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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深化改革是问题的关键
《21世纪》：加息之后，宏观调控下一步将面临哪些问题？如何解决呢？
汤敏：产生这次经济过热的深层原因，说到底还是结构性的问题，特别是投资机制、融资机制，以及银行运行机制等。要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要防止经济再次过热，除了要在总量上继续保持控制之外，一定要加速结构改革。
当然，结构调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次到位。当前，有几个方面的结构改革，应该要放到优先地位上，这包括中小企业融资体系改革、房地产改革、银行产权改革和财政改革。
种种迹象表明，在货币供应紧缩和土地审批趋严的宏观调控政策条件下，由于体制上和观念上的原因，在经济紧缩中最先受到伤害的往往是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小企业。经济过热并不是这些小企业造成的，但他们却可能在“代人受过”。这显然偏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和目标。因此，在下一步的发展中，应该特别要注意尽量减轻宏观调控对中小企业的打击；在防热的同时，要注意把资源引导到那些对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市场机制又可能存在着部分失效的社会发展、中小企业、农业等领域中去。当前，要加快中小企业融资改革的步伐，包括对中小企业贷款政策、信用担保体系的规范与加强、中小企业的股权投资体系建设，以及资本市场的运用等各种融资方式的建设。
第二，房地产机制不改革的话，中国未来的经济存在着巨大的隐患和风险，这么走下去，很可能要出泡沫。要借鉴国际经验，建立一个防患房地产泡沫于未然的长期机制，特别是要防止银行推波助澜的作用，使银行对房地产的贷款有一个自动的、严格的调节机制。这才能做到釜底抽薪，从根本上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形成。房地产泡沫出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特别是东亚的发展模式，似乎都逃不过一次甚至是几次泡沫的出现。然而，产生房地产的泡沫并不是必然的，世界上也有很多国家没有出现房地产泡沫。我们应该很好地研究他们的机制。
第三，银行的改革要加速。没有银行的推波助澜经济不可能过热，根子还在银行上。银行体系的当前的改革方式，还是以国有银行占主导，民间只能通过部分参股的方式进入银行业。这种改革形式可能过于单一。从过去二十多年来在其它部门的国企改革实践看来，如果把银行改革的全部希望只放到这一个篮子里，风险可能会很大。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未来经济以民营为主，但是如果银行仍然是国有主导，这种金融和实体经济的机制不匹配就可能不适应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第四是财政改革。明年要实行中性的、稳健的财政政策已成定论。财政政策的变化可能不仅是要在赤字的多少上，更重要的是要从根本上转变财政的投资方向，使之真正地转到公共财政的方向和领域上来。加大对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社会发展、社会保险、公共福利的投资上来。
张卓元：今年开始，财政部门在财政收支方面已经根据国务院要求调整了政策，特别在长期建设国债投资方面，已经做了调整，目前的中性财政政策或稍微偏紧的政策是适当的。积极财政政策已经被人们认为是靠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刺激投资的扩张性政策，这种政策目前需要调整。与此同时，扩大内需作为长期方针也要研究作出调整。
曹远征：我认为第一位的是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当中最重要的是公共财政政策。将来收入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应成为公共财政政策考虑的重点，这才能解决消费能力提高的问题，产业行业才会有一个校正。否则，靠市场的力量很难校正，社会保障不完善，最终消费能力不足，很难避免将来所谓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如果说结构问题比较重要的话，货币政策是没法解决这个问题的。结构不改变的话，宏观周期出现的重复性，会导致一样的调控行为。
张卓元：关于主要是总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的争论，我倾向于，本次经济过热主要是总量问题。结构问题以前也存在，但并没有出现经济过热的问题。比如说投资增速过快问题、贷款增速过快问题、物价上涨问题，都首先是总量问题，不是结构问题。在我看来，经济发展速度超过9％，就会出问题。这次结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总量问题带出来的，由于总量出了问题，然后才有结构问题暴露出来。结构问题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这里的结构是指具体的产业结构。
总量问题有些需要用一刀切的办法来解决，提高利率就是一刀切的办法。有时，只有在一刀切的条件下，发展机会才能平等。当然，一刀切也不是绝对的，比如这次利率的调整还会有一些细节的不同，对不同类的贷款、存款，有不同的规定。
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结构、总量、改革、增长方式四个问题之中，最基本的是改革问题。国企改革、政府职能转变、金融改革、投资体制改革等等都需要加快节奏。为使改革顺利推进，由一个相对独立的体改协调机构来统筹指导改革方针比较合适。这次利率的变动，为利率市场化开辟了空间，是把总量调控和深化改革相结合的一个举措，还是很高明的。
夏斌：要看到，在当今中国宏观调控中，利率手段不是万能的，但始终不动利率肯定也是不行的。我觉得，下一步应采取的措施，首先还是要抓紧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抓好完善土地管理制度这一宏观调控中的核心环节，以形成合理的土地价格。防止围绕土地供给的放松与收紧，形成国民经济新的热与冷的循环周期。
二是大家不要忽视、忘记投资体制改革的真正深化问题，要真正落实国务院的决定。国务院应限期有关部门抓紧制定公布13大类、67个领域投资核准项目的“核准细则”。制定一项“核准细则”，就放开一项。在逐步放开过程中，以法规和利率手段逐步取代行政手段，不能长期维持目前的现状，否则发挥利率手段作用始终是句空话。
三是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在这方面，我们的银行还有很大的差距。当前，要强调商业银行对宏观经济周期、产业结构、全球化下产品供求的分析与研究，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3． 房地产泡沫原罪
《21世纪》：普遍的看法是，房地产投资是本轮经济过热的始作俑者，而加息影响最大的也将是地产行业，对于地产泡沫如何判断，问题又怎么解决呢？
曹远征：我觉得是土地供应量的增加所致。房地产企业较容易取得土地并抵押贷款操作。我们知道，在抵押品中，土地是最有价值的。
2002年存款速度增长非常之快，银行放贷的冲动加强，但是如果有较严的土地控制，也不会形成大量的房地产贷款。地方政府的土地资源的松动使得企业有了很好的抵押品。所有的银行就开始竞相放款，因为相比工业企业的流动性贷款，这种贷款显得更加安全。今年宏观调控控制住土地批租，贷款规模也应声而下，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这一问题。
林毅夫：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房地产泡沫破灭得很厉害，但为什么没有像其他的地区一样出现金融危机？主要就是因为它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香港金融当局对商业银行在贷款总额中能够贷给房地产有关的资金的比例有很严格的规定，而且，不管是发展商还是做按揭，也都有很严格的自有资金比例的要求，自有资金不够的都不能贷。
夏斌：吸取海外的教训与经验，我们的监管部门能不能结合中国情况，对金融机构的房地产行业资产有适当的比例监管？哪怕是短期的、动态的非现场监管指标？这是一个不成熟的想法，可以进一步研究讨论。总之，防止资产泡沫中，对于股票资产，有个相对指标的控制，对于房地产资产，由于泡沫不泡沫很难说清楚，既然说不清楚，搞个预防性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
4． 孤立事件还是周期通道？
《21世纪》：这一次加息之后，会不会以后形成一个反复加息的周期，从而完全进入利率市场化改革？
林毅夫：我个人并不主张加息，原因在于整个宏观形势还是一边冷，一边热，热的是房地产、汽车、建材，冷的是1998年以来形成的许多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通货紧缩的压力其实还是存在。即使到今年八九月份，商品价格指数一出来，绝大多数制造业产品价格还是在下降，其实我们并没有真正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物价上涨的主要是食品、能源、建材和投机性的金银珠宝。
今年到明年把房地产、汽车建材等过热行业控制下来，粮食价格也会因为丰收开始回落，通货紧缩可能又会马上出现。所以我们现在一方面是要来解决投资的过热，另外一个方面还是要鼓励消费以消化制造业的过剩生产能力。负利率其实是鼓励消费、解决生产能力过剩的一种手段，保罗·克鲁曼给日本走出通货紧缩开出的药方就是银行负利率，但是日本银行做不到，所以，在正常情况下储蓄利率固然应该是正的，但是在我国当前大多数制造业过剩生产能力很大的情况下，负利率其实并不完全是坏事。
曹远征：加息至少是利率朝正的方向走，无论是从学理上讲还是客观上讲，都是一个积极的东西，0．27个百分点的加息相比于石油和其他的涨价来说，企业增加的财务负担并不是很重，这就是各个行业对于加息反应并不是很强烈的原因。
关键的问题在于是不是开启了加息的一个周期，我觉得要看是不是到了需要调整整个资源价格信号的时候。如果说真是到了这一点，可能会出现一个连续加息的过程，每次可能加息的幅度不是很高，但是可能会有一个连续加的过程。中国尚有加息的空间，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出现逐步加的过程，这就提出来出现新一轮加息周期的问题。但是，我们是不是到了工业化的中后期阶段，对资本便宜化的政策要做一种调整？
张卓元：加息对国际的影响很大，石油价格的下跌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过热预期的收敛。对国际市场而言，可能这种市场化手段相对行政手段传递的信号更加强烈。从这个角度而言，如果我们在6月份就加息，国际石油价格很可能就不会上升至55美元多。
曹远征：在国外，至少是做我们这一行的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中国作为转轨国家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以后，其利率市场化就意味着利率要往上走，并不是我们说利率市场化了，利率可能上也可能下。国际投资者认为，利率调整了，就相当于我们承认人民币有变贵的可能性，下一步汇率可能会变动，有了这种预期，大量的钱就滚到中国来了。
我觉得这一次央行做得也非常漂亮，我们只加了一次息，至于后面是不是有一系列的加息过程，并不明确。这实际上是一种反预期的操作，表明央行对预期的调控能力加强。就目前来讲，由于利率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当中的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微弱，很可能就变成一次性的活动，是孤立事件，而不是连续事件。假如说我们并没有进入连续加息的后工业化阶段，那么，就不可能出现连续加息。
《21世纪》：有迹象表明，已经出现大量的国际游资进入中国，赌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是否存在升值的必要？升值后的利弊又如何？
林毅夫：我觉得目前不应该升值，否则连续的升值的预期必然吸引更多的游资进来，将人民币炒高，之后又想方设法逃出去，那时候，人民币必须过度贬值，币值会上下大幅波动，要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稳定。
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其实是不利的，从美国贸易逆差的角度来看，中国出口到美国去的基本上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品，这些产品绝对不会因为中国出口价格的提高，美国就自己生产，他们要不就是从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口，要不就是继续从中国进口，不管是前者或是后者一定比现在要贵，造成贸易逆差更大。之所以压力这么大，是因为美国一般的老百姓不是经济学家，目前美国经济情况不好，有不少失业，在选举时，政客总会找一些替罪羊。
张卓元：币值上升实际在发展中国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人民币从长远来看也可能升值。我认为，人民币汇率要逐步增加其弹性，没有必要使汇率固定化。无论是利率还是汇率，都是经济的变量，要体现一个“变”字。
这次美联储基准利率第四次提高也为我国小幅度加息提供了空间。从我国目前的客观现实看，也存在继续加息的必要。估计第四季度的商品价格涨幅很难控制在3％以下，今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3％的目标已经难以实现，我估计会在4％或者更多一点。为改革负利率状态，看来今后仍需分步小幅度进一步加息。
曹远征：在严格外汇管制的情况下，应该说利率的影响跟汇率的影响无关，汇率事件跟利率事件是两个孤立事件，现在我们采取的政策，在这个前提下是单独考虑的，汇率并没有承诺要做任何的变动。在严格的外汇管制下，两个市场行为是不一样的，实际上是可以分别进行考虑的。长期来看，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币有升值的倾向，从短期来看，现在国际顺差如此之大，也对人民币短期汇率有上升的压力。但是，从对策的角度来讲，如果国际上都预期人民币升值，央行就不能按照这个预期操作。
夏斌：对于中国是否进入加息周期问题，我的看法是，不要简单用分析美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我以前说过，在中国目前，至少在今年和明年，利率仍然不会是主要调控手段，商业银行的风险定价能力还很弱。央行放开贷款利率浮动上限规定，方向是对的，但其作用的真正发挥还要有一个过程。在今年还剩一个多月和明年第一季度是否再加息，我认为还是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来定。什么叫周期？多长时间段？再加几次息？这些都不易说清楚。所以在这方面，媒体经常报道国外大投行认为进入加息周期的言论，我想他们的分析有他们的视角，可以参考，但也毕竟只是一种评论与呼吁。
当前汇率问题的压力很大。我们不仅要研究汇率的水平要不要升，升多少，什么时候升，更需要调整汇率的形成机制，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但这项改革确实涉及的因素太多，很复杂，既要有决心，又要讲艺术。不说简单的几句话评论，就是详尽的定性分析，恐怕对决策者来说都是不解渴的。
（实习记者陈雷对本文整理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