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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新京报》报道，从12月11日起，北京市涉及90多个分支的九大敏感服务领域金融、信息、旅游、医药、教育、零售、汽车、物流、环境，将结束WTO的过渡期，在不同程度上允许外资进入。
对现有国内企业，尤其是那些依靠行政权力获得垄断地位的企业来说，开放后的日子将会变得艰难一些。
但市场竞争永远是消费者的朋友。这些行业对外资开放，将使其竞争趋于激烈，从而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不过，政府每一次履行WTO承诺、对外商开放某些领域，总会让人们联想到一个老问题：它们是否也同时对国内的个人和民企开放？人们之所以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对民企开放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对外商开放的步伐。
其实，没有人能够证明，民企的产品和服务就一定优于国企或外企。对消费者来说，最大的福利就是竞争性市场本身。而要使一个市场始终保持竞争性，就需要确保市场始终是开放的。只要市场是开放的，一个自认为有好点子、新技术和效率更高管理模式的企业家，就可以比较自由地进入现有的市场，或者开辟新市场。政府的正当职能就是把守住市场的大门，不让它关上，并且维护市场内的竞争秩序。
然而，在一些领域中，事实并不让人满意。比如，企业被分出三六九等，同一个领域，国企有权垄断，根据加入WTO的承诺，外商现在也可以进入，但就是不让私人企业进入。这种区别对待不同企业的做法，既有悖于WTO的原则，也有悖于政府管理社会的基本原则。
WTO的实质是要平等地、公平地对待外国企业。既然是平等原则，当然就应适用于一切个人和企业。否则，就会出现一种悖谬：原则上所有企业一律平等，但事实上外企比内资民企更平等。
针对国企、外企、民企分别制定不同政策，也违背了政府管理社会事务的基本原则：平等地对待每个人和企业。政府可以对市场进行某种程度的管制，设定一些准入条件，以确保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比如，你可以说，自有资本少于10亿不得开展金融业务；但你不能说，民企不得从事金融业务。前一种管制，政府可以解释说，这是为了公共利益，且平等地适用于每一个人；而后一种管制则容易让人以为，政府与某些特殊利益群体联手歧视另一些群体。
同时，在建设法治政府的时代，政府对市场的管制活动，也必须合乎法治原则。
民众作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公民，应当拥有创办各种企业和事业的自由，尝试各种新产品、新服务的自由，通过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由等。这样的自由，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至关重要。因此，政府对这种自由进行限制时，必须非常审慎。而按照《行政许可法》的要求，政府要限制民众的创业自由和市场进入自由，必须有充分的公共利益上的理由。同时，也应当允许民众通过某种程序、尤其是司法程序，对限制市场进入、管制市场的法律或政策本身提出异议，也即让他们有渠道维护自己的创业自由。
