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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通是一个有争议的企业，四通人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商界的追求——这是段永基在四通的自评。
1999年，段永基如日中天。他导演的四通辉煌，给他带来了“中关村村长”的荣誉。这一年，段永基被北京市政府“钦点”，出任大型国企中关村科技（000931，SZ）的总裁。中关村科技是中关村科技园区在竞争性行业中惟一冠名“中关村”品牌的企业，成立伊始即背负重要的历史使命：成为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和北京市发展高科技的龙头企业，以及中国的高科技龙头股。
上任之前，北京市领导对段永基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在国企干3年以后变成一个国企的干部，要保持民营企业家的特点，坚持创新。
段永基接受了任命，并踌躇满志开始在中关村科技施展拳脚。他有过一段如鱼得水的日子，中关村科技的股价一度飙升到40多元。但是这样的蜜月期极其短暂。自2001年中关村科技的广东CDMA项目出现毁灭性的变故以后，段氏在中关村科技就再也没有了大刀阔斧。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也数次对其“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下达立案调查通知，其中最近的一次是2004年3月1日——此时的中关村科技面临严重的财务和经营危机，走到生死存亡的边缘。
这是一位民营企业家进入国企担当经理人的故事。 段永基不是个有效的管理者，他更像是一位投资家，但不幸的是，他在中关村科技的投资失败了
3月18日下午，中关村科技（000931.SZ）位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的公司大楼里，记者见到这家命运多舛的上市公司新任董事长张贵林。一间普通的办公室，一扇敞开的门，门上除了门牌号以外没有其他标识。
“我是来处理危机的。”张贵林说。
中关村科技正陷入空前的麻烦之中。3月初，中关村科技发布公告称：“日前，中国证监会北京监管局给公司下达了立案调查通知书，称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决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只是接到一纸调查通知，调查组没有来，至今也没有行动。”张贵林寥寥数语。但是随后他透露，“（被调查的）主要问题是巨额担保。”
去年9月30日，中关村科技发布公告称，截至当年9月23日，中关村科技对外担保总金额为54.361亿元。这笔金额即为中关村科技的“或有负债”，如果债务人不能按期清偿债务，中关村科技将负有清偿责任。人们注意到，该公司2003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显示净资产只有14.4248亿元，公司对外担保额竟然达到净资产额的3.76倍。其中有一笔“或有负债”达31.2亿元（目前由于利息计提因素，这一笔债务已达到33.7亿元），系中关村科技为其持股5%的中关村通信网络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关村通信）所作的担保。贷款银行为广东发展银行，债务的到期时间是2006年7月28日——虽然尚未到期，但已经显现了难以如期偿还的黯淡前景。
“(公司资产)该卖的就卖，该处理的就处理，集中还债。” 张贵林坦陈，公司面临严重的财务和经营危机，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中关村科技董事会已通过资产处置方案，决定转让占用大量资源、与主营产业相关性差、成本法核算且收益不高、缺乏控制力的参控股公司股权，对处于停业、半停业或者亏损严重状态的参控股公司予以清算，回收资金偿还贷款、减轻财务负担、提高资产利用率。
“我们已经转让了三笔资产，还有一些资产也准备转让出去，过几天将在公告上公布出来。”转让资产、套现、还贷，这是张目前最主要的工作。但是，中关村科技连续亏损已成定局，难逃被特别处理（ST）的命运。
张指“已经转让”的三笔资产分别为：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6000万发起人法人股，以总价款6600万元转让给该公司股东北京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四通国际科技商城物业公司的2450万元投资，以总价款约2996万元转让给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27200万股，以总价款2.72亿元转让给北京城铁的控股股东北京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中关村科技按股权比例为城铁公司提供的5.4亿贷款担保也将随之解除。
张贵林此前在“具有市级经济管理权”的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任副主任职务长达4年半的时间，期间曾参与过中关村科技的组建工作。对于他的到来，按照总裁段永基在2004年工作会议上的说法，是对中关村科技“最大的支持”，表明北京市帮助中关村科技渡过难关的明确态度。
在2004年1月最新一次董事会上，中关村科技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决定》，重申内部治理结构问题，着重提出“强化董事会的决策权”和“明确经营层的执行权”，与此同时，公司党委也通过《关于加强和改善党的建设的决定》——这也标志着民营企业家段永基彻底淡出决策，成为纯粹的执行者。
段永基时代留下的主要资产是分布在4个领域的7家公司：IT板块的森泰克、中关村软件和中关村数据，生物医药板块的四环医药，开发建设板块的中关村建设，以及金融投资领域的青创投和中关村证券。
张贵林的新思路是，做大做强医药，做实做稳IT，做好房地产和建安施工业务。他强调：“一定要研究市场，切忌盲目投资、随意扩张。”
过去的5年中，段永基在四通董事长和中关村科技总裁的双重身份中切换角色，中关村科技的经营模式也与四通一脉相承：段永基在资本市场上长袖善舞，无论是公司转型还是项目投资，“段氏风格”鲜明而浓重（见段永基年表〔1999年6月-2004年3月〕）。但今天，中关村科技似乎又回到了最初的轨道，回到一个没有段氏风格的大型国企模样的中关村科技。
为什么是段永基？
1999年6月8日，北京住总集团、联想集团、北大方正、四通集团等发起设立中关村科技。住总集团累计出资45742万元。6月19日到28日，住总集团将其定向发行股份按1：1的比例与海南民源现代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琼民源）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有的187,423,470股琼民源股份进行等量置换。1999年7月12日琼民源终止上市，中关村科技完成了借壳上市，并于8月16至18日增发18742.347万股流通股。
完成对琼民源重组的中关村科技，总资产由13.5亿元迅速扩大到31.2亿元，总股本67484.69万股，其中流通股占55.55%，住总集团持股2.7亿股，占40.01%；中关村的三大标志性企业联想、方正和四通各持300万股，各占0.44%。其他法人股股东包括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1.63%）、北京实创高科技发展总公司（0.74%）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发展服务中心（0.74%）。
成立伊始，住总集团的郝有诗担任中关村科技董事长，6个法人股东单位也都派出了董事。段永基作为四通集团派出的代表，从1999年6月起已经出任中关村科技董事。
当年8月27日，应北京市政府邀请，段永基出任这家被寄予厚望的公司总裁一职。启用段永基，北京市政府匠心独具。
段永基和他的四通，本身就是中关村土生土长的民营资本的代表，与联想之依托科学院计算所、方正之依托北大相比，四通更像是中关村根红苗正的传奇。段永基则是这段传奇的缔造者。
1985年加入四通的段永基，历任副总经理、副总裁等职。自1991年起担任四通集团总裁，1996年起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他的带领下，1997-1998年四通集团达到了辉煌的顶点，段永基在中关村和民营企业家中的声望也如日中天。难能可贵的是，段永基常变常新，他不仅把握了贸工技模式的第一次中关村创业机会，在网络投资高涨的中关村第二春中，段永基1997年开始投资的新浪网（前身之一为四通利方）也独领风骚。
不仅如此，段永基对资本市场也是轻车熟路。四通旗下的四通电子（0409.HK）香港早已经在香港市场上市，1998年四通集团入主华立高科（000409.SZ）将其改名为四通高科，而新浪网则是多次引入风险投资，上市纳斯达克只是时间问题。段永基对于内地、香港和美国的资本市场都有涉足，其经验和资历丰富。
对于企业改制和转型，段永基也有着深刻体验。多年以来困扰段永基的四通改制在1999年终于有了眉目。当年7月，四通电子发布公告称，四通集团作为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加强四通集团与其附属公司之管理及发展，清楚厘定各股东所占四通集团资产之拥有权及权益，并使四通集团若干特定资产有明确之拥有权”，四通集团公司计划进行重组，将部分资产转让予新成立的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四通投资）。四通改制被称为当时MBO的典范，这个重组实际上分三部分：一是由段永基等四通管理层和员工入股成立职工持股会；然后设立北京四通，四通集团、职工持股会分别占北京四通49%和51%的股份。最后，四通集团将其核心资产即所持全部约50.5%的四通电子股权以2.72亿元转让予四通投资。
中关村科技虽冠名“科技”，实际上注入的主业却是房地产和建安施工，北京市政府认为，向科技转型的重大使命还必须由一位深谙高科技行业且有着独到投资眼光的经理人来助力，段永基正如同为中关村科技量身订造的合适人选。
上任之际，北京市政府要求段将主要精力放在中关村科技。此时解决了产权改制问题的四通似乎也风平浪静，1999年9月段永基正式辞去四通总裁职务，改任董事长，并在新浪网和四通电子中仍担任董事。
仅维持两年的段氏新政
正如前文所言，段永基赴中关村科技走马上任，面临的摊子徒有“中关村”和“科技”之名，大股东却是北京住总集团，公司是彻彻底底的房地产开发和建安施工企业，全部家当包括北京市住宅建设安装公司、北京住总装饰公司、北京住总市政工程公司和北京市住宅建筑设计研究院等，与住总集团有大量的关联交易。在营业额构成中，房地产开发收入2.1亿元，约占10%，建安施工收入20.1亿元，约占90%。主营利润中，两者分别占16%和84%。好在当时公司资产尚属优质，1999年营业额22亿余元，盈利1.76亿元，加权的每股收益0.32元，业绩优良。
时隔4年多后的2004年工作会议上，段永基的一段回忆也许能说明中关村科技当时暗藏的难题：“重组‘琼民源’上市，公司总股本6.75亿股，要支撑当时26元的市价，如果市盈率按40倍算，需要每股盈利0.65元，即年盈利近5亿元才能实现公司真正意义上的重组。同时这5亿元盈利又被限定了方向，要求我们通过向高科技转型这一条道路来实现”，“公司的结构性畸形主要表现在资本规模过大”，问题就出在“必须向高科技转型，必须在短期内实现每年5亿元的盈利。”北京市和中关村科技给段永基的任务非常艰巨，几年后的今天，段永基承认，“这种结构上的两个边界条件造成了公司的根本矛盾，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只是当时，段永基没有明白这 一切将埋下什么样的隐患，他接受了任命，并踌躇满志开始履新。
显而易见，中关村科技的转型举步维艰，一开始还是依托大股东和政府的资源，继续在房地产开发和公用事业方面投资。公司增发新股募集的资金中，计划以6亿元入股北京城市铁路股份有限公司，房地产开发3.6亿元，投资中关村科技风险投资1亿元。当年完成的投资中，主要是对北京科技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投资6000万元，对北京城铁完成了初始投资2000万元。公司预计，地铁13号线2001年开行运行后就产生稳定收益，而对北京科技园的投资也应该十分稳健。
不过段永基还是迅速给中关村科技找到了战略方向。中关村科技的1999年年报中称，公司的发展战略和产业定位是将原较单一以建安施工及房地产开发经营为主的主营业务，拓展成为移动通信、生物医药、风险投资、开发建设四大支柱产业，逐步加大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并提出“逐步实现战略性调整，分业经营，专业化管理，建立企业激励机制，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接轨”。
没有人能够指责段永基当时的眼光。1999年正是网络股风起云涌和风险投资此起彼伏的时期，生物和互联网被认为是21世纪最有前途的行业。当年12月28日召开的董事会临时会议，决定设立北京中关村青年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并收购北京四环制药厂。段永基期望其生物医药业务能依靠国家鼓励发展新药研究的政策及对新药的各种保护措施获取高额利润，实现快速增长。
他对于风险投资业务是这样设计的：广泛建立项目源基地，并在筛选、评估的基础上立项调研，完成项目投资，引入国外风险资本，逐渐成为在中关村地区享有较高声誉的科技风险投资公司。
决心科技转型的段永基还进一步要求开发建设业务也要增强科技含量和国际化，重点发展智能、节能建筑，立足北京市场，拓展京外市场，进军境外市场。这一年，董事会还通过了授权总经理投资权限的议案，为其后段永基四处撒网铺平了道路。
段永基和中关村科技如鱼得水之际，中关村科技的股价曾一度飙升到40余元。中关村科技俨然高科技股的代名词。但真正给它戴上高科技帽子的，正是日后几乎置中关村科技于死地的项目——CDMA项目。
没有人能超越时代。回头看当时的纪录，可以看出段永基和中关村科技对于发现了CDMA项目是十分惊喜的。中关村科技年报中的董事会报告称：“公司产业发展战略中涉及的高新科技产业，尤其是移动通信产业，在加入WTO之后，随着境外通信集团的加入，势必将使公司所处竞争环境更加激烈。为此，抓住机遇，加快实施步骤，迅速介入国内移动通信领域，尤其在CDMA系统方面尽快形成规模，从而占有国内移动通信市场的一定份额。”字里行间洋溢着抓住时代脉搏的紧迫感和兴奋之情。
对于这种急迫，段永基在2004年总结道：“投资CDMA项目是公司的第一次向高科技转型的标志。当时我们分析，该项目规模大、收益好，可一次性完成公司的产业转型。”而且，“该项目投资是根据1999年两部委789号文件，经总参谋部领导批准而投资的，符合当时的国家产业政策。”
在合法前提下有幸参与到多少国内外投资者望眼欲穿的移动通信，尤其是CDMA这个行业，的确令人心动。段永基和董事会将之视为一次性完成转型的契机。
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12月中关村科技的董事会决定参与组建“中国世纪移动通信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世纪移动）”，介入广东CDMA项目。2000年，广东移动通信网络系统的建设全面启动，广东新长城移动通信有限公司（简称广东新长城）成立，取代了原拟共同组建的世纪移动。同年2月，中关村科技与广东新长城签订合作合同，中关村科技取得了对广东CDMA通信网络系统项目总承包融资建设权。合同规定，工程建设结束后，新长城对公司融入项目的资金还本付息。2000年6月，中关村科技获得广东新长城35%股权，成为第一大股东。但是公司没有披露股权的取得成本，据推测可能是作为融资建设的回报，因而会计上的取得成本为零。
2000年，中关村科技还参与组建了中关村数据（中关村科技占42.5%）、北京中关村通信产业投资公司（占80%）、中关村通信网络发展公司（以下简称“中关村通信”，占24%）等多家公司，确定了以电信增值业务为发展方向的板块发展战略。由此初步建立了以数据中心为基础的面向企业的电信增值业务、以移动通信网络为基础的电信基础网络建设、以宽带接入为基础的面向消费者的电信增值服务的产业格局，当年即实现营业毛利7415万元。
根据公司公告推断，中关村科技及其子公司合计持有中关村通信的股权比率达到95%。中关村通信代表中关村科技成为了广东CDMA项目的总融资建设方。
这一年，公司还增加了15个控股子公司，除了通讯领域的投资外，斥资1.56亿元整体收购北京四环制药厂是另外一项重大投资。公司参股的企业达到近30家。
在新浪即将上市之际，踌躇满志的段永基认为，2001年是中关村成功战略转型后定位于高新技术企业并形成良好产业格局的关键一年。在一系列讲话中，他提出，争取在给广大股东良好回报的同时，将公司建设成为中关村科技园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技术创新中心和技术转化中心。
但是蜜月没有持续多久，噩梦就降临了。
2001年，对于时年55岁的段永基可以说是命运弄人。2000年发生的股灾把新经济越拖越深，完成在美国上市的新浪网股价冲高后一跌再跌，陷入漫漫熊途，四通电子的业务也落到低谷，而四通不完全的产权改革再一次让段永基揪心。
但更重要的是，这一年CDMA项目也发生了毁灭性的变故。
早在2000年12月14日，中关村科技第一届董事会通过了向中国建设银行申请40亿元买方信贷用于建设广东CDMA项目的预案。会上，原中国凯利实业有限公司（简称中国凯利）财务总监翁振杰成为中关村通信的副总经理，并被任命为CDMA项目融资和施工的直接负责人。
2001年5月24日，中关村通信股东会再次决议，为缓解公司资金压力，两家关系密切而颇富背景的公司——中国凯利及珠海经济特区国利工贸发展总公司（珠海国利）入主中关村通信。中国凯利与珠海国利持有中关村通信95%的股份，翁振杰随CDMA项目加盟珠海国利。此次中关村科技及下属子公司共获得转让金额1.29亿元，获得转让收益合计3480万元。转让后中关村科技在中关村通信持股仅5%。
在凯利及珠海国利入主之后的2001年6月，中关村通信即向广东发展银行贷款25.6亿元，“专项用于”广东CDMA建设项目，为这笔巨额贷款做担保的，正是刚刚大幅减持成为小股东的中关村科技。事后，这一担保又变成长期担保。但不幸的是，当年11月，已经初步建成的广东CDMA项目按照国家有关产业政策被正式划归中国联通。
令人费解的是，在政策环境已经明朗的情况下，2001年12月29日和2002年6月20日，中关村通信又分两笔向广东发展银行贷款5.6亿元。虽然中关村科技在2003年中报中称，在贷款之时并未得到通知，但这两笔贷款亦被计入中关村科技的担保责任，从而使中关村科技与广东CDMA项目有关的担保总额达到31.2亿元。中关村科技由此受到拖累，从此进入旷日持久的善后处理工作。据《财经》杂志早先报道，广东CDMA被移交给联通后，中关村通信至今分文未得。
CDMA投资的失败给中关村科技留下了无穷后患。2001年年末，这家公司与CDMA项目相关的其他应收款仍有9.7亿元，2002年年底只降低到9亿元。但中关村科技并未对这些其他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2002年的公司年报称：“应收对广东新长城通信有限公司CDMA项目的241175.7万元总承包融资款，由于该项目资产已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移交中国联通，根据国家有关文件精神，款项应由中国联通负责支付，本公司未计提坏账准备。”并称，广东新长城已将CDMA项目的人、财、物一并移交给中国联通广东分公司，有关资产已经审计，“本公司对中国联通欠款一事非常重视，目前公司已成立清欠专门小组，积极与中国联通以及有关各方接洽，争取早日妥善解决。”
但问题是，获得这部分资产的联通并不认同广东CDMA网络的价值。据媒体报道，“联通接手新长城这个‘烫手山芋’之后，一直没法消化，CDMA项目经评估后，账面价值为28．18亿元，但联通认为其最多只值8亿元。” 作为不是全部由国家控股的公司，中关村科技的非国有股股东的利益也应该得到保障。这样一来，中关村科技除了与联通协商外，只有寻求政府的补偿。然而，这一谈就一直谈到现在，始终没有定论。
2002年年底，中关村科技短期借款12.2亿元，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11.6亿元，包括欠中行的逾期借款5.4亿元。中关村科技为CDMA建设垫付的巨额资金导致公司出现严重的财务危机。2002年利息费用达到1.8亿元，成为中关村科技2002年亏损1.88亿元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大麻烦是巨额担保。中关村科技与广东CDMA项目有关的担保总额达到31.2亿元，外界怀疑这些担保所对应的部分贷款可能流向了CDMA建设之外的项目，因为后期担保发生在CDMA项目移交联通之后。在中关村通信为CDMA项目融资和施工工作负责的关键人物翁振杰的频繁调动，也成为外界追查巨额贷款流向的重要线索。2001年下半年，重庆国投增资扩股，珠海国利调集大笔现金进入，最后珠海国利及其控股的中关村通信总持股量已达45%以上，成为重庆国投实际上的大股东。出任重庆国投总裁的正是前中关村科技总裁助理翁振杰。坊间由此怀疑翁及中关村通信带入的巨额贷款（由中关村科技担保），可能成为珠海国利等收购重庆国投的资金来源。
2001年9月28日，中关村科技即因为参股公司提供巨额担保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而受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中关村科技股价也由此一落千丈，最低时只有5元左右。
段永基从此遭到了广泛的质疑。不管是出于什么心态，段永基冒险投资CDMA项目，似乎很符合他一贯的风格。由于互联网泡沫破灭，到2000年年底，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与最高点相比已经跌去了一半，IT投资秋风萧瑟，可以选择的投资项目也不多了。对于CDMA这个从1999年就开始注意的项目，段永基显然难以舍弃，他相信自己的眼光，或许，他也相信他的合作伙伴们的眼光。
他的眼光确实不能说错。负责CDMA网络建设的联通新时空成立于2001年2月14日，根据中国联通（600050.SH)2002年9月17日的招股说明书，联通运营公司向联通新时空支付的CDMA网络租赁费用应保证联通新时空7年回收期投资，并获得8%的内部收益率。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政策变故，投资收益的确可观。但问题是，联通新时空成立之前且不说，公司在正式为广东CDMA建设贷款之时，联通新时空已经成立，政策面日益明朗，但中关村科技却没有规避风险，结果自己运营不成，被划转也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反而深陷泥沼。
1999年下半年至2001年上半年，中关村科技是有段永基特色的两年。此后的几年，中关村科技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CDMA项目的扯皮和还债上。而段永基，已经随着公司年度报告中所检讨的“25.6亿元贷款担保事项的发生，反映了公司内部控制机制还很不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在对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控制方面亟待加强”，而悄然淡出中关村科技。
退守四通
段永基在中关村科技的绝对权力消失于无形。2001年8月，四通集团将所持的300万股中关村科技转让了出去。从那时开始，段永基已经把主要精力放回他的大本营四通。
此刻的四通，也是危机四伏。
1997年的时候，四通电子营业额尚有16亿港元，1998年即萎缩为13亿港元，之后几年更回落到10亿港元左右徘徊。从1998年到2001年的4年间，除1999年刚好保持盈亏平衡外，每年亏损均超过1亿港元，2000年更是创纪录地亏损2.16亿港元。
四通集团前任总裁朱希铎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把当时四通的困境归结为业务发展出现了波折。四通集团、四通投资和四通电子旗下的公司数量众多，涉及业务范围繁多。四通电子的主要业务是生产、分销及销售电子及电工产品、办公室设备和提供技术增值服务。根据公司2002年年报，工业自控产品、打印机和电脑业务分别占其营业额的40%、16%和15%，不间断电源、图文产品、技术增值服务和金税产品分别占9%、4%、4%和3%。此时的四通已经是一个十足的风险投资公司，但投资如此分散，主营业务却持续亏损。
与在中关村科技上台伊始的风格一样，段永基在四通又挥起了大刀，不同的是，在中关村科技的失败深深地触动了段永基。尽管很少有人愿意谈段永基这个民营企业家在中关村科技是怎么面对国企的规则的，但回归四通之后，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改制。
朱希铎向《商务周刊》解释了四通第一次股改后的思路：四通集团存量资产的产权无法界定，四通投资成立后将四通集团的核心资产收购过来，以使创业者可以分享增量资产的权益。此后四通电子以现金和定向发行股票的方式收购了四通摩天、三菱四通、北京四通电子等公司部分股权。
事实证明，1999年完成的第一次改革并不彻底，四通投资及四通电子并没有能力完全收购和消化四通集团的资产，而四通集团仍然持有四通投资49%的股份，并通过定向发行方式重新直接持有四通电子约0.9亿股。于是，2001到2002年，段永基实施了第二次MBO，四通集团将42.3%的四通投资的股份转让给新成立的四通巨光。而四通巨光的主要股东包括持股56.14%的沈阳和光集团、持股14.04%的光彩事业、持股14.04%的巨人，另外还有代表四通管理层持股的张迪生、彭建伟两人分别占7.89%7.01%。这样，四通集团在四通的核心企业四通投资和四通电子中的股权大幅降低。与此同时，四通已经引入了和光、巨人、光彩3个民营的战略投资者。
与此同时，段永基还对旗下正经历着股价下跌前途迷惘的新浪网进行了大变革，这就是2001年沸沸扬扬的“王志东事件”，茅道林取代王志东担任CEO一职。
经过这一系列腾挪，四通已经很接近完全民营化的企业了，而新浪网CEO的更替也为段永基的四通新政打下了基础——挽救新浪网，并以之为平台寻求四通转型。
在新浪网创立伊始，四通是新浪网的控股股东，后因新浪网引入风险投资和发行新股，四通的股权比率不断下跌。新浪上市后股价曾达到58.56美元，四通当时的股份市值达数亿美元，但由于还在禁售期，未能出售套现，但是在段永基眼里，新浪网依然是公司最有价值的资产。
2001年9月，新浪与阳光文化实施交叉换股，新浪开始向传媒转型。同时四通与阳光牵手合作，四通持有的487万股和阳光的460万股新浪网股票共同注入到阳光四通媒体集团，后者合计持有新浪网约20.6%的股份，四通电子持有51%的阳光四通媒体集团的权益。
由此，媒体业务亦成为四通发展的一大方向。四通电子于是又投资东方网景和中广有线（当时的广电网）。在连续亏损之后，中广有线在2003年开始出现转机，朱希铎认为，四通完全可以期待中广有线将是另一个新浪网，公司在适当时候可以增持中广有线的股份。
2002年年初，四通电子还和中关村科技、微软共同投资了中关村软件，朱希铎出任该公司总裁。
尽管不是一个保守的投资家，但段永基的一大特点是一旦认准一个项目绝不轻易撒手，这当然代表着一种高风险，广东CDMA是一个结局失败的例子，新浪却是一个成功的例子。由于新浪网股价继续走低，以财技著称的吴征和杨澜失去了耐心，2002年5月，把间接持有的新浪网股票（相当于阳光四通媒体集团49%的股权）转让给了四通。四通电子的公告中看不到这一转变，因而可以猜测的是，段永基这次把股份放在四通投资。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笔收购足够让段永基笑上好几年。
灰暗的日子终于在2002年下半年告一段落。这一年，四通电子的主营业务依然亏损，但其间接持有20.6%股份的新浪网股价大幅上扬，由年初的1.58美元飙升到6.5美元。到2002年年底，四通电子所持新浪网股票的账面价值达到4.8亿港元，当年增加非经营收入3.49亿元，使得四通电子的净利润变成了3675万港元，每股盈利3.07仙。一举摆脱了公司多年来连续巨亏的困境。
2003年，新浪股价继续强烈回升，上半年收盘价达到20.25美元，这一资产价值13.7亿港元，占四通电子总资产的59%。下半年新浪股价进一步上升到33.75美元，全年给四通电子带来的盈利在7.5亿港元左右。增持了新浪网股权的四通投资也是更大的赢家。2003年9月，段永基出任新浪网联席董事长。
但段永基并不愿意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事实上，在四通转型传媒还没有效果的时候，段永基就找到了一个赌注：生物保健。
2003年12月，四通电子的全资子公司四通巨人以6亿港元现金和5.72亿港元可转换债券，合计11.72亿港元收购史玉柱全资拥有的Central New公司的全部权益，即黄金搭档生物科技75%的股权（史玉柱仍通过其控股公司持股25%）。黄金搭档公司的主要资产是脑白金和黄金搭档两个产品的商标权和销售网络。
这确是又一笔豪赌。因为审计表明，Central New净资产仅1.09亿港元，溢价高达10.6亿港元。虽然收购合同写明，“史玉柱保证黄金搭档生物科技2004年净收益0.9亿港元，否则史玉柱按净收益不足部分的13.8倍金额赔偿给四通巨人；保证2004年和2005年累计利润不低于3.4亿港元，否则按不足部分的7倍金额予以补偿”，但钱已出手，将来一旦达不到收益要求，再要赔偿谈何容易。
史玉柱在短短几年内打造了脑白金和黄金搭档品牌，并不满足于上市公司健特生物（000416.SZ），巨人的投资还见于各大上市银行股东的前10名，财力非同小可。但更重要的是，段永基决不怀疑史玉柱的人格。在这次合作之前，二人私交甚厚。史玉柱在四通投资最困难的2001年出手投资了四通巨光，据称当时持股32%，后来减持到14%，可能是为了四通电子收购Central New时规避关联交易问题。而四通旗下的中关村证券也出现在健特生物的10大股东名单中。
四通的此次收购，所需现金主要来源于出售新浪网股票所得。《商务周刊》掌握的详细资料表明，2003年下半年，四通投资和四通电子（通过阳光四通）对新浪网实施减持，2-3月以约7美元的价格出售了77万股，8月13日以30.42美元卖出50万股，此后的减持更加猛烈，4个月里在略高于35美元的价格上减持了180万股。
2004年年初，四通电子仍在减持高位新浪网股份，2月9日、11日和12日，3天合计出售近160万股，平均股价约42美元。至此，四通电子仍间接持有约481万股新浪网股票，约占其最新总股本的9.94%。
从2003年2月到2004年2月，四通累计出售了467万股新浪网的股票，这几乎刚好是段永基从阳光文化手中接过来的股份（460万股），段永基减持的，不过是他捡来的金子。段永基淡出中关村科技，潜回四通，却得到了这笔有点意外的收获。通过减持，四通获得了整整1.5亿美元，约合11.7亿港元，刚好是收购黄金搭档的价码。
段永基押注史玉柱这样一个“旷世奇才”，自然是希望史玉柱能把创造财富的惊人速度带到四通电子。而从3月23日起，四通电子的证券简称亦更改为“四通控股”。四通电子成为历史名词，四通的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外界普遍猜测，史玉柱不久会在四通控股中任要职。段永基在这次收购Central New 的“豪赌”中再次展现出他的“财技”：收购发行的债券转股价为0.76港元，如果史玉柱全部转股，四通电子将发行7.53亿股，占转股后总股本的34.54%。而四通投资持股为4.07亿股，四通集团直接持股0.92亿股，二者合计为4.99亿股，占全部转股后总股本的22.93%。尽管四通投资以后可能会收购四通集团所持四通电子股份，但股份数仍远低于可转债持有人可获得的股份。因此，在协议中规定了债权分成三类，分不同时期执行，同时可以通过转让或者回购的方式减少单一持有人的数量，单一持股人在转股之后所持有的总股份不得高于4.9亿股。这样，史玉柱需要出售掉至少相当于2.63亿股转换所得的股票（或者与之对应的债券）。在段氏手下，这样一种可转换债券的设计，保证了史玉柱至多只是四通控股的单一最大股东和第二大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只能无限接近四通系（四通集团和四通控股）的股权比率，而暂时无法逾越，这也保证了四通系仍是四通控股的第一大股东。
在过去的几年里，四通电子在人们印象中就是新浪网的投资者。而从现在起，四通的主打歌变成了脑白金，四通的主角也由段永基转换为他与史玉柱的“黄金搭档”。
非典型企业家
当段永基在四通挥舞长袖的时候，2004年1月30日，中关村科技又一次发出了预亏公告，提示公司会“因连续两年亏损将被实行特别处理”。一个尴尬的ST中关村科技就要出现。在中关村科技担任了4年多总裁的段永基，交出了一份令人苦涩的答卷。
中关村科技在2001年CDMA项目失败当年并没有报出亏损，但2002年和2003年连续亏损。段永基总结了4年来一直存在管理上的粗疏。他承认他本人存在三大失误，一是投资过滥，二是过分依赖激励，三是整合不力。他说：“我认为管理就是6个字：激励、整合、倍增。而自己只是激励有余，整合和倍增不够。”
段永基比较倾向于激励的管理方式，可能源自四通的“传统”。1980年代初创业时，四通的企业文化中有一条：“你想翻多大的跟头就给你铺多大的垫儿。”当时的这一块垫就是20万。四通为了迅速向全国扩张，时任总裁的王安时提出，只要有某方面的特长，愿意“下海”经商者，四通为之提供20万投资，让其去办分公司。在这样的激励机制下，1987年四通在全国还只有上海等6-7个分公司，到1988年年底就已拥有31个分公司，北京总部有23个分公司，扩张速度惊人。
有着创新精神并以之为财富的段永基继承了四通的传统：在大范围播种投资以后，给经营者制定指标和激励措施，让他们放手去干。不幸的是，在中关村科技，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段永基把主要精力放在寻找新项目，开辟新业务上，对原有企业改造很少，而新投资的公司经营者，也并不持有自己公司的大量股份或期权，在这种情况下，激励的作用十分有限，整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按照企业理论开创者之一的法国经济学家萨伊所说，企业家应该把生产要素组合起来，把他们带到一起，但段永基显然未能做到这一点。
2001年段永基把目光放在了IT业，期望中关村科技由此能二次转型成功。但是IT业遭遇了网络泡沫破灭颓势之后，中关村科技在中关村软件、森泰克公司以及中关村数据的投资上仍然只开花不结果，至今未能成为公司业绩增长点，挽救公司于危难之际。抛开CDMA项目，中关村科技这种早期对IT的投资赚少赔多，段永基在整合能力上的欠缺，也许就是众多投资“看上去很美，咽进来很苦”的原因。
更致命的是，由于急于完成企业转型，段永基加大了对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导致投资战线过长：到2002年年底，公司合并报表的参控股公司11家，其他参股的子公司就多达近30个，此外还有不少法人股投资。由于投资分散，整体投资效益并不理想，最后只能对早期风险投资式的项目予以清理。段永基承认，1999年和2000年许多项目决策过于匆忙，投资管理很不严谨，“由我来承担责任”。
仍然可以从四通早期的成功史和所处时代的大环境中找到“段式风格”的根源。四通的成长史正是各个子公司单独打拼而成长起来的，老四通的子公司倒下了一大片，但是打印机等少数几个项目成功了，四通就站起来了。段永基打拼到四通的最高层，自然见证了无数失败者的尸骨。在中关村的老创业者看来，看准了项目，用对了人，有了好的机制，一切都能成功，眼光和激励是最为重要的。
这其实并非做企业的思路。曾任新四通（四通投资）总裁的杨宏儒在2001年2月从四通出走时就曾痛述过这一点。这位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是朱基亲自带过的四大弟子之一，并在四通工作了10年，他尖锐地指出，现代企业非常讲究内在的竞争能力，你是干什么的你就干什么，如果要干其他的事情，就要有其他的人力资源和其他的积累，他认为，在这方面四通有明显的错误，导致了乱投资，最多的时候，大概对外投资超过100家，而且分散在不同的行业里面，食品的、建材的、半导体，秋后清点的时候，多数投资是失误的，导致整个集团运转体制上受很大影响。
不管杨宏儒是否一语中的，但很明显，即使在产权日益明晰之后，四通的基础业务也并无起色。然而，在四通，段永基更像一位投资家，不必事必躬亲，整合的工作归于其他的管理人员来执行，尤其是最重要的新浪网。自己形成了现代的企业治理结构和企业管理秩序。而风险投资的管理模式，最主要的也是靠激励（比如期权和上市预期）来推动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家很少干预创业者的管理，更鲜有把被投资的公司纳入到公司统一的管理平台。但在中关村科技，段永基就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位置上：他在一位空降的职业经理人，却行使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匆匆决策了无数投资，更灾难性地折戟CDMA项目，不善管理的缺点暴露无遗。资产收购过来以后如何对子公司注入企业文化，如何对各个子公司的资源进行整合，并在总公司层次建立管理平台，对各项投资实施日常管理和协同，段永基在中关村科技的4年多都鲜有动作，基本上各个子公司都还是自己的独立王国。整合软弱无力，倍增就更是遥不可及。
令中关村科技雪上加霜的是，作为公司传统业务的房地产开发和建安施工业务竟然连年萎缩，似乎与北京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程度背道而驰，和公司所背靠大股东和独特的政府资源也极不相称。
正因如此，外界很难以传统教科书里定义的“企业家”来定义段永基。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视企业家为创新者，“能够改革和革新生产的方式”，他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管理学之父德鲁克在其《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把企业内部的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管理者称为企业家型的管理者。与各种企业家定义相对照，“段氏风格”的特点在于：段永基不是个有效的管理者，他更像是一个投资家。
中关村软件总裁朱希铎1999年-2001年曾担任四通集团总裁，他告诉《商务周刊》，自己在四通和段共事的时候也经常抱怨段的一意孤行。“有些事情他非做不可，最后就是失败了，赔了钱。”但他又强调，如果没有段的坚持，四通也没有今天。
“其实企业家都有这个特点，一意孤行。”朱希铎说，“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最忌讳追求常胜。有赔有赚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20年的中关村村龄，20年的人脉，20年的大浪淘沙，使段永基具有独特的投资眼光。很多人说他是机会主义者和带着邪气的赌徒，但是他到目前为止至少成功过3次：四通创业、投资新浪网和增持新浪网。现在，他用他第3次成功的战利品开始了新的冒险——史玉柱的脑白金，一个产品加人才的组合。几乎整个世界都怀疑他疯了，但这就是段永基，一个机会主义者，一个非典型的企业家。
李大卫、本刊记者王强对此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