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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治国方略，并成为大陆宣传媒体、大小会议出现频率最高的语汇。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曾说，“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了真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口号被天天讲、月月讲，迄今已经25年了，大多数大陆民众也就觉得这就是真理，是现实生活中的最高原则。
就大陆独特的历史境遇而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确有其进步意义。毛泽东的“继续革命”和“政治挂帅”，让大陆民众数十年如一日以“整人”为职业，并以“整人”作为占有和分配资源的唯一手段。大陆民众不仅陷入政治斗争的恐惧之中，还长期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不搞政治运动了”成为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共识，发展经济成为大陆朝野的共同愿望。
无论是极权社会还是民主社会，发展经济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是，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大系统，经济只是这个大系统之中的一个环节，是增进人类福祉的一个方面而已。“牵一发而动全身”是有机系统的最大特点，一个社会如果在政治、文化、经济、自然环境等任何一个方面出了问题，都有可能使整个社会系统瘫痪，使人类最终丧失幸福感。今年的SARS危机就充分说明，单纯依赖经济增长，而忽视整个社会的系统建设，哪怕是平时看起来不甚重要的公共卫生部门，一旦遭遇危机，整个系统就会出现连锁反应，其结果是使社会陷入瘫痪状态。发展经济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全面发展、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经济建设并不能成为人类的中心生活，也不能成为政府的中心任务。
经济建设权利的本质是属于公民的私权利，是免于匮乏的自由的必要保证。对于民众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劳动和创业的自由，其次才是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大陆经改25年来，民间经济迅猛增长，足可与台湾的经济起飞相媲美。大陆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与其归功于政府的扶持，不如归功于政府松绑所带来的经济自由化。毛泽东统治下的大陆，民众是共产主义大车间里的终身服役的奴隶，唯一显现人类天性的自由交换也被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掉了。“给一点阳光就灿烂”，执政党把私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后，松开了一条口子，大陆的经济就取得了飞速发展。正如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的学者刘东所言，不存在担心华人学不会资本主义的问题，而存在担心他们太会资本主义的问题。温州，这个本是攻打台湾的前沿阵地，在没有国家资金和政策扶持的背景下，发育出了大陆最为健康和最为强劲的民营经济。大陆的民营经济就像蓬蓬勃勃的野草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大有燎原之势。民营经济的规模和总量到底有多大，大陆官方迄今无法准确统计。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不久前曾接受美国一家媒体采访时分析说：“（大陆官方）一方面把国营企业讲的比实际情况好多了，但是另一方面又会大大地低估私营企业好的方面。”根据经济学家萧灼基的估算，大陆民间资金大约有12万亿元人民币，中国财政部的统计数字显示，到2001年底，大陆国有资产总量为10.93万亿元，就是说流动性很强的民间金融资产同国有资产总量已不相上下。可以推算，大陆的民营资本总量已经“富可敌国（有）”。
由于大陆的市场经济存在着严格的市场准入机制和严重的权力寻租现象，很多经营者不得不逃离国家权力监管的视野，形成了庞大的灰色收入。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引述相关专家的话说，目前大陆“地下经济”占国民经济10%左右，大约有1万多亿元人民币。在“地下经济”中，除了犯罪所得的“黑钱”之外，主要是大量的灰色收入。这些灰色收入的存在也是民营经济活力的体现，并且能够孕育出强劲的资本冲动，逐步拓展自由经济活动的边界。
政府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当然推动者，反而是经济发展的一柄双刃剑。“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就是有名的诺斯悖论。很多大陆党政官员看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党政统管经济，办实业带领民众致富。恰恰相反，执政党党政部门下辖的官办企业（国有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国有控股公司、国有承包企业）并没有带领民众致富，这些企业要么依靠公权力进行行业垄断，攫取巨额利润，损害市场的公平竞争；要么继续“老牛拉破车”，成为吞噬国家财政、银行储蓄的无底洞。他们既当裁判又当球员，既谋利又寻租，扭曲了市场机制，污染了社会良心，培育出一个庞大的经济怪胎。大陆20多年来道德崩坏、民气污浊，“鼓了腰包，坏了良心”，这些均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着某种必然联系。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旦成为治国方略，就掩盖了政府的公共性本质。哈耶克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他认为，政府应当建立保障竞争性市场正常运转的法律框架、实施强制义务教育、保持经济稳定和防止大的衰退、管理外交关系与国防。单纯为政府设定一个中心任务，必然会扭曲政府的公共品质，并容易产生一个畸形的社会。“该管的没管好，不该管的却毫不撒手”是大陆政府机构的典型特征。
执政党倡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真实目的既有改善人民生活的一面，也有掩盖政权合法性危机的一面。执政党通过暴力革命取得大陆政权之后，其合法性是靠打败国民党的“枪杆子”来获得的。邓小平启动经改之后，革命不再是硬道理，执政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逐步显露出来。执政党就发明了用钞票取代选票的办法，提出“发展就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试图用经济增长指数彰显自己的合法性。随着大陆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他们会意识到，公民权利是可以当饭吃的，是比钞票更有用的东西。在今天之中国大陆，就因为没有迁徙的自由，公民孙志刚命丧警察的棍棒之下；因为公民没有创业的自由，仰融不得不挂靠在有权机构的名下，结果自己的创业成果被无端剥夺；因为公民没有土地所有权，才出现了《拆迁管理条例》这等恶法之下的巧取豪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最能反映一个国家社会体制健康程度的不是所谓的经济增长指数，而是国际竞争力。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WEF)，近日发表了《2003/2004年度环球竞争力报告》，台湾则连续第二年在亚洲地区夺冠。相比之下，中国大陆却大幅滑落，总体竞争力从去年的33名下滑到今年的44名。形成反讽的是，常被执政党所嘲笑的实行“休克疗法”的东欧国家，《报告》对它们大加称赞。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东欧国家经历了政治改革的短暂阵痛之后，启动了经济改革，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报告》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东欧国家将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东欧的成就，再次证明民主政治与经济繁荣的高度依存。就中国而言，改革与否不再是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如何公正改革。发展不再是硬道理，公平和效率同等重要。政治民主化正是公正改革的必由之路，反过来，公正改革又能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和完善，并最终能推动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胡温新政以来，执政党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了一些新的诠释。闭幕不久的执政党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称，“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并提到“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推动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这句话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缺憾，但是执政党还是没有最终放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反而继续“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政府的归政府，民间的归民间。政府必须放弃全能政府的治理理念，回到公共权力本身，回到公共事务本身。执政党应该摒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急功近利的短视策略，开放党禁、报禁，开放公众参与政治的管道，放弃对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并最终完成宪政体制的确立。否则，党政部门仍然会利用公权力把持大部分资源，大肆寻租、与民争利，使大陆的市场经济成为一潭被权力搅浑的脏水，并最终使经济发展裹足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