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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钟加勇
刚当上省长的卫留成就戏称：“原来不知道当省长是干什么，现在知道了，就是：开会！讲话！可是谁来落实，怎样落实？这样的政风不改，民心必失！”
这位中国第一个由企业家直接升任的省长，在任职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便提出了在政府领域引入企业文化，在政府领域开展了一场执行力的实验。
那么，卫留成在海南执行的是外界盛传的“工业强省”、“金融强省”吗？“其实这是对卫留成的一种误解。”——迟福林，这位对海南最为了解的经济学家说。他曾经当面向卫提过：海南不能搞“工业大省”。而据他得到的反馈信息是，卫有着相当清醒的头脑，搞工业的前提一定是不能破坏海南的资源；同样，“金融强省”也不是海南的优势，只是现在海南产业的发展对金融提出了要求。
业内认为，弥补海南工业短板是必须的，发展生态优势资源更是重要的；提高海南财政收入,“富省”是必须的，而创造“旅游岛”环境，“藏富于民”更是重要的，关键在于卫留成和他的同事们如何把握这其中的度
从“烂尾楼”到“理想居住地”
“突如一夜春风来。”连出租车司机陈建民都这样来形容海口市区路边招摇的房地产广告。
2004年开春以来，海口人发现，多年不见的房地产广告标语、路牌、飘带、横幅，又纷纷出现在街头巷尾。现在，坐在陈建民飞驶的出租车里，打开车窗，除了能享受清爽拂面的海风，看着一排排椰树迎面掠过，最让人耳目一新的就是那些“崭新”的楼盘广告，它们在极力、醒目、夸张地突出着海南的空气、海水、阳光、沙滩、绿色、滨海、度假，等等等等。
在海口市规划的2000米“外滩海岸线”上，“阳光经典”项目堪称是目前卖得最贵的楼盘。按照该项目售楼处提供的价格信息：公寓均价已卖到每平方米5800元，联排别墅均价每平方米7800元，独立别墅均价每平方米13000元。
即便是这样的“天价”，4月1日记者前往项目地采访时，刚刚竣工的9号、10号公寓就已经打出大大的红幅：“9号公寓售罄”，“10号公寓售罄”，而旁边的1-8号公寓部分还正在施工中。
“阳光经典”占地133亩，其中公寓10栋，联排别墅24套，独立别墅6栋，总共223套房子。该项目销售策划主任陈敏告诉《商务周刊》，自去年9月开盘以来，“阳光经典”平均以一个月20多套的速度销售，目前总销量已经超过70％。
已经在海南地产界浸淫了将近7年的陈敏认为，正是有一批像“阳光经典”这样的中高档楼盘，在一定程度上拉升了目前整个海口房地产的价格。记者了解到，目前同类热卖的楼盘，公寓均价每平方米在3000元左右，联排别墅在6000元左右，独立别墅也在1万元左右。
海口市统计局提供的数据证实，海口市去年房价平均还在2000元左右，现在上涨了200元，而这每平方米200元的涨幅，正是这些中高档新兴楼盘所带动。
“相对于楼盘几年来持续低迷的局面，目前海南的地产已经基本启动了。”陈敏判断说，“海南的天然资源，阳光，海水，空气，这样无法复制的资源，开始让一个新概念——旅游地产火爆了。”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海南购买自己的第二套住房——留待自己度假时享受一下生活，或者租给想来海南享受一下生活的人。冯仑、张宝全、潘石怡，这些从海南北上的大地产商纷纷重进海南，创维集团的“创维新洲”也已经在三亚启动，
海口市统计局固定资产投资科副科长韩金蘭向《商务周刊》提供的数据表明：2003年，海口市的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27.7亿元，比2002年的15亿元增长了84%，是1995年以来完成总量最高的一年。1999年海南房地产最低谷时，这一数字只有4亿元。
2003年，海口市（含原琼山市在内）固定资产投资保持了高速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4.9亿元，是1995年以来首次突破百亿元大关。而1993年经济高涨时，海口和琼山总和的固定资产投资曾经达到102亿，其中，房地产几乎占了半壁江山，达到42亿元。
成也地产，败也地产。在海南，房地产可以说是海南经济的一个风向标。现在，风向标又已经出现了逆转。对此，海口市主管城市规划及房地产的副市长王路还保持着清醒的判断，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说，“从2003年开始，海口房地产供需开始基本平衡，现在需求已经稍微大于供给，新增加的供应量和新增加的需求量相比，后者明显大于前者。”
王路告诉记者，为了使房地产健康发展，以免重蹈以前泡沫的覆辙，政府做了几个工作：一是抓好总体规划，一定要按规划办事；二是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大环境建设；四是通过土地进行宏观调控；五是通过规划调控市场。
现在，海口市政府提出以“理想居住地”或“第二居住地”来发展海口的房地产：“可能北方是第一居住地，但不是太理想；另外就是老人养老。”这其实是一个“旅游＋地产”的概念。政府希望通过环境建设带动大旅游，进入大开放。
王路说，海南长远来看肯定是中国的“理想居住地”——这是其生态环境、空气、水质等条件决定的。海口的特色是有海有江，根据资源属性最好就是沿江沿海地发展——呈现一个带状分布，“海口的定位是绿色的滨海国际城市——城在水中、城在林中、城在花中，要创造一流的生态环境和一流的居住环境”。 王路透露，“最近海口政府做了几个规划后很吸引人，包括‘总体规划’、‘外滩规划’、‘西海岸规划’。”他认为，这些地方都将是未来的“理想居住地”。
实际上，在刚刚落幕的春季海南房地产交易展览会上，70%都是作为“理想居住地”被外地人购买。交易会两天直接交易达700多套房子，有意向的更多。视察了交易会的王路满意地告诉记者：“现在市场很好，这次的特点是组团游客看房买房，很多人是到海南旅游看到好就买。”
卫留成的“执行力”
复苏的迹象已经出现，在经过近10年的长熬后，再次崛起的机会终于又一次光顾海南。同时，中国经济也迎来了又一个增长时期。因此，海南民生有理由期盼着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把握住这次复苏的机会，加速海南的发展。
当2002年11月前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王岐山出现在海口的时候，海南人曾经寄希望于这位因成功化解广信粤海债务危机而被外界称为“有理有力有节”的学者型能吏，但仅仅5个月后的一场SARS疫情，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作为救火队员被紧急调往北京。当年10月，原海南省长汪啸风改任省委书记，接力棒又交给了另一位能人——前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卫留成。
2004年2月28日，做了140多天海南省代省长的卫留成全票当选为新一届海南省省长。这也是新中国第一位直接由企业家升任的省长。
仅仅两年前，卫留成还说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在河南驻马店农村吃着玉米和红薯长大的卫留成引用河南农民的话说：“祖先的坟上没有那根蒿子。既然没有那根蒿子，就当企业家。” 但这一次，57岁的卫留成在石油领域里“纵横捭阖”了30多个春秋后，担起了推进海南复苏的重任。
这位河南农民的儿子在带领中海油冲刺纽约和香港资本市场的过程中表现得有胆有识，有血有肉，2001年被评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2002年又获得了“创业企业家”的称号，是中国大型国企中最早关注跨国公司先进管理理念的领导人之一。在得知卫留成赴任海南的时候，海南人对这位企业家出身的省长明显怀有好感。
从杜青林赴京履新农业部部长，到白克明和王岐山的相继离任，不到两年，海南换了四任书记、两任省长。在海南人看来，高层走马换将、来去频繁。而海南还是没有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萧条”中走出来。“自从1992年全国性严重的通货膨胀之后，各个省份都逐渐抓住机会实现了软着陆，惟独海南10年来仍被远远地抛在谷底，没什么动静。”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学者牛犁说。
外界对海南发展的思路也从来了解得并不清晰，人们只是依稀地记着，当年特区泡沫反思的结果之一就是海南没有坚实的产业基础。但事实上，长期以来，海南的发展一直陷于这样的一个悖论：管理学上的“木桶理论”认为，一个木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木板。而海南没有像样的工业，就好比海南最短的那块木板。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却显示，海南最适于发展的并不是传统工业，而是高效热带农业、旅游服务业和海水养殖业等等。历年来的海南政府，都试图在这个悖论里拿捏两者之间最为合适的“度”。
这个难题，也继续摆在继任者卫留成的面前。一些媒体在报道卫留成履新时认为，工业企业出身的卫留成将给海南的工业化带来希望，尤其在石油产业将会有新动作。
但事实上，初到海南的卫留成，并不是一下就提出了自己的发展思路，而是紧锣密鼓地对全省进行调研和考察。“2004年1月9日，卫留成在琼海市调研农民收入问题……2月4日，卫留成在东方、儋州调研两地工业……”记者根据《海南日报》的记录统计，在到海南不到4个月的时间，卫留成调研的足迹就遍布了全省，包括海口、三亚、通什及17个市县。
此后，卫留成提出的也并不是一个战略问题，而是战术问题——执行力。2004年1月31日，到海南刚过100天的卫留成，就在第四届海南省政府第二次扩大会议上明确指出，海南的发展不缺少好的思路、好的政策和鼓舞人心的目标，缺少的是强烈的执行理念和狠抓工作落实的精神。因此，要围绕决策、规划、执行和考核等基本执行程序，创新落实工作机制和制度。
卫留成说的是事实，实际上，历届政府对海南的发展战略从来就很清楚。《商务周刊》记者在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调查了解到，1996年海南省在制定“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时，总结了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一省两地”的发展战略。记者继而在海南省发展与改革厅提供的《海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中证实，该规划早在2001年制定时也明确继承了“一省两地”战略——将海南建设成为中国的新兴工业省、中国热带高效农业基地和中国旅游度假胜地。
战略是既定的，也是延续的，长期居住海南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堪称是对海南最了解的经济学家，他对历届海南政府确立三个产业格局的“一省两地”战略给予高度评价，但他也直截了当地向《商务周刊》指出：“海南政府软环境建设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政府拖延、办事拖拉。”
海南省高院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2003年11月22日，海口市美兰区法院审理一宗职务犯罪案件，通知开庭时间为8时30分，实际开庭是9时；11月24日，三亚市城郊法院审理一宗民事案件，通知开庭时间是9时，实际开庭时间是9时20分；12月1日，美兰区法院审理一起盗窃案件，通知开庭时间为9时，实际开庭时间为9时40分；12月8日，海南中级法院审理一宗民事案件，通知开庭时间为8时30分，实际开庭时间为9时15分。法院如此，其他机构可想而知。
政府机关的官僚作风其实并不独独表现在海南。但卫留成首先是成熟的企业管理者。30多年来，卫留成一直是一个“执行力”的实践者，他在中海油期间打造的“执行文化”至今影响着每一个中海油人，而他在带领中海油两次赴海外上市的实践也将这种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当他走到一个政府官员的位置时，还戴着海南省代理省长帽子的卫留成就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他统计一下自己到海南后第一个月的工作，57件批示均已过了该完成的时间，最后办成的却只有两件。
“这简直不可理喻！”大半生在公司里摸爬滚打的企业家遇到了“新难题”。这也将是卫留成由企业家变成省长必须要跨越的第一道难题——被政府一贯的环境改造还是要改造一下政府环境。
卫留成显然决心在政府里导入企业的执行文化，他希望政府机关的工作能像企业一样，明确工作进度、明示责任人，然后根据结果来决定奖惩。
2月26日，卫留成在海南的一个举动颇为引人关注。他在参加海南省人大三届二次会议万宁、陵水、白沙代表团的审议时，就执行文化的问题向代表们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把信送给加西亚》，另一本则是《改革政府》。卫留成希望借这两本书解释其执行文化，并倡导大家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而据了解，早在2004年春节前夕，卫留成就买了 100本《把信送给加西亚》，分别送给海南的厅局长和各市县委书记、市县长，并附上一封信，要求大家认真读这本书，看完后交流一下读书体会。
据《海南日报》报道，省人大代表、万宁市长张志平读过《把信送给加西亚》后对记者说，他读了这本书，感受很深，理解省长的言外之意，就是强化执行意识，改进执行方式，加大执行力度，而此前，万宁市有过不少省里或市里已确定了的事，或是已形成文件的事，大家还在讨论着该不该去干，或是开会研究研究。
卫留成成为中国第一个将“企业执行理念”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的省长。他希望在政府领域开展一场执行力的实验，将企业管理理念和高效运作机制与政府治道变革相结合，加强各级政府的决策与执行能力，建设务实高效的人民政府。他强调，一旦形成政府行政决议，就必须严格执行，执行中有问题可以反映，但不允许既不反映又不执行。并要求尽快完善各项“执行制度”，强化对政府重大决策和部署的执行情况督促检查，按照他当选省长后的新闻发布会所阐述的：“按照企业项目考察计划、进度、预算、质量的方式，建立完整的干部工作考核制度及监督机制。项目不完成，干部不调动；审计不结束，干部不升迁。”
“我深知我的能力和知识与一个合格省长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但我也有信心把企业家追求效率、效益的思维方式与政府依法行政和严格的工作程序结合起来，把企业优秀的执行文化溶入政府以民为本的本质要求之中，努力找到企业家与政府省长的最佳结合点。”这位政坛新人的演讲，表达了他即将在此间发起一场“政府改革风暴”的雄心。
业内人士认为，由卫留成发起的这场关于执行力的实验，看似针对海南，其实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在中国大部分的政府机关，执行力、效率从来都是最大的问题。
“我们把希望寄托在卫留成身上，毕竟他做过大企业，又到海南政府工作过一段，他本身有能力、有可能把企业的文化和政府的文化相结合，走出一条有效的公共管理的新路。”迟福林认为，公共管理理论可能会因为卫留成提倡“政府的效率要以企业的效率为参照系”而给他记上一功，因为时下把企业的文化引入到政府管理中，正是全世界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一个大方向。
卫留成也坦言，中央政府之所以安排他前来海南经济特区主持政府工作，也主要是“希望我将管理大型跨国公司的经验，与政府现有的有效工作程序结合，尝试打造一个廉洁高效政府”。
但是，将这种国际企业通行的做法，引入到有着严格而繁琐执行程序的政府机构实施，将会有怎样的结果？卫留成的这场实验现在还不能给出答案。但由此一些非议之声已起，《商务周刊》记者在海南实地采访中听到最多的两种议论就是：“政府能跟企业一样吗？”“还不是会议传达会议，文件传达文件”。
实际上，就连卫留成提倡的“执行文化”本身，无论是省政府的两会报告，还是市县政府的两会报告，“执行文化”部分落实到文件上都出奇地一致。而如何落到实事中，目前还是最大的疑问。对此，卫留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愿意接受挑战。他说自己正在寻找企业家与政府省长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并且“一定会找到”。
“工业短腿”和“生态环境”之悖
海南的复苏，一定是卫留成今后发挥执行力的实验田和表演的舞台。可以相信的是，这种信心是这位以务实著称的前企业家在遍访海南各市各县、各行各业后做出的。然而，很多人都存在一个巨大的疑惑：执行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海南到底该怎样发展，战略问题或许更重要。
海南现在面临的现实仍然是：全省生产总值的盘子太小，只有698.30亿元，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更小，只有区区60亿元，这已经是2004年卫留成在两会上公布的数字，而且这一数字已经是创下了1994年以来最好的记录。
与海南相比，同为沿海，最为临近的广东省，同期生产总值为13450亿元，对财政贡献最大的工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67.1%。
海南省财政厅厅长陈日进把海南的这种尴尬归结为：“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含税产业总量小，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低，财政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二是财政自给率低，财政支出依赖中央补助，省级宏观调控财力有限。”
虽然近年来包括卫留成在内的海南省历届官员都强调，热带农业和旅游是海南的比较优势，但事实是，一位海南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的官员告诉《商务周刊》：“农业和旅游对财政的贡献不大。”这位官员以“岛服”为例，说明海南由于缺少制造而导致旅游的附加值很低——“岛服”便宜的几十元，贵的几千元，却大量都是从广东、福建等外地进货。
同样，海南热带农业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交通问题，以及农产品的分拣、包装、保鲜和深加工没有跟上，农产品附加值也很低，尤其是包装和深加工落后，极大地影响了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这些问题在近年海南举办的全国冬季瓜菜交易会上已经凸现出来。
因此，海南部分官员坚持认为，要扭转原来一直强调围绕农业和旅游业来发展工业的思路，而以工业的思路来发展农业和旅游业。他们认为，海南的资源丰富，但不能走卖资源、卖原料的路子。单纯地以资源型产业为主导，产业链条短、加工层次低、与其他产业的联系松散，无法形成一个可以相互作用的生产综合体，从而难于发挥资源对地区经济的乘数作用。工业化的发展可以弥补这一缺陷，拉长和连接农业及旅游业的链条，优化产业结构。
这部分持“工业主导”的官员强调，“如果人为地越过工业化，一步跳到其他产业，海南就没有一个扎实的经济基础。”他们举出的一个可类比的例子是，美国建国之初，围绕“工商立国”还是“农业立国”，也曾发生了尖锐的争论，最后还是采纳了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提出的被称为“美国工业化宪章”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一方略，尽管遭到南方种植园主的激烈反对，但却使美国仅用了10多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欧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迅速成为世界强国。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山东、江苏、浙江等沿海地区经济持续发展，也主要是靠工业。
此外，国务院提出“5年内要取消农业税”，这意味着农业占比例较大的海南每年才60亿元的财政收入往后还要因此砍掉 5000万元的农业税。这也将是海南政府加大工业力度的一个动机。
实际上，海南在做“十五”计划时已经加大工业力度。2003年海南省的工业增加值首次突破100亿，达到123亿元，占全省GDP比重达到前所未有的17.6%。但对于这个在2004年两会上公布的数字，海南省发展与改革厅厅长许晓民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认为：“现在工业占比重还是很低。”
卫留成这位工业出身的省长的到来，也加重了人们寄予历来就是海南短板的工业的厚望。因此，虽然“新兴工业”在“一省两地”战略中是一个中长期的规划，它并不是卫留成所提出，但是，外界却开始盛传卫留成要在海南大搞“工业强省”。
从迹象上看，政府在已经确立的三个产业的格局中，确实有加大工业比重的冲动。迟福林对《商务周刊》分析说，这其中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旅游属于服务业，而工业的税收率要比服务业高；其次，国有大型工业企业除了税收外，还有一个利润上缴；再次，大型工业企业的税收方便，不像服务业那么分散，政府容易控制。”
但迟福林认为，这其中的权衡，取决于政府是从富民的角度看问题还是从增加财政收入看问题。他认为，旅游业的大发展更能拉动就业，千家万户都可以做，同时也是海南的优势资源的开发。因此，选择“创收”还是选择“让富于民”，确实是海南政府必须面对的一个两难。
业内认为，弥补海南工业短板是必须的，发展生态优势资源更是重要的；提高海南财政收入，“富省”是必须的，而创造“旅游岛”环境，“藏富于民”更是重要的，关键是看卫留成如何把握“科学”的度。
寻找双赢
《商务周刊》记者在对海南省、市政府的采访中感到，海南的大部分官员都认同这样一个事实：发展工业并不一定意味着破坏环境，只要真正坚持新兴工业省的目标，坚持“不破坏资源、不污染环境、不搞重复建设”的原则，就可以解决好发展工业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海口市副市长王路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也以海口目前正在全力打造的“药谷”项目为典型向记者阐述“新兴工业”的内涵。
作为新兴工业典型项目的“药谷”，是海南最近提出要建成“中国乃至远东第一药谷”的目标。对海南来说，把医药确定为新兴工业体系的产业之一的过程，体现了新一届政府对所谓“新兴工业”的把握能力和考虑方向——既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又在利用资源的同时促进了资源优势这个民富的基础。
记者了解到，海南的制药目前集中在海口。海口市占全省医药产业总产值高达80.3%。从1995年至2003年，海口医药产业年总产值不知不觉间从5.32亿元增加至25.27亿元，年平均增长率达到21.5%，比全国平均数高出10个百分点。海口医药企业发展到82家，年产值超过亿元的就有10家，通过GMP认证的就有30家，正在进行GMP改造的还有10多家。
随后发生的SARS，让海口的医药企业和海南的药业资源、环境、优势、机会等等，在全国范围内凸显了出来。2004年的两会上，已经贵为“地主”的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向与他一起工作过的海南代表团表示感谢——感谢“南药”在SARS期间所做的大力贡献。
海南是中国最重要的南药基地，药用植物多达2000多种，素有“天然药库”之称，在2003年抗击SARS斗争中，“海南宝岛出好药”享誉全国。
此后，海口生物制药成果产业化基地于去年12月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首批24个“十五”国家863计划成果转化基地之一，这标志着海口生物制药成果产业化基地将承担更多的国家863计划成果项目，享受国家对863项目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相关支持。
“现在在新海口的规划中，制药被确定为突破口。”主管规划工作的王路副市长告诉记者，海口的制药已经排在了工业的第一位，目前规划的“药谷”项目包括了医药的研发、生产、销售。
按照规划，海南（海口）药谷核心区总规划面积6000亩，其中首期规划建设用地1103亩。一期开工的项目包括药谷核心园区的两条主干道建设、10万平方米GMP标准厂房、万全生命园、海南海神同洲制药有限公司新药厂技改、海南信邦制药有限公司新药厂、海灵制药厂等6个项目，以及园区外的中和药业和信堂药厂、天煌制药厂、三叶数码城等6个项目。12个项目总投资23.73亿元，项目全部达产后预计新增产值105.3亿元，创造税收12.5亿元，可解决近4000个就业岗位。
海口市规划局用地规划科科长王小山也是海口药谷办成员之一，他在接受《商务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就是由于在非典中海南医药厂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开始越来越珍惜自己的健康，这个势头也契合了海南省政府提出的“健康岛”概念，所以政府审时度势，提出大力发展医药产业，“药谷”成为当然的突破口。
3月25日，海南（海口）药谷核心区首批12个建设项目正式开工。卫留成在开工仪式上第一次强调：“医药产业是我省新兴工业体系的产业之一”，海口药谷作为海南药谷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海南省医药产业规模具有重大的作用。他要求海口要以最好的资源、最优的环境、最强的攻势来抓好药谷建设，使更多的大项目落户海口药谷。
而海口药谷所在区域——金盘工业区，也因此成为海南新兴工业的桥头堡。这里隶属于国务院批准的“海口国家科技工业园区”及“海口保税区”，海口多数医药企业和汽车厂家等工业企业聚集在那里。
在距离海南马自达不到100米的地方，一个叫做“海口美国工业村”的花园式工业小区尤为引人注意。它是由美国美东有限公司和海南金盘股份有限公司于1991年合作开发的一个为工业配套的工业房地产项目，占地约400亩，总投资3000万美元，号称进入海南时间最早、当时投资最大的美国客商投资项目。村内现有涉及中西医药、保健品、机电设备、通讯电子、食品饮料、塑料容器、建筑材料、游艇渔船、仓储保管等企业46家。值得一提的是，这里已经聚集着13家制药企业，包括三叶药业、亚洲制药、碧凯药业、爱科药业、养生堂等，它们中有多家企业跻身于海南省工业企业50强。在这里，看不到“点火冒烟”的景象，更多的是一些穿着白大褂的制药师在来回穿梭。
美国工业村的工程师王兆琳告诉《商务周刊》，村里的13家医药企业属于“药谷”规划的一部分，它们可以享受药谷的优惠政策。“自从卫留成来琼，这里的招商工作有了明显改善，现在有意到工业村的厂家越来越多，”王兆琳还透露，目前国内赫赫有名的“999制药”也正准备迁入。
虽然开村13年，但由于海南的工业一直不景气，许多海口人竟然不知道这里就叫“海口美国工业村”，现在，醒目的星条旗背景的“美国工业村”几个大字正在提醒着路人。
工业村里的海南卫康药业有限公司，是全国有名的生产抗生素类药品的厂家。该生产厂厂长林密对《商务周刊》说，他们选择这里生产，除了考虑到药谷的优惠政策，最主要是由于制药对环境要求较高，而海南的生态环境正好符合制药的要求。同时，还能减少药厂许多不必要的开支。
林密解释说，由于水质好，空气质量高，所以药厂过滤器等生产设备就不容易损坏，延长了生产资料的寿命。另外，由于制药对温度环境的要求一般都在18度至26度之间，而海南的天然气候条件正好与之契合，一年四季差不多都是这样的温度，而如果在其他省份，冬天还需要锅炉提供热能。这就为药厂节省了不少费用。
“制药相对在运输成本上也较低，同时又有环境优势、资源优势，而且还跟‘健康岛’联系在一起。”迟福林说，对海南而言，“这确实是非常聪明的一步”。
海南省发改厅规划综合处副处长祁昌平认为，除了医药，海南还能看得出的工业包括油气化工、林浆纸一体化、海洋资源、农产品加工和汽车。祁昌平告诉《商务周刊》：“十五”期间，海南重点建设东方1－1天然气田、年产45万吨合成氨、80万吨尿素、50万吨甲醇、年加工20万吨凝析油扩建、60万吨浆纸、年产102万吨高档纸制品、年产3万辆MPV汽车等。
记者从国家信息中心获悉，目前各省“十一五”计划又要开始制定，许多地方“十五”计划的项目正在调整。迟福林也证实说，2004年海南还有相关油类大项目没有公布。
但迟福林——这位堪称对海南最为了解的经济学家一再强调：“海南要想变成工业大省是不可能的，海南也不能搞‘工业强省’。”他的理由是，第一，成本太高；第二，也没有前途；第三，搞起来后会破坏海南的生态优势。相反，他认为海南大可以认真考虑，如何做“旅游富省、生态大省”。
对于外界盛传卫留成到海南要搞“工业强省”，迟福林认为这是对卫的一种误解。迟福林告诉记者，他曾经当面向卫提过，海南不能搞“工业大省”。而他得到的反馈信息是，卫虽然是搞工业出身，但对工业有着十分清醒的头脑，他在海南搞工业的前提有三条：第一，海南的工业必须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基本前提；第二，严格限定工业项目及工业区域，海南的工业发展重点是符合海南实际的几个重点工业项目，区域也是限于“西部工业走廊”，决不搞工业的遍地开花；第三，海南的目标不是一个“工业大省”，而是要发展好的项目，支持本地的资源加工业及其他服务业。
居于这样的认识，迟福林在接受《商务周刊》专访时重提了“旅游强省”的建议。此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曾专门就“建设海南旅游经济特区”作过课题方案。
迟福林认为，历届政府树立三个产业发展的格局是对的，但现在到了“一个战略突破的阶段”。目前最关键的是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突破海南发展长期沉闷的局面，找到一个大的突破口，把国际国内的大财团、大企业吸引到海南来，使海南重新掀起一个有秩序的开发建设的高潮。
“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全面产业实现突破的阶段，哪个可以突破呢？”迟福林给出的答案是以旅游为重点的服务业。其实，迟福林也承认，“新兴工业”的发展和“旅游经济特区”并没有什么矛盾，前提是要坚持保护环境、限定区域、限定项目这三条。但有了这些限制，海南的工业盘子注定不能太大。因此，他认为重点是以第三产业的突破来带动第一、第二产业发展。
迟福林认为海南旅游突破的时机已经到来，他的理由归纳起来也有三条：全国只有海南拥有第五航空权；中国加入WTO，旅游业到2007年将全面放开，海南可以争取好的政策，比如免签证、零关税，引入外国旅行社；整个旅游市场的需求量很大。
尽管海南目前的旅游业还不大，但迟福林认为，这个需求正在放大：休闲度假是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时越来越多人的行为，海南这两年中高档酒店发展越来越快就是证明；而中国老龄化及中高收入阶层的扩大，让选择第二居住地的人比以往发展的速度更快，海南则正是最具特色和最具吸引力的第二居住地；另外，海南增加了许多新的人文景观和商业旅游地，比如每年博鳌论坛的会议举办地博鳌水城，3年前，在海南省旅游景点目录里还找不到博鳌这个名字，可是现在博鳌已经成了海南三大旅游精品项目之一，全国许多大公司都排着队等着要在博鳌的大酒店里开会。
最让迟福林动心的是，旅游业的发展不仅对其他产业有巨大的带动作用，而且既可以实现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的双赢，又是政府财政收入和居民收入的双赢。目前海南旅游业占GDP还不到20%，15万人以此就业。他预计，如果真正建成旅游经济特区，10年左右就能翻一番，甚至占到海南GDP的半壁江山，而旅游就业人数也将增加到30万～50万，届时与旅游相关的产业和配套服务如医疗保健都将得到大的发展。
“海南如果在全面开放中建设国际旅游岛，并逐步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旅游岛，它的发展就实现了全面的突破，海南作为经济特区就会实现第二次转型——从地域性的开放转移到以旅游业为重点的全面产业开放的新阶段。”在亲历海南多年坎坷的迟福林看来，海南的第一次转型是从一个边防前哨变成中国最大的一个经济特区，依靠的是政策和体制优势，他所说的第二次转型，是从一个地区性的开放政策转向发挥它的资源优势、综合优势。
“这个阶段政策也很重要，但主要是靠产业基础和综合环境。”迟福林说，“如果海南走这条路，将是全面协调的发展，同时也是老百姓自己利用自己的资源富民的道路。”
“打扫卫生”的智慧
然而，不管是兴建新兴工业，还是发展旅游或开发旅游地产，都离不开资金投入，离不开金融这个输血机器。
实际上，10年来海南更多是在做“打扫卫生”的工作——清理整顿海南当年泡沫时留下的烂摊子。海南当年的疯狂——“GDP在1992-1993年创造了全国之最——高达40%，然后又在1995-1996年，创造了全国之最——低达4%”，留下的是大片的烂尾楼及金融业的全军覆没。
海南人曾骄傲地说，海口银行的密度在全国最大，银行的数量多过了米铺。但正因如此，海南的银行走上了恶性竞争的道路。在海南发展银行未兼并托管城市信用社之前，各信用社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高息揽储的方式吸引存款，有的年利率高达25%。这也直接造成了多数城市信用社高进低出，食储不化的结果，只有靠新的高息存款支付到期的存款，然后再吸入高息存款，进入了严重违背商业规律的恶性循环。于是，资不抵债、入不敷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严重影响社会安定，并最终导致海南金融业的全军覆没。1998年，海发行成为中国第一家被关闭的商业银行。此后，海南一直因为没有自己的金融业支持而举步维艰。
2000年7月，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完成了《以产业开放拉动产业升级，实现海南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调研报告。这份给海南省委省政府决策层递交的报告建议，重建海南地方金融体系，尽快结束海发行的行政关闭状态，恢复业务运营。
报告指出，在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及金融危机后，进入海南的资金已寥寥无几，资金缺口大成为制约海南实施产业开放战略的主要因素。中改院初步测算认为，要实现海南预期的发展目标，2000年至2015年，海南共需9000亿元的资金投入；如果50%由海南省内自筹，第一个5年每年需筹资125亿元，第二个5年每年需筹250亿元，第三个5年每年需筹500亿元。
但中改院的建议没有得到回应。到2002年年底，履历里与金融颇多关联的王岐山调任海南省委书记，救助海发行的热情在海南再次高涨。据海南省委官员透露，海发行的问题曾一度进入新书记的视野。但几个月后，王岐山被调至北京防治非典疫情，此事只能又暂时搁置。
2004年2月28日，刚刚接任省长的卫留成就表示，海发行如果通过重组，或者通过外资进入，把这块被摘掉的牌子重新在海南挂起来，将对重塑海南金融形象起到极大的鼓舞作用。他透露，已与人民银行总行的领导进行了接触，“这件事要争取在今年上半年完成”。
至此，海发行的重组进入高层的秘密运作阶段。在海口采访时，《商务周刊》记者两次造访地处海口市滨海大道12号的海发行总部，其清算小组领导均不在办公室，海发行清算组人事处的林维胜告诉记者，他也听说重组工作要收尾，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尾。而在距离海发行不过两百米的海南银监局，负责海发行的工作组正在忙碌着，却以“不了解情况”拒绝了记者采访。
而知道海发行重组内幕的迟福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此也绝口不提，只是告知，海发行的重组取决于几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海南现在的产业基础，无论是服务业还是资源加工业，对海发行的重组都提出了强烈的需求；二是国内外企业对重组海发行积极性相当高；三是海南正在整顿自己的金融秩序，重建信用体系。
对于海发行的重组方案，迟福林强调说，海发行处理了将近6年，许多资产都成了“冰棍现象”，需要得到某些政策的支持；同时，海发行的发展应该同时允许它岛外扩张，并最好一开始就设计一个好的治理结构。
“一个好的政策，一个好的发展空间，一个好的治理结构，海发行将大有前途。”迟福林说，他还透露，海南证券的重组已经基本完成，主要就是通过中国证监会的支持，海南省有关方面的努力，让高盛入主。另外，现在海南整个信托整顿也到了一个最后的关头，完成以后会有一两家形成新的运作机制。
彻底把卫生打扫干净，需要海南高层领导的政治智慧，而根据海南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制定和执行工业、热带农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权重，平衡“国富”与“民富”，比如金融重建后的贷款方向，同样需要高超的谋略和执行能力。在这方面，海南在处理烂尾楼和开拓新地产这一棘手问题时，就已经表现出了相应的智慧。
海口“半拉子”工程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多万平方米，2000年以来，海口开始推出以改造“半拉子”工程为基础的经济适用房，这种房子是将房地产泡沫时期遗留下来的半拉子项目重新设计，改造包装，有些项目是在原写字楼的基础上增加转换层使之变成住宅。这种经济适用房价格低廉，每平方米起价不超过1500元，作为解困房、拆迁安置房、经济适用房，很受低收入阶层和打工族的欢迎。“而开发商之所以对改造烂尾楼热情很高，原因是利润十分丰厚。许多当初抵债几千万乃至几个亿的大型项目，往往花几百万元就能拿到。”海南海亚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CEO曹今雷告诉记者。
正是这种充满“智慧和谋略”的做法，使烂尾楼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王路告诉记者，现在在海口，政府已经处置完成的积压房、烂尾房已经达到70%，还没有处置方案的不到15％。但现在也出现了商家争抢烂尾项目的现象，一年以后也将不存在烂尾楼。在三亚，截至2003年年底，120宗“半拉子”工程全部处置完毕，并被炒房团一抢而空。按照海南省处置积压房地产办公室专职副主任林克昌提供的数字，海南省的积压房已经处置了80%。
而在积压房被作为经济适用房被迅速处置的前提下，新海口规划带上的楼盘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仅在西海岸10公里长的海岸线上，在建和拟建的别墅多达2500多幢，按目前市场的平均价每栋300万元来计算，2500多幢别墅的总成交价将是75亿元。在海口市的规划思路中，海口今后将像美国迈阿密那样吸引很多名人，包括学者、企业界精英、文艺工作者等等，甚至打造“院士村”、“文化村”等高端品牌。
政府对地产市场的腾挪手段，既解决了存量，又促进了增量；既解决了本地普通居民的住房问题，又按照第二居住地的概念提供了高品质的新楼盘。不仅使整个市场步入健康，也使城市得以重新规划。
“只要运作得当，海南的身价将倍增，10年之后将令人刮目相看。”卫留成在参加海南省政协一次小组会时表现出了强大的信心，他甚至表示，自己将在海南一直干下去，并准备在海口买房。
表现出信心的还有经济学家迟福林。他以十分肯定的口气告诉记者：“现在可以说，海南的产业发展的基础已经初步形成。同时历史问题已基本化解或正在化解。我的判断是——海南的复苏，已经到来。”
栏目：封面故事
卫留成必须跨越的两重难题
——访零点调查公司董事长袁岳
《商务周刊》：卫留成必须要跨越两道坎：第一是从商业管理领域的企业家到公共管理领域的省长的转变，由于身份和环境的不同，他必须在改变与被改变之间做出选择；第二是卫留成到了海南，也面临着如何发展海南的抉择——工业短板和旅游岛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工业上不来，财政收入就跟不上。全省60个亿的财政收入说明，政府创富与其他省份相比较低。但如果海南大搞工业，又面临着破坏资源，而这是一个民富的基础。您认为他需要做什么？
袁岳：我觉得这两个坎对卫留成来说都不算大。首先，卫留成原来当的是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其实也是一个相对垄断的国有企业的官。这种国有企业从办公厅到秘书处，从做事的方式，到享受的级别待遇，甚至文件的格式，全是机关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认为卫留成需要转变的幅度并不太大——如果说从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到政府的跨度是100的话，那么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到政府的跨度也就是10。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曾经到过东风汽车的王兆国、曾经在燕山石化的吴仪，我认为他们在文化、模式、感受、风格上都不需要太大的转变。
《商务周刊》：但是卫留成好像并不认同政府一贯的这种风格，所以他现在要在政府领域里导入企业的执行文化。
袁岳：这是对的，但是我强调这两个角色之间距离是不大的。在这个前提之下，加上卫留成又是一个比较前卫的官员，做企业的时候也是一个敢冲敢闯的企业家。因此，他会把这种思想带到海南。同时，海南政府又不像江苏、浙江等本钱很大的政府，因此改革比较容易进行，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农村改革先于城市的原因，因为农村没有本钱。相反，如果卫留成今天在北京这种地方，或者在今天的广东、浙江，阻力会大得多。另外，海南又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地方，而依靠服务业和依靠垄断资源有很大的不同。像北京、上海这样占垄断资源较多的，像这样的政府要改革的话就涉及它的利益分割模式，难度就会很大。而在海南，它的改革不是存量改革，而是增量改革，也就是说，谁用什么招数把那60个亿变成120个亿，这中间它是允许你试的。所以说，本来角色差距不大，又到了一个海南这样本钱小的地方，尤其又是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行政区域，卫留成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其实，执行文化的观点并不算很新。学MPA的人都知道这是政商关系，包括联合国早在1978年就已经提出了“公司互动和公司合作”。而卫留成作为一个企业家更是能意识到这一点。同时，这也是他的一个优势——中海油是国企，但毕竟是上市公司，虽然石油在国内是垄断行业，但是石油在国际上是竞争性很强的行业，因此卫留成的见识更广，他在经营中海油形成的认识，会对他有很大帮助。
《商务周刊》：中国政府领域一贯办事效率不高，也不透明，卫留成提倡的执行力会不会在这个领域得到推广？
袁岳：卫留成提倡执行力很自然，因为他很擅长，这是一种惯性。它也是有意义的，因为过去我们公共管理领域比较缺乏执行力，但不见得有意义就叫普遍性。我们还要看到它的坏处，毕竟这里是有重大系统偏差的，因为一个政府不是一个石油公司，它的基本模式就不一样，石油公司是找最好的石油，赚最多的钱；而政府正好相反，最好的事情基本都是它不应该管的，它应该管那些像工人下岗这样没人管的。所以，他还是需要一个大的角色转变，不要变成一个总经理。即使他讲执行，也不能把他擅长的东西推行到极致，因为另外一些东西可能就被弱化了。建立在这个系统偏差之下，有些具体的事情可能会推行得有成效，但政治的安全性和公众所需要的是公平的程序和资源分配的模式。我认为，原则上讲，如果纯粹在做事风格上，企业家是会强很多的，但在做事的原则上，如果还是以一个企业家的思路做政府，偏差会比较大。
卫留成作为一个公司管理者，他到海南做省长，有许多的东西难以忍受，这很正常。假如在公司里的话，特别是一个海外上市公司，国际资本市场上有许多东西是很严酷的，比如股票大幅下跌你的位置就不稳了，养成这个习惯之后到海南对那个效率确实难于承受。但是在公共管理领域里，你是不应该驱使老百姓做什么的，而是让老百姓自己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决定。
《商务周刊》：这也是一些人的担心，他们担心卫留成到海南如果高效地大搞工业的话，会伤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生态资源。
袁岳：我认为海南做一点工业是未尝不可的，包括卫留成强项的化工方面。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小小的一个岛，却是亚洲最大的精细化工和石油的供应地，而实际上新加坡并没有因为石油就把环境破坏了，新加坡是一个典型的石油冶炼和旅游并存的国家。所以，海南要变成一个石油冶炼中心，我看完全可以。当然这涉及海南的产业往什么方向规划，包括原有的产业资源。而这种工业冶炼资源，很大程度是一个外部介入的资源。海南也需要借助外来的产业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
更重要的是，我认为海南需要通过引入外来人力来改变海南的文化。我们知道泰国和马来西亚跟海南的气候、环境差不多，但是你看它最活跃的地方，就是外来人口最集中的地方。一方面它使当地文化多元化；另一方面，外来人对本地人也会形成压力，使他们有所改变。以前海南曾经有过的热闹也跟外来人有关，但当时外来人的质量、品种或者类型有问题，主要是围绕着房地产泡沫经济的。现在如果海南有适度的工业，它就有可能在产业链上吸引多种人才。
当然海南也没有必要做成一个工业大省，它可以做某些产业领域的强省。因为大的话意味着海南到处都是工地工厂。这其实也不是海南的目标。
《商务周刊》：有人说山东和广东、浙江都是财力雄厚的大省，但山东是民穷，而浙江则是民富。你认为海南应该如何协调工业大项目带来的“省富”和民间自主支配资源的“民富”之间的矛盾？如何看待民富与国富关系？
袁岳：我觉得浙江和广东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民间对资源的组织，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包括它受政治的影响也相对较小——不是说某个省长不来浙江人就不富了。它是自下而上的发展。相反，由上而下的发展，它的问题就会比较多，比如西部开发、振兴东北，各种大项目过后会有后遗症。
为什么一定要海南变成一个财政收入很高的省？我觉得没必要。一个国家就应该保留一些地方，它就是财政收入很有限，然后它是一个很好的旅游、很舒适的生活的地方。我们不应该把每个地方都纯粹用商业的指标去衡量它，把每个地方都高度商业化。政府官员未必接受这种观点，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衡量政绩的标准还是GDP。衡量一个省长功绩的标准可以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把财政收入和工业产出提高看做是海南成功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要在中国的版图里，让海南发挥它所具备的特殊功能作用，这是一个关键的标准的选择。我恰恰觉得，像海南这样一个省，你要真能把环境保持住，就是政绩。我甚至想，像海南这样的地方，选一个搞环境保护的人当省长也未尝不可。从平衡的角度看，各省有各省的省情，有的地方环保对国家有价值就可以从环保主义者中选择，有的地方可能需要从金融服务方面选择人才，有的地方甚至可以从艺术家中选择，我们的政治生态也需要多样化。
另外，所谓富民与否，并不是所有的老百姓都想做富人，很多老百姓原来日子过得清贫也挺好，为什么要把他变成一天到晚想钱的人，我们以富民为目标本身就有偏差的地方。在欧洲一些国家，比如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人们就不愿意多干活，你要让他多干两个小时，他宁愿不要你的工作。它的政府也没有把群众改造成爱劳动的人，所以你要把海南人改造成爱劳动的人，可能并没什么必要。
总的来说，我认为海南的产业可以有适当的外部介入，带入一定资源，改变产业生态的特点，但是前提是要尊重这个地方的资源特点和民众选择。当然这是个互动关系，带来一定的外部产业能引入一定的外部人力资源，本地人也会有所改变。我认为卫留成到海南做得好不好，并不是说把他在中海油的那一套在海南灌输得好不好，而是平衡做得好不好，在一个企业家式的行动方式与一个政治家式的关怀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这个平衡，既不是富民也不是强省。海南可以是一个弱省，但在旅游上面，它可以是一个最美丽的省；海南人民可以不是最勤劳的人民，但是是最悠闲的人民。这有什么不可以？世上有很多标准，就像我们有的人，他没有钱，但他是最有学问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