但一切比赛必须按正规程序进行，而且要设立监督组，突出社会效益，否则你给我多少'评审费'我也不去！"
"文化艺术比赛像腐败工程一样被层层转包，这是艺术界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比赛的最终结果应该是以选拔新人、繁荣艺术为宗旨。但'转包'孕育出的大赛十足成了'摇钱树'。令人痛心和不安的是，近年来，'转包'的运作模式已经进入少年儿童的比赛中了。而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往往花了'冤枉钱'参赛，或者拿了没有含金量的'奖杯'空欢喜，或者因为'名落孙山'而使孩子思想产生压力。这样的比赛只能产生负面影响。"
转包里面"猫腻"多
李经理说，取得一场"全国比赛"的"首转权"也不容易。那些靠政府开工资的"学会"、"活动中心"、"儿少中心"虽然对"转包"不屑一顾，但实际上他们也几乎很少能"转"到，这也需要实力。一是公司老板要有"路子"，有经济铺垫。二是"上面"得有人"想"着，"方方面面"都得打理好。
"更主要的是，有些部委下属的企业和公司就是靠'转包'赚钱养活职工的，从心里讲，他们也愿意把比赛交给'会来事儿'的人去办。大家合作的基础是稳定的'利益'关系，别人想打进来谈何容易？"
前段时间，东北某艺术家协会准备举办一场"艺术之星大赛"，选拔艺术人才，内容很好，组织者也可谓是"根红苗正"，但没有找到"上面"的合作单位，无法用"全国"的字样，因此不吸引选手；走了好多家企业也因为"名气小"没拉来赞助，最后比赛只能草草举行，根本没达到预期，连当地都没有几个人知道。
点评：那旭飞（哈尔滨儿少中心主任）：对于比赛的"转包"现象我们十分反感，更不鼓励参加这样的比赛。这些文化公司之所以能在"竞争"中获胜，一是"转包"过程带有很大的不规范性，以获取效益为目的。而各政府设立的学会、活动中心是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运作，突出社会效益，因此不会违章使用资金，更要维护艺术的严肃性。二是正规的全国大赛轮办需要周期，不可能总是由我们承办；三是一些基层活动中心因为财力等种种限制，的确也没有能力举办全国赛事。
"但并非不'转包'就办不成大赛。去年我们和全国妇联联合举办了"全国青少年舞蹈大赛"，不设"委托权"，而是由各省选派选手统一到哈尔滨参加比赛，每个参赛队只收了30元费用，大赛很成功，社会反响很好。总结经验有两条：一是国家相关部委组织比赛有'公心'；二是承办单位所在的地方政府和部门全力配合。"
张坤（社会学者）：规范和治理艺术比赛的"转包"和"经济利益至上"，需要"管"、"疏"并举。一是迫切需要相关部门出台管理条例，对承办比赛人的资质作出规定，严查"豆腐渣大赛"。二是各职能部门要"管好自己的人，看好自己的门"，杜绝下属企业借名"寻租"；三是要整合社会资源，将比赛按照性质和目的进行科学的分类，采用不同的模式运作，真正将全国大赛办出水平，达到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