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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小平、张维迎在“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
从“传统”的角度来讲，将邓小平、张维迎排列在一起，似乎是有悖于“常理”的，然而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角度来说，到也未尝不可。而我将他们排在一起的理由则是，他们俩“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而且观点截然相反，也就作起“比较研究”的文章来了。
那么，他们俩“共同关心”的是哪一个问题呢？那就是“贫富差距”问题，就是“两极分化”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是这样说的：“过去先强调发展，这是必须的。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分配问题，比不发展的时候还要多，还要困难。那么多的财富，如果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我们就应该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
同样在这个问题上，张维迎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们真的有必要对改革开放之前之后进行比较，否则可能使我们这个社会走向很危险的地方。我们过多关注贫富差距，忽略改革本身创造财富的过程，只有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才能解决我们社会中这么多的问题。”（10月25日《中国工商时报》）
（二）尽管是“共同关心”含义却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说邓小平同志和张维迎先生“共同关心”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问题，是一点不错的，当然，从字里行间所表达的意思来看，“关心”尽管“共同”，其含义是完全不同的。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同志认为：必须高度关注，因为“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而作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的张维迎先生则认为：不必“过多关注”，它可以“通过改革，创造财富”来解决。
从理论上来说，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应该是最有权威的；然而也决不能忽视作为我国“主流经济学家”、一直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张维迎先生的能量，以他为首的“一帮人”的确是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既然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如此截然的不同，肯定是有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
（三）我是很不赞同张维迎先生之不必“过多关注论”。
说句实话，我压根儿就不同意张维迎先生不必过多关注“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观点，倒也并不是仅仅因为邓小平同志是政治家，是改革开放的设计师，否则就太有点“势利眼”了，而是我在做学问的这几十年来一直在“关注”这个问题，而且一直认为，我们的社会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度”决不是“过多关注”，而是“关注”得“很不够”的问题，因而才会有我在《人民网》上的诸如《四问北大教授张维迎》之类的文章。
照道理来说，邓小平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上一世纪的事，他在那时就看出了“如果这样长期下去，将来要发生大问题”的潜在危险性，而当社会进入新世纪之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在我国不仅没有得到有效的缩小，反而在以惊人的速度在扩大。根据不同学者的研究，以衡量“贫富差距”（“两极分化”）为主要特征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或超过世界公认的“警戒点”，而这个研究改革开放中经济发展特点的张维迎先生呢，居然看不到这个“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在现实社会中的危险发展，居然还声称不必“过多关注”，简直是有点莫名其妙啊！
云淡水暖先生用以下数据证明“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不仅“现实存在”，而且是“严峻的”：人均年收入637元；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红线；在中国10万亿个人储蓄资产中，占储户20%的少数人，拥有储蓄资产的80%以上；全国60%的人群，年收入低于2000元人民币；按照国际机构的标准，拥有百万美金（千万人民币）以上的富豪，只占全国人口的万分之二左右。
恕我有点大不敬，这是张维迎先生在睁着眼睛说瞎话！
（四）不必“过多关注”“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后果是十分可怕的。
为什么我们将现在的社会称之“黄金发展期”和“矛盾凸现期”？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社会有那么多的“矛盾”“凸现”出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对邓小平最为牵挂的东西讲得不够，宣传得不够，执行得亦很不够。他晚年担心、忧虑的问题，即“那么多的财富”，在现实生活中已是“被少数人得到了，大多数人没有”，而不是在遥远的将来啊！现在不是有许多专家指出，2010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坎”吗？而我认为，我们社会迈得过或迈不过这个“坎”，与“邓小平‘晚年最为牵挂’的东西”——“贫富差距”（“两极分化”）——大有关系。
为什么呢？对此，云淡水暖先生说得非常透彻：若“邓小平‘晚年最为牵挂’的东西”得不到妥善解决，那么“社会动荡，自然发展、安全、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他更为尖锐地指出：“由财富分配不平衡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已经体现在分配的调整机制无法公平上来，怎么搞，都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把天平向已经居高临下的那群倾斜”，而且“这样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遏制，而一些经济政策的高参和制定者们，还犹嫌不足，还在鼓吹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经济手段的应用，最大限度地让私有制资本的因素在经济活动中‘活力迸发’，以更强有力的姿态摄取社会财富。”
问题就危险在这里啊！即张维迎先生不仅不能正视这种危险的存在，而且还嫌这种危险性还很不够，什么“通过改革，创造财富”这类问题就能自然解决，反正我是不相信的。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不“采取各种方法，各种手段，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解决的。
（五）关键是：张维迎先生为什么要这样违背现实地睁着眼睛说瞎话？
我想主要是立场不同，因而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角度不同。邓小平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定继承者，因而他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观察问题，能用发展的眼光，辩证的眼光看问题，所以，“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就成了他晚年最担心、最忧虑的问题。他是为了这个社会啊！为了广大的人民啊！
而当代的一些像张维迎这样的“主流经济学家”呢？他们的屁股坐歪了，他们不是坐在广大人民这一边，而是坚决地、毫不动摇地坐到了富豪这一边，因而“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已经堕落为财富的‘乏走狗’”（云淡水暖语）了。“乏走狗”这类话说得虽然有些刻薄、难听，然而却并不是空穴来风。譬如，中国富豪大量地偷税漏税，然而“媒体帮闲们辩解说，富豪们在‘生产环节’进行‘纳税’了”；当今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如此之大，然而一些经济学家却妄言什么只要“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两极分化就可以“解决了”，试图轻描淡写“遮盖过去”……的确是这样，要让一些“一年的职务外收入达到数十万、上百万”的“著名经济学者”出来为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弱势群体出来说话，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的。
的确是这样，中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沦为“富豪俱乐部”和“富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了。
结束语：我之所以写《邓小平、张维迎“共同关心”的一个问题》这样“比较研究”的文章，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我们的社会要高度重视“邓小平‘晚年最为牵挂’的东西”，而不要继续让张维迎这样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继续成为“主流经济学家”了，多听一听有良知的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的意见，多听一听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认认真真解决这个“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否则是真会“出大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