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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郗杰英在全国青年就业问题与对策研讨会上提出：“青年劳动力的总量过剩将是长期难题，建议各级党政领导应把降低失业率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见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我觉得这一建议对于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由增长优先逐步调整为就业优先，消除由于GDP君临天下而带来种种不良后果，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因此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但是，让我感到稍稍有些不安的是，一旦“降低失业率”真的成了“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它会不会不幸步GDP的后尘，变异为新的政绩工程呢？
我的担心决不是庸人自扰，因为GDP的“变异”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本来，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速度的一个指标，它本身是中性的，无所谓好与坏。但是，自从它加冕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后，它就具备了一个暴君的全部性格特征：生态环境被它蹂躏，社会公正遭它践踏。至于有的地方官员为了以吸引投资，便放任黄赌毒横行，举债搞形象工程等等事例，更是不胜枚举。即便是今天让我们大感头疼的失业率，在很大程度上不也是为了确保GDP的增长速度，盲目“减员增效”造成的？
由此看来，如果“降低失业率”成了“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那么它也非常有可能脱离让大多数人分享到改革和发展的成果，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本意，而“变异”为目的本身——为就业而就业。从GDP遭遇来看，官员们为了在“降低失业率”方面迅速展现政绩，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就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强行“扩大就业”，以至于出现大量的“低效就业”甚至“无效就业”。目前许多城市“为了解决下岗人员的再就业”问题而“打造”的“再就业一条街”，很快就陷入门可罗雀的窘境就已经初步显露了这一趋势的端倪。最坏的结局可能是：从统计数字上看，“失业率”已经大大降低，但那些在纸面上已经就业的人，生活状况却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甚至更糟。
为了对这样结局未雨绸缪，我认为在“降低失业率”正式成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前，应该为它的实现加上一个先决条件：失业率的降低必须是政府对市场引导的结果，不能是政府对市场强制的结果。也就是说，政府可以运用财政、税收、货币等政策杠杆引导企业自愿雇佣更多的员工，或者使投资者乐意建立劳动密集型企业，但不能通过简单地命令企业雇佣更多的员工来“降低失业率”。用“命令”来强制“降低失业率”和其他政绩工程一样，都是属于短期行为，结果肯定是扰乱市场秩序，降低经济效率，最后会导致更多的失业。
从根本上说，GDP的不幸是我们用管理计划经济的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的结果，而经济发展模式由增长优先向就业优先的转变，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用管理市场经济的方式管理市场经济的契机，我们应该珍惜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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