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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笔者在《新京报》撰文《恶意欠薪不宜做犯罪处理》。在这篇文章中，笔者提到了反对在刑法中增设欠薪罪的两个理由，即它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缺乏可执行性。
其实，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解决欠薪不仅是立法问题，更是执法、司法的问题。比如，在有的情况下，职工对欠薪者提起民事诉讼，法院判决后者偿还债务，但欠薪者不执行判决，法院也往往束手无策。而在现行刑法中已规定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照理说，这个罪名就是保护职工利益的“利器”。可真正接受此判决的欠薪者却很少。
所以，单从立法角度考虑问题，并非欠薪的最佳破解之道。而且增设新罪的建议，有帮助行政机关推卸职责的嫌疑。建设、国土、工商行政管理、税务等部门，负有审查企业资质、对企业经营合同进行日常监管等职责。如果这些部门没有很好地各尽其责，企业就会有恃无恐。当前，欠薪问题之所以严重，在一定程度上与政府缺位有关。在有些行政管理部门“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强化行政责任制，或者实实在在地推行企业恶意欠薪的重大问题行政“问责制”，而不是简单地增设新罪。
欠薪者当然要被惩罚，但不能仅仅因为其欠薪而给予刑事处罚。处罚欠薪者的方式，至少有两种：一是通过媒体宣传、行政管理机构建立的备案或者逐出机制，使其因为欠薪而彻底丧失经济信用，进而受到市场严厉的“自然”惩罚；二是通过适用虚假出资、偷逃出资、偷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贷款诈骗、合同诈骗、虚开发票、虚假广告、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等罪名，惩罚企业及其负责人的犯罪行为，确保其生产经营规范化，避免发生无法“承兑”职工工资的风险。
保护被欠薪的职工利益，还有其他的救济途径。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刑法的现行规定，相关行政机关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法院在受理拖欠职工工资的民事纠纷时从实体到程序，做有利于职工的考虑等，都是保护职工利益，确保其及时、足额领到工资的重要手段。此外，发展民间组织，形成相关协会，使职工有凝聚力、有发言权，也是可以特别考虑的做法。
一言以蔽之，刑法是不得已的“最后手段”，而非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冲突的常规性手段。在某种问题集中出现时，试图用刑法解决燃眉之急，是比较简单化的社会治理思维，会带来很多严重的负面效果。
□周光权（清华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