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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谷鸣
——与郎咸平教授谈资本主义多样性和中国的模式学习
《商务周刊》：1986至1996年，您由沃顿商学院毕业后，一直在美国的沃顿商学院、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大学的商学院任教，也担任过多个国际的公司治理顾问。现在很多学者指出，美国商业模式（ABM）是一种失败的模式，又有人说，它让曾经“人性化”的资本主义重新变得野蛮，而它自己也逐渐陷入了困境，但是它毕竟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郎咸平：美国经济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基本上是无法复制的。美国有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制度，也很有活力。由于整个经济体系很有效率，人才储备丰富，信息流动很快，遇到问题能够很快解决。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国际进入一个增长期，许多迅速成长的企业特别喜欢多元化经营，很多企业在原来的行业发展遇到阻力的时候，就开始尝试各个行业那样去投资，不过，后来人们发现，所谓的多元化对企业经营效率有很大影响。到了80年代，很多企业开始选择专业化，产业结构变化产生了新思维。营商经验很丰富的美国公司因此开足马力，获得了90年代高速增长。所以，我们要看到，繁荣这个事情也是遭遇很多挫折积累经验才来到的。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对美国冲击很大，为了节省能源，于是美国人喜欢的大车变成了小车，而日本资本趁机崛起，大举在美国扩张，一度买下了很多美国的产业和物业，但是没有关系，美国自身的经济活力使它充满弹性，总能够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就像这一次科技网络泡沫破裂，还有安然危机，美国经济总是给衰退之类的阴影缠绕，但其实不要紧，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和企业活力，美国经济再次起动不是很难的事情。
事实上，美国所有人都受到制衡，不仅仅是美国总统，包括企业的CEO，也不可能朝纲独断。例如韦尔奇和接班人伊梅尔特，光是外面的基金经理的意见，他们就得定期听取。不然，公司就会面临被用脚投票的困境。美国企业制度的优势，在于由大多数人发表意见，一般其发展是大多数人共同的选择，这样会比几个人的失误要少得多。
《商务周刊》：在东方，40多年来，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新兴工业经济体演绎着与西方与众不同的“东亚模式”，它曾经成为世界经济中的亮点，也曾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受到了普遍质疑，您如何评价“东亚模式”成功和陷入困境的原因，现在是否可以下一个确定的结论？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东亚模式或者东亚共同的文化基础是否意味着中国应该更多地借鉴东南亚的经验？
郎咸平：我想很郑重地提醒公众，在经济发展方面，我感觉中国内地已经做得比东南亚各国要好。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之后，除了韩国有例外，其他东南亚各国各地区，都面临着很深的结构性危机。其增长和中国比明显逊色。
从1997年以后，我就开始将重心转移至亚洲公司财务的课题研究。以前一直从事于美国市场的研究，我对亚洲相当生疏，而且美国的一流期刊对于亚洲的研究有相当的排斥性。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世界银行对于亚洲的研究开始重视，聘请我于1998年赴美国华府参与一项亚洲公司治理的研究。这是我第一次有系统地参与大规模的亚洲研究。国际上对亚洲地区的经济研究而言, 此种大规模的研究尚属首次。
根据这项研究，我和世行的Stijn Claessens，Simeon Djankov于2000年在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东亚股权结构的论文，题目为《东亚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这篇文章目前还是比较受到重视的，论文引用率相当高。我们在论文中指出：东亚国家中家族控股是常态（日本除外），而且家族利用金字塔结构（家族控制A, A控B，B控C，而C控D的方式）使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也就是东亚家族利用较少股权控制了相当多的公司，而且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也给了家族剥削中小股民的机会。我在讨论公司治理课题时会详细讨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问题。
当时针对这个研究课题，我与世界银行的同事继续钻研下去而完成了另一篇论文《大股东激励与壁垒效应解析》（在2002年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e）。这篇文章明确地提出了家族控制权愈高股价愈低，而所有权愈高则股价愈高的实证研究。因此对于亚洲家族而言，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会直接打击股价以及损害中小股民的利益。
至于亚洲国家的股权为何也是那么集中呢？欧美各国发展现代化企业的时候，亚洲各国基本上还是“蛮荒一片”，制度落后，政府腐败。我想这些字句描述亚洲各国二战前后的时期应该是较切合实际的。在这种落后的制度下，最有效率的企业一定是股权集中的家族企业。家族可以透过家族网络共同营商，贿赂官员，保护企业和组成联盟抵御外侮。因此自然地形成了家族企业。而且由于家族共同营商的传统必然形成相互关照的局面。这种心态与欧美各国的“信托责任”心态截然不同。根据我做的研究显示(Faccio, Lang & Leslie 2001)，由于欧美各国的股东有着信托责任，二股东常常会反对大股东，因此保护了小股民。但在亚洲各国(日本除外)，由于相互关照的传统，大股东、二股东会联合起来坑害小股民。这种家族企业上市以后，他们所在乎的仍然是自己家族的利益，因此各家族会联合起来图利自己剥削小股民。这也正是亚洲家族企业上市的重要目的。
《商务周刊》：在批评东亚家族式企业对于国家的负面影响的时候，您对日本总是用一个特殊情况来分析，那么对曾经是传奇一样的日本增长您是怎么看待的？
郎咸平：日本这个国家是个很奇怪的国家，它的各项制度与其他国家都大不相同。他们的自民党政府名义上是保守政府，但骨子里却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最好的例子就是他们为了保护农民，不遗余力地禁止美国农产品进口。而且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度也是社会主义的极致表现。根据以往包括我本人的研究结果来看(La Porta, Lopez-de-Silanes & Vishny 1999 和Claessens, Djankov & Lang 2000)，日本商社均由大银行控股，虽然每家银行对商社公司的控股不超过5%，但是却是数家银行共同控股商社公司。因此银行控股总和是相当高的。和其他国家不同，这是股权集中制的另一个表现。
日本经济的成功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复制的，大企业相互之间的交叉持股，里面有很多特殊性。在幕府时代，日本几个武士就能控制住几千人的村庄，为什么？因为一旦有事情发生，其他地方的武士会闻风赶来救助，明治维新以后，这一种民族习惯也流传下来，融入了企业界。而这种相互持股集体投票的习惯，我们中国人很难学习得来。
日本和英美欧洲等国不同，他们没有政府的监管，也没有西方的激励合同。但日本人有着一种不同的信托责任，那就是日本人对工作认真执着的态度。每一位日本人都想在本位内把自己的责任做好。但是公司经理人员对股东是什么态度呢？根据Yoshitomi (1997)的调查来看，日本经理人员最重视的还是劳工的利益。因此他们的结构更类似于欧洲大陆国家。由于经理人员重视劳工利益，所以必然会轻视股民的利益。这也就是日本的代理人成本很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如果说控股银行和经理人员联手剥削日本的股民，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一篇研究报告找到剥削股民的证据。
对于韩国，也不应该神化。大企业和政府联系太紧密，到头来的后果一样很严重，现代公司的负责人最近就自杀了。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一个三星做得好，就认为是韩国企业如何如何，又引申出一大堆道理来，这种态度不是很正常。
《商务周刊》：同样是市场经济，欧洲和美国商业模式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
郎咸平：我和一位意大利的年轻助理教授Mara Faccio共同完成了《西欧公司的最终所有权》一文，并于2002年发表于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上。该文指出，欧洲各国竟然也是以家族控股为主，因此我提出“家族控股是常态，大众持股反而是特例”的观点。但欧洲家族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离状况不如亚洲严重，因此其对中小股民的剥削亦较轻。
我和Leslie Young，Mara Faccio合并了前述东亚和西欧的股权资料，在2001年的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了《股息和利益侵占》一文。我们利用公司派发股息资料以了解西欧与东亚两地区对股民剥削的情况。我们的结论是：欧洲剥削情况较东亚轻，而且欧洲的第二大股东有着制约大股东的能力；但亚洲的第二大股东与第一大股东却经常联合起来剥削其他中小股东。国内也有所谓一股独大的问题，吴敬琏教授就曾提出建立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以制衡大股东的建议。当然吴教授的建议有其理论可行性，尤其是在欧洲，但在亚洲可能就会碰到几个大股东相互勾结而剥削其他小股东的局面。
欧洲大陆国家由于重视社会主义，因此经济政策的实行很多时候必须考虑到劳工的福利问题。而对于经理人员而言，他们所需要的可能是增大规模，减少追求利润极大化的风险以免自己受到高风险波及，同时尽量不要做风险大的公司重组。这些思维肯定和股东有冲突，但是劳工所追求的却类同于经理人员所追求的，例如，他们也不希望公司风险高，因为可能会受到高风险的波及而影响到他们工作的稳定；他们也希望公司扩张规模而不是减小规模，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得到更多升迁以及更高薪的机会。但对于股民而言，他们肯定不喜欢付高工资，但发工资的最终权力仍在经理人员手上，因此经理人员绝不会如同股东一样的厌恶给劳工加薪。
美国制度又不太一样了。美国移民政策造成民众的流动性，多样性及推崇个人主义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公司股东、经理人员与劳工之间仅存着合同的关系，缺少忠诚关系。而管理人员的表现也受到市场的客观评价。如果公司不追求利润极大化而导致经营不善，市值大跌，则有可能被其他公司恶意收购，经理人员遭解聘，而由更有能力的人接替，因而造成公司价值上升(Jensen & Ruback 1983, Palepu 1985，Morck, Shleifer & Vishny 1988, 1989，Martin & McConnell 1991)。以英美两国而言，这种收购行为有效地加强了公司治理，从而保护了小股民(Manne 1965，Jensen 1988，Scharfstein 1988)。但这种恶意收购在政治上还是很难过关，因为大家都担心人员被解聘，公司关闭并被分解卖掉。因此美国很多州都慢慢施行立法禁止恶意收购。到了90年代，这种恶意收购的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而两个区域(美国与欧洲大陆)代理人成本的高低塑造了一个股权分散以及股权集中的温床。在代理人成本高的欧洲大陆，每单位资产市值必然较低，因此大大打消了私营企业家上市的念头，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大陆股市不如英美发达的原因之一。就算上了市，也必须有一个大股东能随时监督经理人员，否则由于经理人员与劳工或政府的思路太类同，不利于股东。
但美国就不同了，美国企业代理人成本低，而且美国施行严刑峻法以保护股民，并对家族企业大加挞伐, 减少垄断，希望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营商环境。例如美国司法部利用反托拉斯法控告微软，因为微软垄断性太强，影响了自由竞争。这种思维在欧洲大陆或是亚洲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举例而言，在20世纪，美国很多大家族隐姓埋名纷纷成立信托基金(Trust)以遥控企业。各位读者是否记得美国反托拉斯法案的英文是什么(Anti-Trust Law)，那么也就是反家族垄断。在此种压力下，私营企业家族希望上市套现，而且由于代理成本很低，每单位资产市值必然较高，更增加了企业上市的诱因。此外，由于代理成本很低，小股民也愿意进场，因为他们本身不需要监督经理人员，外在环境会导致经理人员追求股东利益极大化。
《商务周刊》：您是怎么看待中国的企业组织和治理结构对美国、德国和东亚国家的学习？
郎咸平：我觉得，内地很多时候把外国企业制度的概念和实质没有弄清楚，就匆忙急着说学习，表面现象很多，但是实际的精神却没有领会把握住。例如，所谓的企业组织和治理结构，就要以股东利益为最大回报。企业管理者要尊重制度，建立制度，让公司能够自行运转，产生效益。
很多时候，中国首先面临的不是学习谁的问题，构建所谓的公司文化也不重要，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也不是内地经常聒噪的产权问题，而是因为经营本身水平太差，一开始做大就是乱投资，所以到了后来，很难收拾残局。实际上，企业要做得好做得大，就要充分放权，要让每个部门每个人最大能力都能发挥出来，形成一套独立运作的制度，形成一套公司纪律制度。这一点，全世界各国做得好的公司精神都是相通的，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而不是仅仅着眼于模仿外面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