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我在一篇回眸2003年中国经济的文章中表达过对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看法：在短期，我们对宏观经济的管理游刃有余，总是能够平衡总量、维持宏观的稳定，借用一句官方评价，叫做“2003年碰到的困难比预料的大，取得的成绩比预料的好”。但是，中国经济的风险依然长期存在，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至今仍是在一个没有健全市场秩序和尚未与国际上主要的经济体完全对接的交易秩序下实现的。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就这样高枕无忧地继续高速发展下去，为什么呢？
第一，我们不可能总生活在一个“外部平衡”的环境里，全球化、贸易摩擦、资本开放以及汇率波动都会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而必然趋于发生。一个可参考的例子是，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东亚经济在实现了高速增长和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之后就面临了开放资本帐户的需求与压力。
中国长期维持贸易与资本的双重顺差不再可能，除非我们可以继续坚守与外部不完全对接的交易秩序。中国虽然拥有超过4000亿美金的外汇储备，但美国的巨额财政赤字和高达GDP 5%的经常项目赤字是否可以维持以及这个外部不平衡将对中国经济产生何种影响，正在引起亚洲地区的关注。
其实，来自这种“外部不平衡”的风险在2003年已经集中地表现出来，人民币的汇率决定机制受到了国际上主要经济体的质疑和挑战。维持现有汇率机制和对资本的控制已经给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带来了新的风险压力和两难选择。
第二，既然经济还在高速增长，我们就不能拖延体制的转型。如果外部的平衡总是不断被打破的话，那么我们只能尽快融合到世界经济中去，实现符合国际惯例规范的市场秩序。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向有效率的市场和法治经济的转型。事实上，东亚经济在高速增长期间所拖延的正是制度的转型。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经济学家一直在“奇迹”与“危机”之间寻找着“中断的联系”，或所谓的“制度缺口”（institutional gap）。
亚洲经济的相互渗透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前景成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前亚洲银行经济学家、现任日本国际协力银行（JBIC）的著名经济学家吉富胜先生曾发表了题为“中国要吸取亚洲危机的经验教训”的演说，他强调，东亚经济的一个重要体制特征是，能充分利用东亚的储蓄率高和人力资本水平深厚这些“禀赋”来推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个体制的缺陷是没有足够的“制度能力”或制度的基础设施来抵御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带来的新风险。因此，东亚经济的软肋在于制度的转型不足。
这一演讲被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所长青木昌彦教授以“一生中听到的最重要的讲演”给予了最高级的评价。体制的改革或者制度的转型是东亚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长期任务，这个基本的共识也是1997年东亚金融动荡之后经济学家取得的一个重要的研究结论。
不过有意思的是，1997年以后，中国内地活跃的经济学界的关键词却发生了悄悄的“转型”：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讨论与短期研究几乎取代了对转型问题的长期思考。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浪潮在过去几年里逐步回落，这反映了主流经济学家对体制改革和转型问题的研究投入的下降。
对短期、对宏观经济的关注无可厚非，只是保持宏观稳定不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唯一目标。尤其是，当东亚经济在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和体制变革时，当印度相对优良的制度基础设施正在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效应时，当外部的平衡总不断被打破时，我们应该记住吉富胜先生对制度软肋的提醒。中国经济该在制度转型上提速了。令人欣慰的是，众多迹象表明，2004年可能标志着制度转型的新起点。在这个起点上，我们不妨暂且忘却凯恩斯的那句名言：在长期，我们都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