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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计生委近日公布，到2003年，我国流动人口约1．4亿，超过全国人口总数的10％，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动人口的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据报道，流动人口的增加对现有的户籍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造成一定的冲击，也对传统的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管理模式和服务模式提出了现实的挑战。笔者以为，流动人口的不断增加不仅仅是对现有社会结构的解构，也是形成新的价值观念的一个契机。
伴随着经济开放，城市社会的开放显得有些滞后，户籍、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性障碍，使得农民在城市的身份认同存在着巨大的危机。“农民工”这一称谓也明显地指出了这一群体的边缘性：到底是农民还是工人？国家到底应该赋予这一部分人以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这种混乱和含糊反过来也让以农民工为主力的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定位无所适从。
“推拉理论”是研究流动人口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市场经济和人口自由流动的情况下，人口迁移和移民搬迁的原因是人们可以通过搬迁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中那些使移民生活条件改善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中那些不利的社会经济条件就成为推力。人口迁移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从历史上来看，人口对土地的压力是劳动力大量向工商业转移的基本动因。
然而，历史上中国若干次商业化的繁荣并未导致“工业化”的到来。由于社会结构性因素的阻碍，无论转移出来的农民有多少，商业化的繁荣也是昙花一现。究其原因，正如著名的学者黄宗智指出的那样，历史上中国的长江流域只有公共领域的扩张而无市民权力的发展，只有正规的法律条文而无个人的公平、自由意识，这导致了中国历史上只有商业化的繁荣而没有商业发展。而现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转折点，并由此而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结构的变迁，更取决于社会的开放程度，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公民平等、自由等价值观念的变迁。
在中国，大多数流动人口都抱着“挣一笔钱回家”的目的，“这种社会预期虽然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秩序是有好处的，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与‘工业化’趋势背道而驰”。在许多城市都存在诸如河南村、浙江村等等亚文化社区，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定位十之八九是“农民”。社会结构不够开放的历史已经证明，在这种“社会预期”下进行的“原始资本积累”，只可能获得暂时的繁荣，却不可能获得经济持续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