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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启动的科研攻关
2003年2月12日下午，曹务春和祝庆余秘密来到广州，希望能够取得一些SARS病毒样本，但结果却不如人意。两天后，他们失望地返回北京。在机场，接到同事的电话，因为没有圆满完成任务，中年人曹务春难过地哭了起来。
曹务春和祝庆余是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病毒学专家，因为没有上级部门的指派和命令，军事医学科学院授意他们要对此次广州之行保持高度机密。没有一家当地医院对他们的到来表示出积极的合作态度，他们仅仅从广州取回了一点点SARS患者的血清、唾液和肺组织样本。
同样感到失望和愤怒的还有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汪健。就在曹务春他们南下广州的同时，汪健积极联系北京地区的医院，也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病原样本，用来做基因测序研究。同样，没有一家医院对他的提议感兴趣。其中一家医院的工作人员直白地对汪健说：“我们从‘前线’冒着生命危险采集的病原样本，为什么要给你？即使我们研究不出来，扔掉也不会给你。”
“好吧，我心想，你说的对，那我也到‘前线’采样本去。”汪健对《商务周刊》半开玩笑地说，“实在不行，我就到医院去偷。”
2月底，他借到海南开会之际，假道广州，而等待他的仍然是傲慢和拒绝。直到4月14日，因为没有病原样本，民间性质的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因完成全人类基因组1%计划和水稻全基因组测序而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最棒的基因测序机构，只能是无所事事。
离开了实验室，在复杂的现实情况和僵化的科研体制面前，科学家们显得束手无策。
当现实处于混乱的无组织无系统状态时，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华大基因，通过自组织的形式，默不作声——甚至是秘密地启动了攻克SARS的科学研究。
曹务春和祝庆余是在2月12日上午10点接到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的指令的，下午1：40，就坐上了直飞广州的航班。就在他们艰难取样的两天内，军事医学科学院迅速成立了SARS科研攻关领导小组和专家组，命令各个实验室放下手中正在进行的课题，全力以赴配合微生物检测中心以保证有关SARS的研究。他们同时还与北京各家医院联系取样，万幸的是，终于又让他们弄来一点。
如果按照一般的研究课题申报程序，身为军事医学科学院微生物检测中心主任的祝庆余不敢想象这会拖到什么时候，也许3个月，也许1年？当2月14日晚上，他和曹务春把装有SARS病原的“潘多拉盒子”交给其他攻关小组成员时，关于SARS的研究就在没有课题申请报告和立项批文的情况下展开了。
课题没有立项，就意味着不会有国家拨款。直到记者发稿时，军事医学科学院的SARS研究仍处于申报当中。在这种非常时刻，军事医学科学院领导再次大胆决策，做出了“先用其他经费垫支”的决定，凑了50万元支持攻关小组购买实验动物、试剂以及工作人员的防护服等。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还通知财务室，对SARS攻关小组所需的科研经费，优先保障，不受年度预算限制，随借随给。
这种紧张状态持续到4月19日，当军事医学科学院成功分离出冠状病毒并与华大基因合作公布了SARS病毒的测序结果后，中央军委委员、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上将视察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并指令总后勤部有关部门紧急拨付了1000万元。
“现在想想，做出这样的决策是要冒极大风险的。一是政治上，没有人事先批准我们这项研究；二是经济上，如果不能迅速拿出科研成果，前期的投入都白费了。”军事医学科学院宣传处处长刘义强对《商务周刊》说。
华大基因的愤怒
4月9日傍晚，军事医学科学院和华大基因在一间小会议室里，商定了关于SARS病毒合作研究的细节。令人惊异的是，对于这项仅成本就需要上千万元的重大项目，双方在半个小时内即达成共识，而且自始至终，关于研究成果的归属、利益分配等问题双方都没有谈及。如果按照市场游戏规则，每一株冠状病毒的测序费用就是250万元，仅此一项，华大基因就有1000万元进账。
饥渴了一个多月的华大基因，在4月15日凌晨2：45，终于拿到了由军事医学科学院提供的SARS病毒资料。他们倒了4次班，在4月16日下午4：05，就发现了SARS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仅仅用了不到38个小时。
但4天和2天前（4月12日和14日），加拿大和美国的科研人员已经抢先一步公布了这一测序结果，他们的科研论文均于5月1日在世界上最权威的美国《科学》杂志以电子版的形式全文发表——虽然他们是花了1个月时间才拿出的成果，但还是抢在了华大基因前头，抢在了中国人前头。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一结果更令华大基因人难堪和愤怒的了。
“如果我们早10天拿到SARS病毒的材料，那这结果就是从中国人手里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布的。”华大基因研究员徐宁志努力隐藏住愤怒和无奈，“当然，现在已经没有这个‘如果’了。”在不同场合，华大基因主任杨焕明也都毫无掩饰地表达了对现行条块分割、僵化陈旧的科研体制的不满。
总是摆出一幅吊儿郎当样子的汪健似乎已经习惯了用不正经表达自己的情绪：“我们研究水稻时有4亿多个碱基，SARS只有3万多个碱基，这个小破玩意儿。”
“这几年中国的三大科技成功我们占了2.1，”汪健说，1998年就开始运作的私营股份制机构华大基因，先是从国际上拿来了1％的人类基因组测序任务，再分给“正规军”国家人类基因组北方中心和南方中心其中的45%，然后独立完成了水稻全基因组测序，所谓0.1指的是曙光高速计算机系统，华大是它的最大客户之一。“以前做人类全基因组1%序列时花了半年时间，现在我们的115台大型计算机一天就可以做一遍。”汪健说，华大的工作人员最擅长连续作战和攻坚，“可我们最恼火的是时间被耽误了。”
4月16日，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实验室里制成了用于检测SARS病毒的荧光试剂盒；华大基因在公布测序结果后，仅花了两天时间，也拿出了另一种检测SARS病毒的酶联试剂盒，并迅速通过已经产业化的下属子公司进行批量化生产。4月20日上午，国家主席胡锦涛视察了军事医学科学院，下午就去了位于北京机场附近天竺空港工业区的华大基因。国家领导人的到来，让华大基因——这个游离于体制外的科研机构“日子”好过起来。
华大基因目前主动承担了北京市政府的一项科研任务：如何运用科学手段，对被隔离人群进行检测。“我们现在成了科研的敢死队，”汪健说。
这个时候当敢死队的好处是，汪健说，“现在科技部每天都给我10个电话。前几天科学院拿了一麻袋钱——6000万元送过来，是以前欠的科研经费。”他现在不用再亲自到医院采集SARS病毒样本了，这个总没有“正形”的科学家现在被要求参加北京市防非典领导小组的工作会议。
华大基因的故事可以追溯到1998年，汪健、杨焕明、于军和刘斯奇4个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留学的校友回国一起创办了这家民间科研机构，研究人类基因组，从基因序列到蛋白质再到临床应用。在办公室的门口，挂着于军写的一幅以“华”和“大”二字起头的“明志”对联：“华夏生骄子共奠科学千秋基业，大国有精英同解生命万世因原”。
他们希望，中国在20年时间内已经积累的私人财富可以流入到这种民间NGO组织系统内。但是现在汪健歪着脑袋，翘起二郎腿，摆手说：“这个想法是落空了。中国现行的税收和行政管理体制并没有为这类组织的存在提供足够的空间。”
“为了完成全人类基因组1%计划和水稻全基因序列测定，华大基因欠了一屁股债。”汪健打着哈哈说，“按照完全公益和非赢利性的道路在中国目前是走不下去了。”
华大最终还是得从国家科研经费里讨生活，但与其他科研单位不同的是，他们都是自己垫钱先干，然后出成果再问政府要钱，按照汪健的说法，这是“吃完饭政府买单”。
他们的这种做法给自己留下了很大的自主空间和一屁股债，也让编制中国科学研究计划的领导们陷入被动。“我们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天马行空，当然不会让领导喜欢，结果一出手就犯规。”汪健说，“我们和国家的思路不一样，863计划里就没有我们的水稻基因项目。”他透露，华大到现在为止，拿到的经费不到1个亿。
2000年9月，华大基因接受了中科院的“招安”，以出让25%股权的代价，挂起了中科院基因组研究所（筹）的招牌。招安的过程也并不顺利，名称后面的这个“筹”字，直到今年5月19日，才被正式抹去。
融入体制内的甘苦可能只有华大基因自知了。5月1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紧急拨款600万元，启动了22项防非典基础研究项目，但名单中并没有华大基因。在科技部启动的85项SARS攻关项目中，华大基因只分到了300万元。
在那些早已经成立的各种权威流行病研究机构里，对SARS的反应却出乎意料地迟钝。它们更习惯于程序性的科研体制和接受行政命令式的科研任务。和官僚体系的被动等待一样，它们的日常运作也希望是按部就班的。但是，对于像SARS这样的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它们作为整个社会“免疫体”的能力却大大下降了。
“一些研究所虽然号称有几千万元的科研经费，但所长所能调动的资金却只有100万元，即使他想干，这种机制也限制了他的发挥。”徐宁志认为，华大基因和其他体制内的研究机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因为是具有民间色彩的非赢利科研机构，所以决策程序简单，“比如我们，汪建说干就干了”，而且可以在紧急事件来临时集中调动所有人力、物力和资金，一旦实验室出成果，还可以马上转化为市场化的商品。
“中间体”的角色
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在继《历史的终结》后的新作《信任》中，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种：以美国为代表的“高度信任社会”，和以华人社会圈以及韩国、意大利为代表的“低度信任社会”。他的这种分类，否定了人们印象中美国社会的“个人主义”和中国社会“集体主义”两个习惯认识。福山也承认美国社会文化中强大的个人主义成分，但他写道：“美国人不是把个人主义看成一个缺点，而是看做一种近乎完美的品德，它代表创造性、开拓性、积极进取精神以及不向权威屈服的自豪，他们认为它是美国文明独特、最吸引人的地方。”
福山进而发现：“美国人是反中央集权主义者，但是反中央集权主义的美国人却自愿服从各种中间社会团体的权威，包括教会、本地社区、工作场所、工会和专业组织等，并以投身慈善事业和社区义工、捐赠各种非政府非赢利公益机构为乐，他们是社群主义的支持者。”因此，他认为，美国是一个具有高度自发性的社群倾向的社会，普遍存在高度的社会信任，正是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和社群主义相互促进和制约，共同塑造着美国的文明。
在福山看来，华人社会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儒家文化强调严格的等级秩序，淹没个人价值和尊严，结果，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帝国一盘散沙，信任从来没有超出过家庭或家族之外，因此，他指出，从骨子里不信任陌生人的中国人才是彻底的个人主义者，也因此，才会出现绵延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中央集权制度要求。
必须承认，在4月20日之前旧有体制的失效，原因在于政府在公共事务中依然过于“全能”。“传染病的控制是一个纯公共产品，如果由政府来提供可能是最差的。”北京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卫生经济学博士雷海潮对《商务周刊》说。
这句话的含义在于，任何政府——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政府行政机构的共同特点是，保持优游从容的常规，除非某些领域施行存在权力寻租可能的许可证制度，否则都希望“无过即有功”，尽可能避免做决策担责任，更何况类似于SARS这样的突发事件已经超出了政府官僚体制正常的决策范畴；而即使最高领导层做出决策，也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不仅公正性存在漏洞，而且必然反应迟钝。
中间体组织的存在，可以帮助甚至优先于政府承担大量的公共产品服务，也改变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变为更友善的合作关系。中间体不发达的时候，公共产品的提供一旦缺失或不完善，老百姓只会埋怨政府；而有了中间体，公民通过这种自组织系统，就能够弥补政府反应滞后的空白。
SARS事件以灾难的方式告诉我们，喜欢依赖和等待的社会心理和组织秩序，是这场自然灾害演变成社会灾难的深层根源，一个能够自发动并自组织的系统又是多么重要。
汪健也向记者介绍说，美国已经确诊的250多名SARS患者，一个住院的都没有，都是在家中被隔离，由社区医生提供治疗服务。在SARS的防治方面，美国依靠成熟的应急处理系统，但更依靠发达的中间体组织和民众对它的信任。
在采访中，汪健几乎把所有问题都归因于两个字：转型。没错，改革是进步的，但任何改革都必然孕育巨大的风险。转型使我们处于一个“半生人”社会，几千年“熟人社会”的礼治被现代化和商品大潮瓦解，但我们还在探讨制度权威是否可以通过政治行政权威树立起来，没有建设性的抱怨甚至敌视比比皆是。
《信任》一书的副标题是“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福山试图将文化传统引入经济范畴，他的本意是想诠释这样的结论：因为基于社群主义的高度社会信任，美国人可以建立大规模的经济组织和经济网络，而从低度信任社会文化产生的华人企业，对外人的不信任阻碍了公司的制度化，因此不断地产生、发迹，然后消亡。
但是我们不妨将福山的论点再推演到包括SARS事件在内的社会运行和社会心理。我们的记者刚刚去外省采访，被群众举报其从北京来，而且“到处乱走”，第二天即被当地政府直接送上了火车。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或许是本次防治SARS“严刑峻法”和“人民运动”中的一个副产品。但目前外省人对北京人的态度，何尝不是过往北京人对待异乡人的一个反噬？
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胡位钧在评价“叫魂”事件中指出：人民群众是1768年妖术恐慌的真正始作俑者，在乾隆下令严查后，几乎所有被摄走灵魂的“剪辫嫌犯”都是由村民、市民、渔夫这样的底层民众“发现”并捕获的。
“在一个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社会里，除了权力之外，是没有任何其他的渠道可以用来对怨恨进行价值补偿的，而政治权力又是一个如此稀缺、如此具有垄断性的资源，以至于那些无法获得真实权力的人，只得在偶然出现的机会中、在向更弱者发泄怨恨的过程中，方能使精神的紧张获得补偿，”胡位钧写道，“尽管这种补偿采取的是一种幻想的方式，带来的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敌意。”
可惜的是，在这次关系到民众安危和社会信任的事件中，除了身处体制之外的科研机构华大基因，我们基本没有看到中国民间组织的身影。但是，如果我们同意下一个比SARS更凶狠的“人民公敌”注定还会到来，那么，这些不需要财政拨款的“中间体”是比常设官僚机构和计算机联网系统更关键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