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张奎胜 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应该是鱼水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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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SOHU.COM 2004年11月13日16:05
来源：[ 搜狐财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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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为主体的成长企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广大的成长企业正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不断进取成长。由《当代经理人》杂志和中华留学人员创业协会主办的“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年，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关注，已逐步成为权威的中国成长 企业排名品牌。第三届“中国成长企业100强”排名结果在“当代经理人论坛2004年会暨第七届中国成长企业CEO峰会”上揭晓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颁奖典礼。搜狐财经对本次活动做现场直播报道：
主持人：感谢王志东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演讲！接下来这位演讲人是这次特别邀请的，他的服务能力真正把协会办成了企业家之家，本身他就干了20多年的国有企业，自己又下海10多年，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专家，今天把他邀请来给大家谈一谈晋商。他来自山西省，名叫张奎胜，山西临汾企业联合会、企业家协会的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民建临汾市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他演讲的题目是：“从晋商看企业家素质”。
张奎胜：首先在这里感谢主持人和大会给了我这次机会。我在企业待了34年，干了20多年的国有企业，自己又下海10多年。我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山西的晋商，主要是从晋商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来引发我们的一些思考。
山西人自古善于经商，这在史书中屡有记载。明清时代，晋商雄据徽商、粤商、闽商、潮商、宁波商、江右商、吴越商等十大商帮之首，演出了一场长达五个世纪的大型历史活剧。其舞台之广大，演员之众多，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罕见的，人们往往把晋商与意大利商人和犹太商人相提并论。
当时流传着“凡是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的说法。总共有多少山西商人在省外经商难以统计，“9.18”事变后，据山海关统计说，从东北返乡的晋商有17万人之多；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被遣送回来的晋商达到1万多人；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的外贸大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的酒厂，南起香港、加尔各答，北到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印尼爪哇，西达阿拉伯国家、里海，都留下了晋商的足迹，晋商活动范围横跨了欧亚非澳四大洲。晋商中许多人可以用蒙语、俄语、哥萨克语、日语等与外商洽谈贸易。晋商所到之处，设庄贸易，逐渐由小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乎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晋商在长达五个世纪的商业金融活动中，长期执掌全国内外贸易之牛耳，绝不是偶然的，作为商帮之首自然有它的独到之处。
我首先说说晋商的创新精神。公元1824年，当时全国有名的大财东、平遥首富李箴视出资30万两白银，与其大掌柜雷履泰共同创办了全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这一创举，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标志着晋商由商业经营转为货币经营，从而结束了镖局时代，开创了票号业时代。从此以后，以武术称雄的英雄豪杰的地位，逐步让位于在商业竞争中以智力、财力取胜的财东掌柜。原先贸易手段是黄金、白银、铜币，异地交易需要镖局武装押运，而今各大票号通过分布在全国各大商埠码头的分号，一纸银票汇通天下，既迅速便捷，又安全可靠，从而使全国性的货币流通形式发生了质的转变，促进了清代中叶以后世界商品经济的发展。李箴视和雷履泰是最具创新意识的人，他们原来经营的是颜料铺，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断然将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经营分离开来，创立了票号，创立了专门经营货币资本的私人金融机构，勇敢地站在当时世界商品经济的潮头，开创了一个新纪元。创立票号后，雷履泰及其继任者，不断创新，又把汇兑业务由一般的商业领域扩大到政治、军事等诸多领域，主动担当起国家银行的职能；汇兑也由单一信汇，逐步扩展到票汇、电汇等多种形式。电报在中国一产生，日升昌就率先接受和推广。敢于创新，善于创新使日升昌票号不断发展壮大，在世界各地分号多达35家，一百多年来充满了活力和朝气。
思维创新，打破陈规，是日升昌的又一特点。以金库的选址为例，据说日升昌票号的金库最鼎盛时期占到全国黄金储备的80％，这么大存量的金库设在何处，是当时最大的金融秘密。雷履泰的思维很独特，采取“反弹琵琶”的思维方式，他不是把金库设在日升昌深宅大院后边的隐蔽之处，而是设在店铺门面左侧的茶炉房内，金库地洞的出口就在烧茶炉的柴火堆下。他遵循的是“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的反思维方式。据说当时的江洋大盗曾光顾过日升昌票号，找遍后院挖地三尺，除拿了些散碎银两外，根本找不到金库所在。
敢于创新正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所在。晋商之所以能够辉煌500年，与他们敢于创新、善于创新是分不开的。但我这里要遗憾的说，晋商之所以在后来衰败了，根本原因也正是因为没有继续创新。晋商是把商业资本转向了金融货币资本，把平遥周围成为票号的集中之地，在金融史上成为中国银行业的鼻祖，但遗憾的是它没有把金融资本或者叫做货币资本转为产业资本。创新停止了，不再创新了，这就意味着衰败的开始。相比之下，宁波帮就是中国敢于把金融资本转向产业资本的光辉范例。宁波虽为弹丸之地，但宁波帮实现了这个转换，抓住当时的历史机遇，毅然把商业大本营转移到了上海，大办工厂和实业公司。现代中国产业资本从此在上海起步，这跟宁波帮是分不开的。
我们山西晋商没有做到这一步，究其根源还是观念陈旧的问题。晋商挣了钱，发了财就拿回山西，大卖房产，大卖房屋，把经商赚钱仅仅当成光宗耀祖的手段。再就是晋商在全国各地有商号的地方大兴土木，修建厅台楼阁和娱乐消遣设施，什么会馆、戏院，包括杨州的瘦西湖、昆明的金殿等等都是晋商当时的杰作，用于挥霍、消遣、摆阔气，而没有大量投资去办银行、办工厂、开公司。这是晋商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山西的什么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渠家大院等等，统统是当年晋商的豪宅遗址。与其说是山西晋商的辉煌，不如说是山西晋商的悲哀。
其次，我想讲讲晋商产生的土壤。晋商辉煌500年，产生那么多富商，成为当年全国的首富省份。为什么这些发生在山西，而不发生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必然有适宜其生长的土壤。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我国是以农为本，以商为末。山西由于其特殊的文化、地理、历史条件，山西整体民风不是以商为末，而是以商为本。当时的山西巡抚给清朝皇上的奏折就这么讲，说“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贸易之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读书应试”。这就是说，一流人才经商，二流人才到衙门做事，三流人才方读书应试。当时的谚语“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空堂皇”，“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家有资财万贯，不如一片小店”等，在山西民间广为流传。这种以商致财，用财立本的立业思想，是山西商业发达、财富由省外源源流回山西的思想基础和土壤条件。但后来晋商的衰败同样也是土壤变了，到晋商的晚年（后期），到了二代、三代晋商的时候，就想当官了，花钱买官。有的虽然还在继续经商，但投靠官府，成为官商、皇商。也正是由于当了官商、皇商，随着慈禧和光绪的垮台，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晋商跟着垮台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以上谈到晋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给了我们极大的启迪，也足以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除了弘扬勇于创新、善于创新这一可贵的企业家精神之外，我们当代企业家还必须淡化“官本位”思想，在商言商，以商为本，把经营企业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当成自己人生的职业追求。可以说我们经营成功的百强企业，大都属于这一类型。但可惜的是，有一些企业家总想捞个一官半职，总想靠着政府，靠着批文、靠着上面的关系，靠着这个那个钻政策空挡，所谓“不找市场找市长”。这是近视的，不长久的，甚至是危险的。
学校可以培养职业经理人、MBA，但培养不出企业家。只有社会土壤气候环境适宜，企业家才会涌现出来。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企业家的的生长生成环境。我国许多地方，特别在中西部地区“官本位”观念相当严重。有一位地级领导讲过这样的话，“大树之下，寸草不生”，就是指“官本位”这颗大树导致企业成长不起来。我们临汾企业家协会底下有600家企业，我大会小会经常讲，企业家要懂政治，要熟悉政策，但千万不要“玩政治”。从政和经商这是两股道，应该准确定位，各行其道。隔行如隔山。当官就要以民为本，依法行政，搞好公共服务，当好人民公仆；当企业家则应该在商言商，以商为本，依法治企。当了企业家就不要再追求当大官，而是要干大事，干实事，实业兴邦，实业报国。搞企业对政治要懂但不要玩，如果玩政治就会把自己连同企业玩完。历史上晋商后代以及徽商衰败的例子，还有红顶商人胡雪岩更是象流星一般仅仅风光了十年；我们也看到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所谓企业家“各领风骚三两年”的闹剧，还有这几年每出现一个贪官，就会连累一批企业家倒台。所有这些都应该令我们惊醒和深思。
这个话不能光说企业一面，也得说说政府。政府的用人导向很有问题，搞什么“企业家优则仕”。多少年来，某个企业家搞的不错，就提个什么级，升个什么官，这样的事例太多了。现在的各级政府官员中，好多都是在企业里选拔上来的。这种用人导向，称职不称职嶄且不论，但从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是得不偿失的。我想就山西的例子来讲，太原市有一个山西无线电厂，当年开发出“春笋”牌电视机，比四川长虹要早7、8年，而且做得相当不错。市场占有率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而且成为电子工业部的金牌产品。可惜的是这个厂长能干，就提拔提拔，提拔到太原市副市长，然后又提拔到海南省海口市当市长；结果又提了一个厂长，姓王，王厂长也不错，干得也挺好，随后又提拔成山西省经贸厅副厅长；第三轮厂长、第四轮厂长一轮不如一轮，长虹也起来了，康佳也起来了，我们山西电视机业却完蛋了。
山东和山西比一下简直是天壤之别。92年青岛市就有人提出来让张瑞敏当青岛市副市长，结果青岛市委、山东省委开了常委会，最后一致决定不予提拔。原因是什么呢？不是张瑞敏不好，而是他们认为在山东大地上，在青岛大地上，找一个副市长比较容易，找一个能够做成国际名牌，能够把企业做强做大的企业老总非常难。我这儿还想举一个山西晋商的例子，当时全国的商人和咱们现在评“十佳”一样，有十大财东和十大掌柜，财东就相当现在的董事长，山西占了九个，另外一个是浙江的胡雪巖；大掌柜也就相当现在的总经理，十个全部都是山西人。其中一个叫贾继英，这个人在晋商中是掌柜，后来调到大清银行当行长，清朝完蛋之后，阎锡山建立一个晋胜银行，请他当行长，后来他受孔祥熙邀请又去了兰州兼任中央四行的驻兰州总经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个人晋商也好，大清也好，民国也好，不管阎锡山还是蒋介石，都要用这个人，这才是真正的企业家，号称金融泰斗啊！所以当时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一千年出不了贾继英”。这个人最可贵之处就是收礼行贿全都不要，死了之后银行没有分文存款。我们现代企业家应该向这样的人学习。
全世界都公认企业家是稀缺的宝贵的人力资源。现在我国各地一流人才大都在政府里面，靠谁去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呢？目前，谁要大学毕业后分到企业里，家人朋友都会问：怎么分到哪儿去了？而那些一分到政府机关的，就请客吃饭，弹冠相庆。公务员招标37个人、甚至几百个人抢一个职位；而到企业中去创业、去发展，没有形成一种社会风气。这是非常令人焦急痛心的现象。曾有经济学家讲过，一个不重视企业家的民族是一个无望的民族，一个不重视企业家的国家是一个无望的国家。我们讲三个代表，先进生产力、群众根本利益集中体现在那里？在于发展企业。只有企业发展起来了，就业率才能提高，农民才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变成工人，区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才能实现。因而培育企业就是群众最大的利益，培育企业就是落实三个代表最好的实际行动。我很赞赏湖北省的做法，他们在武汉市党代会开幕之前，台上麦克风叫张三、李四前排就坐，叫谁谁谁上主席台，结果叫到前排都是纳税人，叫到主席台的是企业家，“纳税人坐前排，企业家上主席台”。可惜像武汉这样的做法太少了，太少了。可以这样认为：什么时候人们争着抢着去企业，优秀人才向企业集聚，什么时候企业家队伍壮大起来，当地的经济就会腾飞。全国从东到西差距很大，不难看出哪一个地方重视企业家，哪一个地方经济发展就快；而哪一个地方当官的吃香，哪一个地方经济便往往落后。
新型的政企关系应该是鱼水关系。政府创造环境，放水养鱼；企业创造财富，鱼不断长大，加速繁殖。而决不应该是油水关系，把企业当成“唐僧肉”，谁都想去咬一口。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机关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三难”，还存在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三乱”现象；“锦上添花”大有人在，“雪中送炭”寥寥无几，企业怎么能搞得上去？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地方的政府也在逐步地改，大力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改进和优化当地企业经营发展环境。我们企业家不能坐等环境优化，而要主动地配合政府创造环境。有一位地方政协领导讲的好：“某些政府官员搞腐败，某些政府部门搞“三乱”，除了自身原因之外，监督不力也是主要原因之一。企业家不能违心地顺从纵容，把他们惯坏了。要求我们的企业家不但要敢创、敢冒，敢干，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敢告，挺起胸膛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
时间关系就讲这些，不妥不当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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