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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6岁的孙武胜，以前也是一个包工头，为了躲债，有四五年时间，不敢在家长呆。有一次过年，他托人捎回200元钱，没想到大年初一，家里还有三个讨薪的。他老婆只好把钱一分为四，这才把他们送走。临走时，那三人带走了孙武胜的孩子。这事对孙武胜刺激很大，他不能让孩子从小就认为父亲是个欠账不还的人。从此，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他，走上了职业讨薪之路，开始为自己，后来为别人。他说，我就不相信这法律不起作用。年初到现在，孙武胜共打了一百四五十场官司，只输了四场，胜诉率超过97%，为农民工讨回的工钱高达230多万元。
今年5月，孙武胜成立了农民工维权工作室。他遗憾的是那么多的农民工只知道埋头干活，没有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他希望能从农民工队伍中间，挑出一些高素质的人，再找一些有法律意识的人，成立一个行业组织，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进行注册登记，进行跟踪服务。(11月13日央视《共同关注》)
年关将至，讨薪又成热点。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欠薪问题，惟一的办法只能是依法办事。现在的问题是，“依法”是肯定的，都有共识，法律上并不存在太大的空白；但是“办事”就难了，谁来“办事”？众说纷纭。越来越一致的呼声是，希望社会各界尤其是职能部门伸出援助之手，而且确实也做出了不少的努力。《农民工维权手册》出台了，别说欠薪，连不给休假日都违法。正在审订的《建筑法》加了一条，恶意欠薪最高罚30万。可以说，该给的都给了。从理论上讲，欠薪不存在解决不了的死结。但是，地球人都知道，连总理都知道，欠薪远没到解决的那一天。
希望社会各界方方面面从上到下，形成一个保护农民工的“安全网”，营造一个依法办事的环境，当然没错，但要变成全部的希望就大错特错了。
天底下少有肯费时费力为别人去争取权利的，任何权利都是受益者自己争取来的。实践证明，只有自己拿起法律做武器，法律才能起到保护作用。
孙武胜有句名言：咱也学法律，我就不相信这法律不起作用。法律起作用的前提是，学法，用法。
法律是用正当的行为规范不正当的行为。倘若没人肯付出正当行为，那么不正当行为就会一直存在下去。欠薪也如此，这种不正当行为的普遍存在，是因为“依法讨薪”的行为比不过靠“领导批示”和“跳楼自杀”对欠薪者更顶用。
孙武胜这位农民工“讨薪代言人”的现实意义在于，他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要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还要靠农民工自己。某种程度上，造成欠薪行为成为一片汪洋的，是社会各界尤其职能部门的歧视。正是在这种歧视的环境里，任何歧视行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默认。可以说，农民工讨要的，绝不是几个工钱，而是被歧视掉的公民权利。
如果有一天，农民工跟社会各界一样了，都是社会公民了，欠薪也就不再成为问题了；就算是，也是大家的事情，而不单单是农民工的事情。这其间有多长的路，需要多少时间走，完全取决有多少农民工肯像孙武胜一样，切切实实地做出自下而上、“依法讨薪”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