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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昨日报道，四名未满18岁的辍学少年，为弄点儿钱花，将一16岁学生绑架杀害后，向其家属勒索钱财。他们在策划此案时提到这样一句话：“反正咱们都是小孩，没到18岁，法律会从轻的，不能判死刑。”
这个被报纸突出报道的细节，也许并不构成此案的特点，但它无疑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不到18岁判不了死刑”，这就是那些孩子对法律的了解。他们无疑怕死，但是不怕剥夺别人的生命，不怕失去自己的自由。他们是那么冷静地权衡自己行为的利害，而他人的生命、幸福，却并不在这种权衡之中。
这样的孩子是可怕的。
一个只知死的可怕，不知生的珍贵，不知自由、荣誉等等生的价值的人是可怕的。这些价值，在人的内心中是不可能靠死刑来保护的，他们或者有，或者根本没有；或者体验过，或者没有体验过。有过，体验过，才会格外珍惜，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这些辍学的孩子，有一点对法律的知识（非常可怜却又可怕的“一点”），但却没有人生的情感知识、价值知识、伦理知识。而这些，辍学自然是难以得到的，但即使上学，没有好的教育，也难以得到。这个案子属个别的极端案例，它不应该导致对刑法刑事责任与量刑标准的怀疑。
实际上，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一个社会不能只靠死刑的威慑来实现安宁，也不能只靠死刑来消除人的犯罪意念，更不能只靠死刑来保护生命。这既是事实判断，也是价值判断。这样的事实判断，已为古今中外的社会史和司法史所证明；而这样的价值判断，则基于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基于人类在刑法上的进步与文明。
我国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与其说基于立法者对于未成年人“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精确判断，不如说体现了他们和社会、时代的基本的人道与文明。也就是说，即使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确实是未满18岁的人“因为不判死刑”就“趁机故意杀人”，我们也不可能和不应该因此就把死刑年龄降低到18岁以下。
因为那不仅意味着我们的刑法水平低于世界法律进步与文明、人道的标准，而且意味着我们的其他方面，特别是教育，低于它应该有的水平。
教育是有着巨大的安全价值的，尽管它并不是为了防范杀人的。四名知道“不到18岁判不了死刑”的孩子杀了人，他们犯的罪，不是“知识之罪”，而仍然是“无知之罪”。他们的罪行与“不到18岁判不了死刑”并不见得有本质的关系，但是肯定与缺乏教育有着本质的关系。他们不知道在生、死二者之外，还有别的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他们甚至没有那种人们认为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与生命禁忌。而这些，现在看来都是教育才能达到的，至少是教育才能唤醒的。如果一个人只有面对死刑才知道生命的可贵，只有面对监禁才体会自由的可贵，那么教育就肯定是缺失的。因为这些都是应该早就知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