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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今年9月份发布的有关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显示，近一年来，在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了企业缺工较为明显的现象。珠三角地区有近200万人的缺口，缺工比率约为10％。浙江温州等用工较多城市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招工难问题。部分地区逐步加剧的企业缺工矛盾已经对当地及周边地区的同行业生产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些企业为了自身生存到其他企业或周边地区“挖工”，从而使缺工问题迅速扩散，造成局部地区缺工矛盾激化。一些企业因缺工导致生产规模下降，对送上门的订单也不敢接受。这个问题迄今尚未缓解。
初闻此讯令人大惑不解。这不仅因为我们原来认定的农村过剩劳动力在未来几十年里应是无限供给的判断发生了动摇，而且，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这一现象也不应该出现：1999－2002年，中国农村就业人数一直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50％左右，2003年末第一产业就业人员达3．65亿人，占全国城乡就业人员的49．1％，几千万甚至上亿劳动力实际处于就业不充分或是过剩状态。按照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城乡存在收入差距的条件下，只要没有其他障碍，农村劳动力应该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悬殊，户籍制度也不再构成劳动力流动的人为壁垒，加之城市既需要招工，农村剩余劳动力又处在急需寻找出路的状态中，二者本该一拍即合，为什么会出现招工难现象？
美国另一位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的观点也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与刘易斯的观点不同，托达罗认为，一个农村劳动者决定他是否迁入城市的决策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失业状况。在失业比较严重，找到工作概率比较小的情况下，他流向城市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因此可能就不会去城市找工作。可我们目前遇到的问题是：城市不仅有就业机会，而且出现了“招工难”，那农民为什么不来？
其实这种反常现象的出现仔细分析起来又不难理解：
首先，这是农民工对长期以来工资过低的正常反应。
这些缺工严重的主要是从事“三来一补”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如制鞋、玩具制造、电子装配、服装加工、塑料制品加工等行业，其中部分台资企业和中小型私营企业缺工更为严重。这些行业是依托中国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自改革开放伊始，就大量地吸收农村的廉价劳动力，长期以来工资低，待遇差，劳动条件恶劣，工作时间过长。因为这些行业的产品竞争激烈，压低劳动力成本是其增强竞争力、谋取利润的主要手段。所以用工短缺矛盾远非一日酿成。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调查也显示工资待遇长期低水平徘徊等是造成局部地区“民工荒”的主要原因。调查表明，珠三角地区12年来月工资只提高了68元。佛山不少企业外来工月工资在10年前就已达到600元－1000元，但目前仍维持这个水平。广东、福建等省实际工资水平甚至有所下降。目前广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比江苏低160多元。这一点工资维持自身用度外所剩无几，甚至干脆连维持劳动力自身再生产的成本都不够，所以农民“用脚投票”根本没有什么可令人不解的。另外，用工不规范、劳工权益受侵害也是局部地区产生用工短缺的重要因素，要知道，忍受歧视、外出务工带来的吃苦受累、拖欠工资、生活不便、心理压力等等，这些都构成农民工外出的成本，如果外出务工收入长期不能弥补这些成本，民工自然会选择离去。
其次，政府政策的调整和物价的反弹也是这一现象出现的促成因素。
自从1998年粮食产量达到创记录的5．12亿吨以后，1999年开始连续5年减产，这促使政府从2003年开始加大了对农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减免农业税、增加粮食直补，加上粮食短缺造成的粮价上升，对农民都是实质性的利好。另一方面，中国的粮食价格2003年大幅上涨，2004年上半年同比上涨了26．7％，如果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名义工资不变实际生活水平就会下降，而留在农村种地，收入却会增加。这种种变化都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在某种意义上至少是暂时缩小了，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加大，外出打工和留在家乡种地的成本与收益发生了变化。而用惯了低廉劳动力的厂商并未随之调整用工工资，农民的理性选择自然就是留在家乡种地，当大量农民工都这么做时，民工短缺现象自然就发生了。
既然出现了用工短缺，为什么工资不上涨？劳动力短缺带来的直接反应应该是工资的上涨，只要工资上涨，在中国劳动力供给几乎无限的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在的问题是，工资为什么不上涨？从各种媒体报导中可见，虽然民工工资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但并没有上升到能够吸引到足够的民工的水平，因而也就不能有效地缓解用工短缺。
工资为什么不能涨到位？细究起来，恐怕与厂商所受多种力量的制约有关。从微观上说，目前出现用工短缺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这些以使用劳动力为主的产业，工资上调无疑会加大企业的成本，削弱原有的竞争优势，甚至丧失市场。从宏观上说，这可能会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外资投向的战略转移。
东南沿海出现的用工短缺现象，是全球制造业布局调整和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中国20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广阔的国内市场是最主要的两大优势。如果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超过了一定界限，很可能会迫使一些工资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企业退出该地区，引起外资进行战略投向的调整。这种调整既可能是在中国国内进行梯度转移，将投资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中西部地区“移船就岸”，也可能将投资和生产基地转移到劳动力要素更为低廉的国家去，甚至国内的一些厂商也会这样做。
笔者认为，这两种前景都不是什么坏事。吸引资本转向中西部地区正是政府一贯的政策导向，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事。而一些低端加工业的外流，迟早是要发生的，中国产品在国外屡屡被“反倾销”，尤其在西班牙发生的当地人焚烧温州鞋的事件，已经对中国长期利用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的模式提出了警告。一个国家拥有某种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会是永恒的，“民工荒”的出现很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信号。随着经济的成长，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逐渐上涨，这是各国都曾经历过的过程。中国也概莫能外。
“民工荒”的信号在笔者看来是一件大好事。这首先是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维护，本来在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下，这种情况是很难出现的。这说明持续20年的“民工潮”可能到了一个拐点：劳动力供求力量对比的变化，有可能使原来一直由农民承担的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本现在会转移到厂商身上。当然，目前这种局部性的劳动力短缺很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它揭示了这种趋势和原理。这是市场力量的结果，与人为干预出现的结果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含义。
其次，中国目前在经济增长方面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消费不足而投资过旺，“民工荒”如能带来工资上涨将有利于缓解这一问题。消费之所以增长缓慢毫无疑问是与分配密切相关的，全社会8千万—1亿劳动力的民工大军，是低收入阶层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如果他们的收入能够上升，就意味着国内市场将同步扩张，因为低收入阶层具有边际消费倾向强的特点，他们的收入增加会有力地拉动商品的销售。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抑制投资的扩张。此举具有“一石二鸟”的效用。
再次，这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收入再分配的调整，这种有利于弱势群体的调整，有助于整个社会分享市场经济改革带来的成果，会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尽管任何国家的进步都需要一定的社会阶层作出牺牲，但让一个阶层持续地承担这种成本是有失公正的。而“民工荒”的出现，正好可以借助于市场之手，完成民工与厂商的新一轮博弈，改善民工这一庞大社会群体的工作生存环境，改变由弱势群体主要承担改革成本的状况。
低收入对于中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国内市场难以扩张，低收入阶层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繁荣，迫使中国走依赖外贸拉动经济的发展道路，致使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却拥有畸高的外贸依存度；另一方面贻人口实，被攻击为“中国威胁”、造成他国产业“空洞化”，并屡屡遭致国外市场的反倾销，大量商品痛失好不容易开拓出来的市场。如果这次“民工荒”真能成为一个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开端，那将意味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提升，意味着城乡差距有望缩小，意味着困扰我们的很多问题都可以得到缓解。此次用工短缺的现象，是市场对产业结构的自然调整，也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方向，因此政府毋须对此进行干预。（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